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原 纪彭罗： 罗瑞卿大将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

罗瑞卿，这位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开国大将，曾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多次陪同毛泽东出巡，后担任总参谋长，却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从那一天起，文革开始进入倒计时。罗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动荡中沉浮不定，感受人间的冷暖炎凉、悲欢离合。

一个家庭的苦难也是一个民族的苦难。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找到了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原。罗原，罗瑞卿的小儿子，生于1953年，因文革中断了学业，后来在中欧国力中心获得MBA学位，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现任该公司董事长。

6月30日下午，罗原在北京宽街附近一处四合院里接受本刊专访。他的书房全是中式陈设，很朴素但是很舒服，书桌略显凌乱，随意堆放着《希腊精神》和《西方哲学史》等书籍。罗原个子挺高，脸庞清瘦，和照片里的“罗长子”真有几分相似，他一见面就笑着说：“父亲风光的时候，我还小，我知道的都是倒霉的故事。”

林彪：罗瑞卿是谁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打倒以后，毛泽东起用林彪做国防部长，林彪提名我父亲做总参谋长。按理说，我父亲应该是林彪的人，但他政治敏感一向比较低。在他眼里，只要忠于毛主席就行了。

这也是我们家庭教育的缩影，父亲的经历很简单，所以我们家的教育也很单纯，是非常正统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觉得世界是非黑即白的，而现实的复杂都是我们在社会上慢慢学到的。

从我父亲的政治生涯看，他早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大革命失败后，他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所在部队就被张发奎缴械，打散了。后来从上海坐船到福建，加入张鼎丞的闽西纵队。等到红四军打福建的时候，毛委员把他带走了，之后就一直在军队，跟随毛主席。

从1959年到1964年，是我父亲在政治上的上升期。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后来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9月，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如果说他在政治上感觉到有什么问题，那应该是到了1963-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时候。大比武刚开始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贺龙、叶剑英都很支持，主要的领导人都分期分批地去看大比武。全军兴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国各大报纸都宣传，非常热闹。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一次去看夜间军事演习，心里非常高兴。我记得当时还发了一袋食品，里边有一根香肠、一个鸡蛋、一个面包，还有一段酸黄瓜。在60年代，能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感觉太美了，就跟过节似的。

没想到，大比武引起了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的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人长期生病，忽然有一个有关军队的大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有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本来是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但这一做法却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早在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队“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是很不满意的。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再次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父亲对此很有一些看法,他曾经说：“不要搞空头政治”，“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大比武之后，林彪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二心，不禁问出“罗瑞卿是谁的人？”其实，大比武是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时搞起来的，父亲是执行者。林彪反对大比武，这就必须要说到林彪、贺龙和我父亲之间微妙的关系上了。

一仆二主：父亲被夹在林彪与贺龙之间

父亲一直是林彪的直接下属，按说应该属于林彪的人。当时因为林彪身体不好，中央就叫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我父亲是军委秘书长，自然和贺龙接触多起来，有什么工作也主要是找贺龙商量。其实，贺龙和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山头”上的人，也没有共过事，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脾气秉性比较近，私交也挺好，两家就逐渐走得比较近了。

贺龙是个很有情趣的人，喜欢钓鱼、打鸟，哪有什么好吃的就去吃，哪有好玩的就去玩。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贺龙。见到他，他会大声叫我：“儿子，过来抱抱！”然后把一点好吃的分给我。在贺龙家，你就是在地上打滚都没事。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贺龙。

大比武之后，林彪的反应使父亲逐渐感觉到压力，他也想办法找机会弥补与林彪之间的裂痕。有一次，父亲去看林彪，林彪批评他“封锁我，不来我这里！”还有一次，叶群对父亲说：“以后你来找101(指林彪)，不要先打电话。你一打电话101就紧张、出汗，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情。你不如直接来汇报比较好。”后来父亲就这样做了。没想到不久又传出话来：“罗瑞卿不打电话就来，这是要想林彪早死。林是病人，不打电话直接就来，他很紧张。”这样，在处理和林彪的关系上，父亲很为难。

那时候林彪也有意想拉着我父亲。有时候叶群会邀请郝治平(罗瑞卿的妻子)去家里，送一些剪花，或索要我家孩子的照片。去林家的时候，叶群曾对妈妈说：“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就硬碰硬的，我们做女人的要能在中间缓和一下就好了。”我母亲更是一个简单的人，她不理解一个国防部长和一个总参谋长在一起，女人掺乎啥呢？我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叶群来找她，说101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带着你们去玩。我想这话就是特指贺龙的。叶群还说：“101不能出门，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内向。你家的孩子多活泼，能不能带你家的孩子来玩。”后来父亲带我去林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记得父亲带我去看林彪，就和去贺龙家完全不同。去之前就非常紧张，提前叮嘱我：“林伯伯是个病人，去了以后不要吵。”最后还嘱咐我“到那，见到林伯伯叫一下就可以出去了”、“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吵闹”。我想那时候父亲已经感觉到了压力，要不然他见林彪不会这么紧张。

那次去见林彪，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们去的是他在北戴河的寓所。一进门就感觉到一种压力，屋里所有的窗帘都是拉着的，光线很昏暗。由于事先千叮咛万嘱咐，我很紧张。父亲带着我走进林彪的房间，我已经记不得房间里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林彪坐在那里，脸色非常白，他看了我一眼，我抓着父亲的手，叫了一声“林伯伯”就出去了。

蒙冤跳楼，“自绝于人民”？

父亲在林彪和贺龙之间，虽然有点难受，但是从没意识到会出这么大问题。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为什么要在文革前打倒罗瑞卿？这个事情现在说法很多。我觉得，文革前，在元帅里毛泽东能用的只有林彪，由于7000人大会上林彪的表现，当时毛泽东最信任林彪。其他元帅，朱德已经高高挂起，彭德怀已经被打倒了，刘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陈毅是新四军的，罗荣桓去世得早，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而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军队里的威望也赶不上他。林彪是一方面军的，在元帅里最年轻，排名紧随朱、彭。所以数来数去，毛泽东只剩林彪可用，也只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

在父亲这个位置上，被上级批评是常事，他不觉得主席、元帅们批评他有什么问题。可12月会议却很不寻常。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10个小时的发言，讲得有声有色：“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罗瑞卿与夫人郝治平

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事先父亲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他到昆明那一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父亲却蒙在鼓里，对12月会议的缺席批判，全然不知。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当时会议给父亲列了三大“罪状”：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12月会议后，气氛明显有了变化。当时，我们家正修房子，父母住在钓鱼台，孩子们因为就近上学则住在景山附近的招待所。父亲从上海开完会回来，就不能回钓鱼台了，直接住到了新六所，他也不大爱讲话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遭到隔离审查。

到1966年3月，对父亲的批判升级了。逐渐给父亲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父亲跳楼自杀，把腿摔断了，然后送到北京医院治疗。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父亲被隔离审查，申辩无门，倍感屈辱。他不愿背着“反党、反毛主席”的恶名苟活于世，为明心迹，他在夜里从关押自己的三层楼上愤而跳下，准备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学校组织学生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十天，住在厂里，就在这期间发生了父亲跳楼的事情。我从石景山回到家里，就再也没见到他，我的一支小气枪也不见了。我很喜欢这支枪，回来就找，但是找不到。家里工作人员也不告诉我，只说气枪坏了去修了。我挺郁闷的，但也没多想。现在想想，其实是对家里采取了措施，收缴家里的武器，以防不测。

之后家里的变化就比较大了。12月会议父亲遭到批判，只是免除军职，地方的职务还没有撤。可父亲自杀未遂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他跳楼之后，直到1972年以前，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只从报纸上知道父亲是个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也没有想过将来还能见到他。

抄家之后，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

1966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文革爆发了，学校也就不上课了。记得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去学校上过一节化学课，我还记得课的内容是“镁带的燃烧反应”，下课后我被2个同班同学和1个外班同学打伤，从此就不再去学校了。

文革刚开始不久，有一天，一大帮高干子弟，集体来我们家抄家，他们用皮带打我的妈妈、剪我妈妈的头发，当时我姥姥和姥爷也住在家里，也遭到了他们的殴打和侮辱。姥姥、姥爷后来被押送回老家，姥爷含恨自杀，姥姥不久也死了。这些孩子都是我和我姐姐的同学，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级别相近。这件事情对我刺激非常大，教育也很深。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和这些同学就不再来往了。

这以后，家里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照顾我们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了，我们只能自己买煤、买菜，暖气和热水也都停了，开关就在一个锁着门的操作间里。我哥哥有一次砸开玻璃，把开关打开，一下子家里就暖和了，但工作人员只要一发现，就立马关上。这是一种很无聊的做法，无非就是让你生活上难受。那时候，只要出门，胡同里的孩子就会拿石头砸你、侮辱你、向你吐口水，这都是家常便饭。你会发现非常孤立，没有任何地方能寻求保护，只能忍着，除非你自杀。

到了1967年，我们搬家到了白塔寺附近华嘉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那时，组织上一个月发给20元生活费，所以也饿不死。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钱是从父母的工资里扣除的。秘书们住在正房，妈妈和我们这些孩子挤在西厢房的3间小房里。这时，也有一些人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不会生炉子，大师傅就把一个烧好的蜂窝煤端来。做饭的时候，发面发不好，不是碱大了，就是发酸了，他就帮我们弄好。这些底层工作人员，都是暗中帮助我们，不能被秘书们看见。秘书们负责看管我们，他们自己也在被审查，对我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也要靠这些来洗刷自己。

1968年初，妈妈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兄弟姐妹纷纷离开，有工作的、有插队的。学校通知我去吉林插队，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临走的那天晚上我还想，钥匙怎么办呢？其实，担心是多余的，早晨我出门时，我们家一个秘书从外面回来。我们俩打了一个照面，一句话都没说。从此以后几年，我们家在北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9.13之后，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探望父母

从景山学校通知我到吉林插队开始，一个月20元的生活费也就没有了。不去插队就只有饿死。我离开北京时并没有多想，也对农村完全没有概念。同行的人大都是景山学校的同学，所以也没有觉得多生离死别，反正北京也没有家了。在农村生活一阵子之后，觉得插队也有插队的好处，离开了北京这个政治漩涡，可以获得一种安宁。只要好好劳动，挣足自己的口粮，不会有什么事情来麻烦你。

从1969年到1973年，我在农村插队，这个时候父亲被秘密关押在卫戍区的一个摩托连，母亲被关在秦城监狱。1971年9月下旬，我偷听苏修电台，第一次听说了“林彪坠机身亡”，不久，一个从北京探亲回来的同学告诉我，“林副主席叛逃，飞机掉下来摔死了！”我当时非常震惊，但是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件事会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

老乡们却比我乐观。记得是1972年的春天，我们知青和老乡一起在地里劳动。天上飞过一架撒农药的飞机，有个老乡就说，“这说不定是来接罗原的，现在林彪倒台了，他爸爸可能要恢复了。”

1972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里，下着大雪，生产队的治保主任来找我，当时集体户里的知青都回家探亲了，就我一个人在，他进来时拿着一封信，很紧张，叫我赶紧看看。打开信封一看，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调查函，询问我的情况，大队回复，说我“思想政治上一般，劳动和群众关系比较好”。当时治保主任很生气地骂道，“他奶奶的！要是说你思想很好，你不就能回去了么！”

到了后半年，政策开始松动，我们就经常回北京。有的人家被允许去监狱探监，我们就一起交流怎么能去探监。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没房子，回来以后就找朋友借住。生活上靠哥哥姐姐接济一些，还有就是靠偷，画月票、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大都没有革命理想，本能地追求快乐，找点乐子，去谁家听一个好的唱片、听一个手风琴高手的演奏、一起去洗个热水澡、有人请你去喝一瓶酸牛奶，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同时我们开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探望父母，要求在北京安一个家，当然也要求继续发放生活费。我们直接把信写给毛泽东，信封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收”，落款写是“罗瑞卿的子女”，这种寄信的方式有人试过，中央可以收到的。我们也很快得到了回应。一天，来了两个军人，当时我们还挺紧张，可他们态度很和蔼，告诉我“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并给我们在景山后街的大楼里分了两间房子，恢复了每月20元生活费。不久又通知我们“在家等探望父母的通知”，这时候我真觉得生活有点希望了。1973年底到1974年初，爸爸、妈妈相继恢复自由了。那时候住在招待所，一家人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了。

福州养病，皮定钧准备拉队伍上山

父亲恢复自由后，一直住在总参招待所，上面交代不能叫首长，也不叫同志。每个月发80元生活费。这段时间父亲一直在读书，看鲁迅全集，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很谨慎，基本不说什么。后来张爱萍将军介绍福建有个老中医，能治他的腿病，组织上批准他去福州治病。我那时候没有工作，就在福州照顾他。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聊得比较多。我问父亲，在暴风骤雨之前，为什么你完全没意识到危险？为什么他们这么整你，把你往死里整，你还对毛泽东死心塌地，“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

他淡淡地回答说：“你们可以批评我，这很容易。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父亲说，长征的时候，每天都有可能死去，但只要是毛主席在指挥，仗就打得好，比较顺，没被天天追着打。“你不要觉得我们都没脑子，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他活下去。”

我那时20多岁了，没工作、没学历，连户口都没有。父亲最担心的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途，他觉得对不起我们，我们则尽量化解他心中的苦闷。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钧给了我们很多照顾。虽然父亲和皮定钧以前没有共过事，但他一直很尊敬我父亲。我们家的日子刚好过一些，又赶上“批邓”和周恩来去世，政治空气又紧张起来。最紧张的时候，皮定钧告诉父亲，他准备拉着队伍上山。“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父亲是一个很矫健的人，喜欢运动。骑马、游泳、乒乓球都很在行。现在坐在轮椅上，人就很沉默了。至少在那个时候，父亲一直忧心忡忡，并没有解脱。

直到1975年建军节的时候，父亲以中央军委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军委招待会，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从那以后，他便在全国各地走了走，毕竟他在监狱里时间太久了，希望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放松一下自己。

父亲恢复名誉之后，我的政策也跟着落实了，在1975年初我当了兵。那时候，当兵就是一种落实政策，起码可以解决户口，其实我当时很不想当兵，由于文革，我觉得军人就是军管人员，就是法西斯。妈妈说要是不当兵，我连户口都没有，只有农村户口。后来找了彭绍辉副总参谋长，他批准我就近在福建军区当兵。皮定钧交代了31军政委，告诉他我的身份。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事情随时有可能变化。那个政委交代我：“有人问你的家庭情况，你只能说两点。第一你是北京的，第二你父母是国家干部，其他什么也不要说。”直到上车还反复叮嘱！

在福建当兵的时候，妈妈给我写了信，信上说了很多，“你13岁家里就出事，叫人打，叫人欺负，又到农村，现在刚刚好一些，你又得去当兵……我们很对不起你。”我很难受，给妈妈回信：“妈妈，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些年，我们苦是吃了一些，你们也吃了苦，我也吃了一些苦，但是咱们家的苦还有人补偿，还有人给平反，补发工资，还恢复待遇，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呢？饿死那么多人，有人补偿么？今后，咱们永远不要提我们家的这点苦……”我妈妈收到这封信非常感动，这封信她一直揣在身边，逢人就说“我儿子很棒，他有这个觉悟。”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提议我父亲当军委秘书长。那年父亲72岁，他说：“不能站起来，怎么当好军委秘书长？想下部队，坐在轮椅上可不成。”父亲想治腿病，当时德国在这方面技术最先进，但我们和联邦德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老帅们倒是有点担心，怕出危险，说风险太大；妈妈觉得最多是治不好，从没想到还会有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父亲坚持要去，最后邓小平支持了他的意见。1978年7月18日，在妈妈的陪同下，父亲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上午7点，父亲进手术室，到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完成，很成功。傍晚，父亲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晚上好，谢谢你。”医生替父亲把手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一直到晚上12点多，父亲的情况仍然平稳。没想到次日凌晨2点半，他突发心肌梗塞。当妈妈赶到医院时，父亲已于波恩时间8日凌晨2时40分离开了人世！

秘书眼中的罗瑞卿

王仲芳

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整整10年，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个要职，但是在“文革”前夜，他不幸蒙难，度过了10年的艰难岁月。“文革”结束之后，又是他公开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今天，曾经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老人，将向我们讲述他眼中的罗瑞卿。

1966年春节，王仲方从外地回到北京，想去看望他的老领导罗瑞卿，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看到。

王仲方 （以下简称王）：因为罗瑞卿在10年公安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毛主席批评他，有时批评得很严厉，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人揭发他，说他1951年到广州去考察工作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很奢侈，毛主席还点了他的名，他挺紧张的，因为那次是我跟他一道出去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就帮着罗瑞卿写了个检讨，毛主席看了很满意，就算过关了。所以这次我心里想，罗瑞卿这又出事了，是不是我再去帮他写写检讨吧，秘书讲你千万别来，说现在情况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没有去。

后来，王仲方回到他工作的青海省，从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得知了罗瑞卿的进一步消息。1966年3月18日，面对批判无处申辩的罗瑞卿从家中的阁楼跳下，他没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从此失去了健康的左腿。

王：上海会议以后，北京就开了个军委会批判罗瑞卿。后来就上纲，越上越高，搞得罗瑞卿就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最后罗瑞卿跳楼自杀。缎库胡同三层小楼，是两层，上面一层叫做阁楼，就是放东西的，很低，他就从阁楼的窗子里爬出来跳下来的。那个楼不算高，四五层下来的话，他早就摔死了。

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了解到，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此时，王仲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判断自己难免会受到牵连。

王：罗瑞卿问题出来以后，虽然主要是军队的问题，没有牵涉到公安。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公安，而且在他的身边工作这么久，关系又比较密切，我们有这个弊病，就是哪一个人出了事以后，就要从他祖宗三代查起，而且即使他工作很有成绩，也要肃清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跑不了了。

1949年，中央筹建公安部，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北平，让他担任公安部部长。7月，罗瑞卿走马上任，公安部每天等他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正是在这一时期，王仲方到罗瑞卿身边，当上了他的政治秘书。

王：要找个适当的人去罗瑞卿身边工作，可是大家很踌躇，因为罗瑞卿这个人办事快捷，而且要求很严，如果要是有地方有时候搞得不对，他批评是很严的，有时候一点情面都不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到他那儿去工作。拖了很久以后，文件、电报积压得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我来试一试，不合适的话，再换人。

在王仲方看来，罗瑞卿虽然以严肃闻名，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讲人情。早在延安时期，王仲方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时，就曾给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过意见。

王：罗瑞卿讲课讲了一个多月以后，征求大家意见，说同学们对我讲课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你讲得好，没意见。我就站起来，我说我有意见。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你到这里讲了一两个月的课了，从来都没看见你笑过，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大后方来的学生们有意见。罗瑞卿很动感情地说，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看不起你们，对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我是满心高兴的，可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在红军作战的时候，嘴部负伤了，嘴巴张不开，所以说我想笑，我也笑不出来，还请你们大家原谅。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王仲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罗瑞卿的认可。

王：一去的时候，我说我是你的学生，抗大三期学生。罗瑞卿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

王仲方说，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着保障安全和稳定社会的重任。

王：国民党特务想要造成首都的混乱，那时他们就在有轨电车总站长辛店纵火，几十辆电车都烧掉了。那时候电车本来就不多，所以特务想造成交通混乱，人心也就不安定了。当时类似这样的破坏活动可不少。比如说有个辅华火药厂爆炸，有个翠明庄，国共和谈的时候，中调处执行部就在那里，叶剑英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住，突然起火了。当时不是这个地方冒烟，就是那里起火，搞得挺紧张。

二

罗瑞卿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一团乱局，罗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长的任上，开展了“镇反”等运动，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机构，此外，公安部还担当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重任，秘书王仲方说：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所以才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1951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指挥公安系统在全国开展了“镇反”运动。

王：这个事情在全国发动以后，抓了一大批人，也杀了一大批人。当时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被抓起来以后，采取杀人以前贴布告的方式，说什么人犯罪了，犯的什么罪。另外，枪毙罪犯是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就是让这些留下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敢妄动，你要是再搞破坏活动，我立刻就镇压你。所以镇反运动，搞了一年多，还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

1951年5月，全国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开的破坏活动减少了，但隐蔽的特务活动日益增多。罗瑞卿指示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王：所以那时候就给广东省公安厅做了工作，加强他们的力量，就是做到炸弹不允许过韶关。

绝大多数特务活动被阻止在中国的南大门，但也有少数漏网的特务潜入北京。1954年6月，蒋介石派出外号“赛狸猫”的飞贼段云鹏，目标直指中央最高领导人。

王：段云鹏，国民党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据说他能翻墙入户，也善于打枪。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几次到北京来，我们都没抓住他。

建国后，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得知段云鹏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央领导人的消息后，罗瑞卿认为不能消极等待，要巧设圈套让他进来。1954年国庆节前，公安系统布下罗网，活捉了飞贼段云鹏。

王：抓住他以后，罗瑞卿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挺高兴地说，这个人把他抓住挺好，说是不是他轻功很好，是不是让他飞一个，我们看一看。

经过“镇反”运动，又打赢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罗瑞卿领导下的公安工作连连告捷。1956年，这是全国发生案件最少的一年，而且那一年真正是让老百姓做到了夜不闭户，晚上不关门睡觉也放心了。路不拾遗，就是拾到东西以后，不据为己有，连小学生都会将拾到的一毛钱交给交通警。所以当时那个社会治安情况确实是最好的一年。在王仲方眼里，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护卫毛泽东的安全看成重中之重。

王：毛主席如果要到北京天桥剧场去看戏，罗瑞卿不放心，都要亲自去看一看剧场周围安全保卫怎么样，包括警卫的安置。另外就是毛主席坐的椅子，他要先去试一试。毛主席如果要是出去，都是罗瑞卿亲自陪同他。每年的5月1日、10月1日，天安门要开大会，晚上还有晚会，罗瑞卿经常都在毛主席身边，所以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当然了，其他的领导人的安全，他也关心，但是他对毛主席的安全，是觉得自己特别负了一个特别的责任。

建国初期，公安部的报告按照惯例先报到政务院，毛泽东看不到公安部的报告，就专门把罗瑞卿找去提出批评。

王：毛主席批评他，说是你们烧香找错了庙门，公安工作这么重要的部门，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找我？周总理解释说，他们报告是有的，送到我这里了，我没有转给你。把罗瑞卿搞得挺紧张，所以回来以后，赶快给我们办公厅这些人讲，以后要直接给毛主席送报告。当时规定我们每一个月要写一次综合报告。

此后，公安部很快完备了直接向毛泽东本人的请示报告制度。王仲方说，那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

王：我们知道毛主席和罗瑞卿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他也很爱护罗瑞卿，罗瑞卿如果有什么毛病，别人有什么反映，他就告诉罗瑞卿，说你要注意；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就让罗瑞卿亲自到那位领导人那里去说明情况。

罗瑞卿凡事求好求快，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曾经给予提醒。

王：毛主席曾经提醒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当然他也比较注意了，但是他这个严肃是有名的。

三

1959年，罗瑞卿离开他工作了10年的公安战线。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后，王仲方也从公安部调到了青海省委工作。

王：1965年是他的事业的高峰，因为这个时期他是军委的秘书长，军委的常委，林彪又经常生病，实际上是由他来主持工作，虽然名义上是由贺龙来主持工作，但是实际上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当时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报告，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本来由林彪来做的，林彪不能出来，所以就由他来做，这个报告真是震动全国，影响也很大。可以说那个时候罗瑞卿真是“意气风发”，而且工作从各方面来讲，又都很顺利。

1965年，王仲方眼里正“意气风发”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不满。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说他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

王：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帅，不光是林彪，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

1965年11月，上海会议前9天，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工作，谈话过程也相当平和。此后，罗瑞卿按计划飞往大西南察看地形。

王：我感觉他没有感觉到好像会有什么，因为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毛主席支持他。如果他要有什么不合适了，毛泽东会提醒他。所以搞一个突然袭击，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这个突然袭击面前，他受不了了。在上海会议以前，他心里毫无准备。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是“上海紧急会议”。会前，包括刘少奇等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都不清楚会议的内容，见面的时候还互相打听。而在会议的前三天，罗瑞卿并没有到会，只是到12月11日，接周恩来的电话通知，罗瑞卿才赶到上海参加会议。当时的罗瑞卿，并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已经来临。

王：讲到上海会议，他挨整那一次，当然这个上海会议，是一个谜，究竟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开上海会议，而且把罗瑞卿拿下来。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王仲方因为健康问题正在上海治病。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到上海参加会议，王仲方到锦江饭店去见这位老朋友，因此得知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消息。但是对于王仲方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次会议与中央的其他会议有什么不同。

王：中央开会，我作为青海省委的秘书长经常出席，所以觉得一年都要开一两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仲方事后得知，上海会议与他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气氛大不相同。

这次的会议特别保密，所有的秘书、随员，都不能参与，文件本来都是由秘书来保管的，这次不要秘书保管，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局长，亲自把文件送到每个人口袋里，每个人发一个小的保险柜，放里头，不让任何人接触。所以这个会议开始以后，气氛就非常神秘。

12月11日，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接到上海，但罗瑞卿夫妇并没有踏进锦江饭店的大门，被汽车直接拉到一个小院子里软禁起来。

王：上海会议半截的时候让他来的，他在云南边境上察看地形，然后被通知来开会。在飞机上的时候，他还在处理文件，等下了飞机以后，进了住的地方，周总理和邓小平告诉他，他才大吃一惊。

很快，上海会议的内容就在党内传达了，会上集中讨论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三大问题。

王：那是上海会议完了以后，上海市委的副书记就给我传达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想象。不久，胡耀邦到了上海，我还给胡耀邦讲：这是怎么回事？胡耀邦说：不要紧，罗瑞卿现在虽然军队的职务免了，但是他的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现在还没免嘛，毛主席跟他关系那么好，不会把他怎么样。

从罗瑞卿个人的灾难开始，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在中国蔓延。1967年4月，身在青海省的王仲方已经没有办法了解罗瑞卿的消息。正如他自己的判断，作为一名老公安，罗瑞卿曾经的秘书，在那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之下，他也没有躲避的可能。

王：周总理知道我在青海管政法，就问王仲方同志现在哪里？有人说是现在已经给隔离反省了。林彪当时在场说，王仲方，我到处找他找不到，他跟罗瑞卿的关系密切，罗瑞卿的事情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刘贤权他们回到青海，就把我抓起来了。

王仲方说，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

王：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罗瑞卿怎么控制、指挥上海的公安机关，江青在上海的时候，怎么派人跟踪监视她，窃听她的电话。我说这个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你只要把这个交代了，我们立刻放你。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问了好几次，后来拍桌子说：你不交代，你就给罗瑞卿垫背吧。

5年多的牢狱生活，王仲方依靠鲁滨孙精神鼓励自己撑下去。直到有一天，凭着看守的一个举动，王仲方判断他的问题可能出现转机。

王：林彪的飞机爆炸以后，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察觉了。因为突然有一天，这个看守员把我的监房打开，把我看的书，都给收走了。过了两天，又还回来了，还回来一看，什么“老三篇”，还有什么毛主席语录，凡是林彪在上面写了字的，都撕掉了。根据我在党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到了这种地步，林彪一定出了大事，不然不会把他的语录什么的都撕掉。

四

在监狱里，王仲方每天还能读到 《青海日报》。1971年，他发现报纸上突然看不到有关林彪的任何消息，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判断：林彪出事了。王仲方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1972年，王仲方结束了6年的监禁生活。而第二年，时隔10年之后，他重新见到了罗瑞卿。

王：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他一下子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握手，半天都没说话。后来我就讲起了我的情况，说是我的老父亲，他认识，也被饿死、整死了。他挺难过，说是想不到怎么会牵涉到你的父亲。

1977年，罗瑞卿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已经70多岁的他自我激励要做“拼命三郎”，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78年，胡耀邦审阅定稿，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罗瑞卿用行动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王：这个事情弄出来以后，结果华国锋不赞成，另外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不赞成，后来还有一些人也都不赞成。紧接着还有一篇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再一次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党校来组织，胡耀邦不好出面了，就交给罗瑞卿。罗瑞卿说行，我来搞。结果就把这个稿子发给解放军报社，罗瑞卿亲自看了好几次，改了好几次，这篇文章的影响对“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

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依然盛行，罗瑞卿的举动在旁人看来要冒一定风险。王仲方说，1978年6月下旬，罗瑞卿发表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的决心非常坚定。

王：有人对罗瑞卿讲，这篇文章最好你不要管了，不要发表。罗瑞卿说，不要紧，《人民日报》 不能发表，《解放军报》 发表，他不是那时候管军队工作嘛。如果要打板子，打我，你们发表吧。所以那篇文章一发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力量就更大了，小平同志也出来说话了，后来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思想先导。

恢复工作以后，罗瑞卿深感自己的行动不便，无法像从前一样到各地视察和调研，他急切地希望能够甩掉轮椅，行动自如。

王：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腿可以治好。最好是去西德。当时的卫生部长是罗瑞卿的老战友，说到西德去，我肯定帮你，给你治好。罗瑞卿当时希望能够自由行动、工作，他就去了。

罗瑞卿临行前，王仲方到西山去看望他。当时罗瑞卿除了腿脚不便之外，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王仲方说，他当时并不赞同罗瑞卿去德国治疗。

王：到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医生突然病倒不能去了，就临时换了个医生，这个医生不熟悉他的身体状况。到了西德，手术非常成功，关节也换得很好，外国医生告诉他说，第二天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还挺高兴的。可是到了半夜，他的心脏支持不了了，因为全身麻醉影响心脏，所以他也觉得不行了，赶快就说：心口不舒服。等到夫人郝治平赶来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享年72岁。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来源：人民日报社-《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