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 ：宋以敏和《刘英谈党史》

      

我们从2003年和宋以敏老师相识，转眼已经17年了。她为人谦和，比我们年长20岁，却一向对我们平等相待，当作推心置腹的朋友。

许多人说到她，首先想到她是何方的夫人。其实，她本人是一位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在这个领域颇受同行的敬重。我曾读过她撰写的长文《胡耀邦在国际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其治学功底之深厚，可见一斑。

她与何方的关系，也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夫唱妇随。何方晚年的学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宋以敏的帮助。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无论思想的交流，信息的搜集，资料的处理，实际上都离不开互联网。对于生于1922年的何方来说，从头学习使用电脑相当困难。而宋以敏却是同龄人使用电脑的先行者。她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有良好的英语底子。1948年参加革命时，已经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对于西文键盘，她本来就不陌生。九十年代到美国当访问学者，那边已经先一步实行办公自动化，她也很快掌握电脑信息处理。所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年近古稀的她，很自然进入最早的一批网民行列。这就让何方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信息来源的广泛和时效上，领先于不会上网的同代老干部。何方晚年身体不好，宋以敏又以她的学术眼光和敬业精神，积数年之功，帮助进入衰年的何方完成宿愿，最后写完他有关中国外交问题的思考的著述，并在何方去世后操持出版。可以说，没有宋以敏，何方晚年的思想光彩就难以完整地现诸文字。

宋以敏老师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应当单独讲一讲，这就是整理刘英的口述录音。

刘英生前被誉为中共党史的“活辞典”，这是她的特殊经历决定的。她1925年即参加中共，1935年和张闻天结婚。2002年以97岁高龄逝世，在同代革命家中堪称长寿。她是中共一段历史中枢的亲历者和目击者。因为年轻时受过特殊训练，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惊人的记忆力。2005年是刘英百年诞辰，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刘英自述》，其中的史料颇受中共党史研究界重视。其实，刘英晚年谈党史，还有更多、更生动、更鲜活的内容。从刘英搬到南沙沟居住的1970年代末，到2002年刘英去世，何方和她交往达百次以上。1999年何方决定改行研究党史，专门采访刘英也有二十次以上，有几次并存有录音。有些事，刘英和张闻天都没谈过，对何方这个她认为可以无话不谈的老熟人，出于信任，却可一一讲述。

刘英谈党史的珍贵，我在阅读何方《党史笔记》时就有感受。我几次与何方谈起，是否应当整理出来。但何方一心写作，根本不考虑整理录音这类杂事。这件事是由宋以敏老师主动开始做起来的。其实，这时宋老师也年近八旬。但如果她不整理，这些珍贵的史料可能就会永远湮没。宋老师投入了大量精力，把《刘英谈党史》整理成文，并由何方写了一篇《刘英谈党史》前言。《刘英谈党史》的正文虽然只有七万多字，但基本都是“干货”，其信息量之大，还原历史情境之真切，远非一般的历史著作可比。因为宋以敏老师从1953年去驻苏使馆工作时起就与刘英相识，在刘英去世前交往也比较多，又有较高的文字水平，所以她的整理稿不但忠实于刘英的原意，而且生动地传达了刘英的语气，可谓传神。

《刘英谈党史》的内容，曾在《炎黄春秋》选登四次。后三次由我经手。我知道宋老师的特殊作用，所以力主署名何方采访，宋以敏整理。这些文字一经面世，很快得到行家的激赏。后来，宋以敏老师和城市大学出版社联系出何方《党史笔记》增订版，将《刘英谈党史》再加修订、补充，印成专册，与《党史笔记》一起发行。这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来源： 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