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洋冒进”（“洋跃进”）考（三）

三、“洋冒进”是个政治问题

（之二）中，我分析说，对于1977年-1978年的引进，无法分出一个“重要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其实，当年开解决华国锋问题的九次政治局会议时，一直到第七次会议，对华的“经济问题”也没当多大点事，更不要说分清责任的问题。

第七次会议，1980年11月19日召开，耀邦就华的错误作了长篇发言，讲了6条，收录在“三中全会以来”等公开文献中。第六条，耀邦是这样讲的：

我附带讲一下，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当时比较正确的是陈云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是，在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帐算在国锋同志身上，当然，国锋同志自己要负重大的责任。如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要写，在那个高指标的问题上，当时中央的同志是有责任的。

耀邦这篇讲话，对华的错误予以逐条列出，应该是代表中央的意见。他对华的“经济问题”，用“附带讲一下”的语言，是根本不觉得这是什么事；但是，有人提了，不讲不行。

在会场的紫阳和小平，也与耀邦的看法一样。紫阳说：

这个意见我赞成。另外，这一段将来怎么讲，我总觉得还是谨慎一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就我的看法，一个是我们经济工作上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么一些搞法，这个指导思想，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虽然中间经过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调整，在一九六四年以后的三线建设中间，也有这个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都是这么一个思想。我们多年没有总结，还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和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么一个经济建设的方针。另外，还要看到，为什么一九七八年出这么多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国家由过去长期闭关自守转上了一个利用有利国家条件，还有一个没有经验的问题，就是说搞多了，不知道这个家伙厉害。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部门，有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总的来讲，这一段怎么样说法，恐怕还要斟酌一下。我认为，多年来，“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没有很好地清理，没有总结；另外，又碰上一九七八年的务虚会议，解放思想，有利的国际条件，纠正多年闭关自守的做法。这当中，就出了这么一点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将来讲的时候恐怕要分析一下。

紫阳的讲话，有点啰嗦。政治家讲话一啰嗦，基本是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不好直接表达但还要说明自己的观点。对华的问题，他比耀邦看得还轻，他认为，“这么一点问题”，要在“会议通报”或者“历史决议”中提到，结论写起来不易。实际是啰嗦地表达了意见：可以不写。

小平则一锤定音，还是要写：

讲四个字，就是总结经验。因为有好多基本方针，比如说开放政策，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还要继续；外资利用，我们还要继续，我们不利用是蠢事。总结经验，从这个角度来写。

这倒是表扬了华主政时期的“基本方针”。一方面表扬，另一方面还要“总结经验”，还要给华一个“重要责任”，岂不是扞格？这是政治的需要，是权力转移的需要。

对华在1977-1978年引进的非议，在陈云复出之后。1979年3月4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毛遂自荐，陈为主任，李为副主任，委员12人。陈说：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62岁、大一点的70岁以上，我今年75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

3月25日，陈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经济“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这些老人，是计划经济的老班底，讲究的是有计划、按比例；讲究的是综合平衡，成功的经验就是“调整”。而华主持的改革，邓总结为“开放政策”、“解放思想”、“利用外资”，其核心就是冲破计划经济模式。于是，在观念上，陈和华就有了分歧。另外，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陈、李两主任的职责，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那意味着，华这个总理没啥事可干了。

据邓力群回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陈认为，这八个字，“调整”是中心，是关键。华认为，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再说是中心了。在总结讲话中，华只讲了调整是关键。显然，华对此是消极的。

中央工作会议后，各路诸侯对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想不通的，提出质疑：第一，指导思想比起1978日年9月至11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倒退；第二，对外开放，在全国已势不可挡，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而不是指针向后拨。

但陈云坚持。1979年9月18日，他在听取财经委员会关于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时，再一次重申：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

但是，小平认为，与发展相比，调整并不那么重要。所以，在陈讲话一个月后，10月4日，他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讲话中，对经济工作讲了五条意见，对陈及其财经委员提出委婉批评。不仅如此，他也并不觉得陈就是正确的，所以，他在讲话中说：

总之，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次会议要充份地把矛盾提出来。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论出来的。这次会议放开把问题提出来，然后由中央，特别是财经委员会，再来梳辫子，得出比较好的办法。只能说比较好，要说完全正确，我看辨不到。万应灵药我们不可能找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辩论的结果是什么？1979年陈云主持的财经委，似乎没有下马什么引进项目。当年的引进项目中，小平主持引进的宝钢，是最大的。这个项目不下马，怎么能够让其他许多项目都停建、缓建？应该说，陈云和财经委似乎调整的作为不大。

1980年3月17日，中央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由紫阳主持。”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赵协助华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这是华开始退出权力中心的重要信号。

即使如此，对华主政时期的引进项目，虽然一直有各种非议，但是，一直到9月赵接任总理，也并没下马、追责。

1980年11月10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议，华的问题被揭开。有人提议检讨他的“经济问题”。上文我说过，直到11月19日第七次会议，仍不觉得华“经济问题”是个大问题。

不过，既然有人认为华有“经济问题”需要清算，胡和赵也拦不住。国务院方面就要提供华在引进项目过程中的错误为证据，以证明他的确“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致使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下马华主政那两年所引进的项目。

1980年11月15日，国务院向计划会议提交《关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经济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文件，决定：“所有在建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要逐个重新审查，下决心砍掉一批。二十二个进口大项目，必须从经济的全局着眼进行抉择。上海宝钢只搞一期工程，近期内不搞二期。进口的四套三十万吨乙烯装置，只搞一套。德兴铜基地、四套三十万吨大化肥等项目，推迟建设进度。”

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

这些引进项目都被认为是华“洋冒进”的产物，它们一起下马，便强烈地凸显了“洋冒进”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华的重大责任；反之，如果没有这一决策，如果包括宝钢工程在内的绝大多数引进项目仍在照常建设，人们就很难把“洋冒进”的损失和责任当成大事。

11月18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指出现在提出的调整方案,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考虑动一些大手术：“停缓建项目，特别是二十二项引进项目停缓建工程，只安排了进口设备接运、保管设施所需的投资，将有大量设备（进口设备约有四十万吨,值二十六亿美元）积压起来,大量的施工队伍要窝工。”“凡正在谈判但尚未签订合同的成套设备（包括属于二十二个引进项目、协力基金项目以及其他各种引进项目的某些装置或配套项目），不再签订；个别非引进不可的，有关部门要提交综合部门平衡后报请国务院审批。”

这个汇报，让紫阳都感到惊讶：“五届人大到现在，考虑年度计划变动太大。两三个月变化太大，今天一听又变了。”

1981年6月底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华退出最高领导职务。原来下马的“洋冒进”项目，又陆续开始上马。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一个月，8月1日，上海宝钢上马开工；9月，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恢复建设。在此前后，新疆大化肥装置工程，北京东方化工厂，山西30万吨合成氨和南京、上海两套乙烯等项目等等，一个一个陆续恢复建设。

（之二）结尾时，我借用了当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标题，说，与“速度问题”相关的“洋冒进”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