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往事知多少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虞美人》，已经流传千载。有两位当代学人，由此获得灵感，创办了一个史学平台，每期都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题头，这便是郑仲兵、李宇锋主编的《往事》。

郑仲兵是福建人，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中两度蒙冤入狱。在胡耀邦干预下平反昭雪。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曾任《新观察》副总编、《精品》总编，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任上退休。他患上癌症，经历了手术、化疗、放疗，却没有放弃思考与写作。

李宇锋是山东人，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前途似锦的年纪，却患上重病，多次手术，只能坐轮椅活动。

他们两位的年龄相差24岁，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2004年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对历史进行抢救、发掘和整理。他们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录音、录像，还举办研讨会、编辑图书等，并建立了史学交流平台《往事》。郑仲兵先生是平台的主心骨，李宇锋是平台的实际主持人，承担了组稿与编辑的大部分工作。

如今，他们两位已经成了古人。李宇锋是2016年12月31日去世的，享年53岁。郑仲兵是2023年11月18日去世的，享年84岁。

最近，我重新通读《往事》。鲜活的生命力扑面而来，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平台的史学价值。

《往事》诞生于2004年9月，结束于2017年2月，历时13年，共出版134期。每期一个主题，一般只发一篇文章，偶尔刊发一组文章。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总计280万字。它以印刷品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在同仁间小范围流传。作者有100多人，读者估计不超过几千人。但它的史学意义，却不因两位主编的离世而消失。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从源头起，就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唯帝王马首是瞻。一个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

当代史学，如何面对政治权威，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仰其鼻息，投其所好，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固然可以获得眼前利益，短时期可能大行其道，但岁月无情，泡沫终究是泡沫。

有出息的史家，还是会选择司马迁代表的良史传统。

李宇锋曾表达《往事》的宗旨：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李宇锋还说：它的目标非常有限，只想在开满天窗的某一段历史中，寻一点真相，做一点注释，只想以陈述者个人的名义，为把历史从宏大叙事的神话，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权谋主义之下解脱出来，略尽绵薄之力。

《往事》十分低调。甫一问世，就被刮目相看。它既有史述，也有史论。史述主要是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它拒绝平庸，选题精粹。很多文章，都能引领读者穿越遮蔽，进入独特的历史天地，让人耳目一新，猛然醒悟。

我曾向多位关注当代史研究的朋友推荐，也曾到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参加过几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在《邱会作回忆录》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往事》上刊登；张显扬回忆理论务虚会的文章，也是在我们口述采访基础上充实而成的，这都让我感到荣幸。

中国的史学平台数以千计。《往事》存续期间，有《炎黄春秋》等平台存在，所涉范围大体相似。郑仲兵、李宇锋也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炎黄春秋》之外，还有创办《往事》的必要吗？回头看，十分必要。虽然《炎黄春秋》发行量更大，传播面更广，但《炎黄春秋》是公开发行，不能不受语境约束，不得不自律性地设限，回避某些禁区。《往事》不公开发行，仅在小范围交流，不需要和审查机关打交道，发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间就大得多。当然，这只是可能性，真正拓展还需要见识和胆魄。郑仲兵先生有独特的优势。他人脉广，许多一流学者都是他的莫逆之交。他和李宇锋以开放的胸怀，吸引诸子百家亮相。曾经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李锐、吴江、冯兰瑞、朱厚泽、戴煌、邵燕祥、王年一、张思之、李洪林、张显扬、阎长贵、刘家驹、迟泽厚、吴小龙等，都已先后去世。郑仲兵晚年没有出版整本著作，多篇精彩文章，亦仅见于《往事》。比如他和傅高义的对话，别处就看不到。

《往事》虽然在七年前划上了句号，但它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继《往事》之后，《记忆》《昨天》等电子刊物陆续诞生。创办者都是《往事》的作者。他们是否受其启发，要由当事人来回答。这些民间史学平台，都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不事张扬地推进着当代史研究。国运艰难，史不绝书。爝火不熄，他们为将来的中国史学史，书写了绕不过去的一笔。

来源： 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