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洋冒进”（“洋跃进”）考（二）

二、“洋冒进”（洋跃进）责任问题

“之一”中，我提到了1980年中央解决华国锋问题的九次“会议通报”：“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中，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以当年华“三位一体”的最高职务来说，这么说似乎也没啥毛病，他是最高领导人嘛。

不过，通报也说了“主要是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让华“一个人负责”。那就是说“经验不足的问题”不是华一个人的，那还有谁？

汉文语境词汇丰富，有“重要责任”还有“主要责任”还有“次要责任”。尽管词汇这么丰富，真要在这场所谓的“洋冒进”引进中对“经验不足”的人排出个责任座次，这个，还真有点难。我这里只是根据对史料的理解，分分试试。

第一个应该承担“经验不足”的人，是个群体，就是当时的全国人民。邓小平说，我们从1957年以来，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二十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压抑太久了。华粉碎了“四人帮”，很多人都说是“第二次解放”；华又接续着历史上“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那时，全国都是“强国”梦啊，民心空前凝聚啊。有歌为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有全国对“二十年后再相会”的热望为证：

1978年2—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34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个会议通过了跟“洋冒进”（“洋跃进”）相关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和一九七八年计划（《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没有公布和下达)。

《人民日报》以《奔向二〇〇〇》为题报道。报道说，代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全世界报刊、通讯社对我国五届人大的报道和评论，最突出的主题也是一句话：“中国决心实现四个现代化”；最突出展现民心的一句话，是一位“铁汉”代表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等不行，小干也不行，必须拼命干。”

民心如此啊。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提起“奔向二〇〇〇”这个话题，现在也会有点激动不已。

第二个“经验不足”的人，也是个群体，是当时中央“集体领导”。“集体领导”这个词，当年似乎没有。不过，在“洋冒进”或者“洋跃进”计划的制定上，已经复出的领导，基本上是“集体”地同意的。还是拿场景来说话：

场景一：

1977年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本来这个报告的引进总额是65亿美元。会后，国家计委修订引进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

邓：引进还可以再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可以。

李：这个方案搞下来，可能不是65美元，可能是80亿美元，大体1982年完成。建议中央原则批准这个方案。

叶：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原则批准，开始谈判，抓紧时间。

华：引进100亿美元也可以，但要多快好省。

场景二：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

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邓：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

李：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邓这里讲800亿美元，中间还有个500亿的过渡。6月22日，他跟计委有关人士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

“之一”中我提到，邓说，“洋跃进”这词不要再提了。说起来，《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与邓关系也比较密切。

“纲要”底盘是1975年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这是被历史称道的“1975年整顿”邓主持的计划，只不过“纲要”定稿的时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纲要”也成了“修正主义文件”。

1977年，在复盘这个“纲要”时，这个文件又成为“社会主义文件”了。在此基础上，指标有些增加，并为完成指标后来配套了《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通称《八年引进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邓毕竟有个100～500～800亿美元的过渡嘛。他说不要提“洋跃进”了，我也可以理解为他对“经验不足”承担了一份责任。

说起“洋冒进”（“洋跃进”）的责任，对照我上面提到那两个场景，斯时斯境，“集体领导”的心态，同“经验不足”的全国人民心态一样没啥区别，都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跟《祝酒歌》的旋律是一致的。

“会议通报”说，华要负“重要责任”。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则说：这些年，也就是1976年到1981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特别是邓。他说，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邓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

你看，这厢是华负有“重要责任”，那厢邓是“重要决策人”。所以，能不能在“集体领导”中分出个“重要责任”、“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我上文说的，有点难，是有道理的。

当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借用一下，与“速度问题”相关的“洋冒进”问题，后来也是个“政治问题”，这是坐实华负“重要责任”的结。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之三”分解。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