李新：新中国成立前夕，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谈到，“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

他又说：“现在不是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吗？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共产党，而且有各党派；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共产党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听了这番话，我才明白他详细询问党务工作的原因。不过我仍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考虑党务经费自给的问题。因此，我又问他：“党务经费为什么一定要自给呢？将来新政府成立，对各党派也给点经费不就行了吗？”他笑了笑，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给他们多少？给共产党多少？谁来决定？而且，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并没有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名培国，号二南，湖南湘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者之一。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五大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之一。之后因病在陕北、北京、苏联等地调养，1950年因脑溢血病逝。

与任弼时的三日长谈

自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和领导、和下级、和左右同志，不知有过多少次谈话，但连续三天作竟日长谈，却只有一次。那就是1948年夏天和任弼时同志的谈话，因此毕生难忘。

大约是1948年的8月末，我在永年接到党中央的来电，要我立即赶赴西柏坡。到时知道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要立即组成华北局青委。刘澜涛代表华北局接见了我们几个人，许世平、康濯、李梦华、杨泽江、蒋毅和我，说明华北局青委即由我们组成，暂由我和许世平负责。接着，就接到通知要我到任弼时那里去谈话。那天我去得早，一则因为我对弼时同志很尊敬；再则我知道他在国外待过，很守时，果然弼时同志已经在等着我了。

我们寒暄几句之后，立刻进入正题。说是正题，其实还是很随便的。他随意（恐怕也事先经过考虑）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尽我所知，一一回答。问答中常常又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这样自由自在地谈，毫无拘束。谈累了休息片刻，接着再谈。午饭就在他那里吃，稍事休息，接着一直谈到傍晚，才让我离开，如是谈了整整三天才告结束。当时仅我两人，既没秘书参加，也没人在旁记录。案子上放着他的一个小本子，只在他认为很必要时才在上面记上几笔。现在档案馆保存下来的记录本就是他当时那个小本子，那上面只有一些零星的数目字和并不连续的几句话，人们看了是无法了解其含义的。

80年代后期，中央文献研究室询问我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当即在电话里作了简单的回答。后来又寄来复印的小本子上的记录，希望我把那次谈话，根据记录作引子，详细地用文字写出来。但我随后因病住院，出院后又继续休养，一直拖延至今，仍未完成这项任务。

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要详细地把当时谈的话都记起来已不可能。可是那次谈话在我印象中是那样的深刻。弼时同志当时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如在眼前，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基本上牢记在心，不会遗忘，现在写出来，自信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记得他一见面就问我：“你不是邯郸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吗？”我说是。他又问：“那怎么又去做了永年县委书记呢？”我答：“那是中央局的决定，当然也是我自愿去的。”他笑了笑说，那也好。于是又问我：“你对邯郸的情况熟悉吗？”我说：“邯郸的情况知道一些，永年的情况比较熟悉。”

因为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我们便从赵国谈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谈到蔺相如完璧归赵，蔺相如与廉颇的关系—由回车相避，到负荆请罪而重归于好。他问道：“胡服骑射好吗？”我说：“那怎么不好？我们解放军穿的衣服也不是大汉衣冠了。我们用枪炮不也是学的外国吗？如果只用大刀长矛怎么能打败日本、打败蒋介石？就是小米加步枪也很不够呀。”他又问：“邯郸真有个回车巷吗？”我说：“是的，真有那么个巷，不过，不一定是真的。我去看过那个地方，如果真是那里，蔺相如的车子恐怕也回不过去。我们中国人就好古，甚至于“造古＇，西安不是还有个王宝钏的寒窑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大笑起时我不在，我那时刚从豫东杞县回到峰峰矿区—邯郸中央局搬到了那里—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任弼时同志忙问：“杞县，什么地方？是杞人忧天那个地方吗？你在那里干什么？”我答：“就是杞人忧天那个杞国，现在叫杞县，我在那里当县委书记。”他笑着又问：“那里的人果真胆小，怕天塌下来吗？”我说：“恰恰相反，那里的人很勇敢，当兵的很多。在十年内战时期，尽管白色恐怖严重，那里的党组织也没有垮。吴芝圃就是杞县人，他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还曾打开杞县城坐过三天大堂呢。抗战时期，杞人参加新四军的不少，那里人只认新四军不认八路军，我一到那里就由八路军变成新四军了。日本一投降，我们打开了杞县城，我也算坐过了大堂。后来根据《双十协定》撤退，也和吴芝圃一样，被“赶走”了。”说罢，又都笑了起来。我们从杞县谈到永年，也是从古到今。任问：“有个“脱颖而出”的毛遂，埋在永年，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可惜毛遂墓已淹在永年洼的水底了。”他又问起临洺关，问李世民和窦建德作战的地方是否还有遗迹。我曾到过洺关西面山上李世民驻兵的地方考察过，我把考察的印象告诉他：“从西面山上进攻洺关，居高临下，颇占地利。至于用水淹洺关，按现在的水流量，不可能达到史书上所载那样大的效果。也许隋唐时代的河水，要比现在浩荡得多。”

我们又说到太平天国北伐军从山西东下河北，经临洺关北上，想直捣北京。任弼时同志说，那样孤军深入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像洪秀全那样的农民领袖到南京后即已斗志消磨，怎么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起来的反动统治呢？他沉吟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要克服农民意识，克服那些落后的东西。”听了这些话，我是从心底佩服，我想，他那篇《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写得多么好啊！那些深刻的思想不正是针对着农民的落后意识而来的吗？这些我并没说出来，只是深思而已，因此我们彼此沉默了一段时间。

接着，他开始详细地询问围困永年和土地改革的情况，我尽可能详细地给予解答。说到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央局冶陶会议时，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冀南区党委和三地委提出了批评意见。听我说时，他听得极为认真，有时似乎首肯，但没有说话。最后他问我：“那么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说，“地富路线的帽子，没有给我戴上，但并没有澄清是非。现在，正在动员干部南下，如果许多思想问题、政策问题不搞清楚，对今后革命的发展是会有影响的。”他听后，沉思不语，没有再提问，恰好到了吃饭时间。吃饭时，我们都没有说话，不像前两次那样有说有笑。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