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窑洞对”记：延安归来

我和冷遹两人与毛泽东畅谈了。畅谈到两点多钟，把紧要的语句（指毛泽东的），就我所记忆到的，写在下边：

中共作风，到民纪三十一那年转变的（即1942年延安整风）。那时觉悟到过去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

当了中国共产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马克思主义等书。

中国的贫农，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让他们种田。他们情愿缴租，苦的是租太重，至于自己有田，当然是很好。这是第二步的希望。所以我们提倡减租。不反对田主收租，如果减租，可以保租。

我们也不反对债主取息，但须减息。如果减息，可以保息。因为贫民正要借钱应他们急需的缘故。

我们很愿意向老百姓学习。

我们很愿意使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里去。

我们自称知识阶级，实则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我们多一点。

在共产党里，只想消灭别的党，简直和在别的党里，只想消灭共产党，一样的错误，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毒，我才是正宗，我以外都要不得。

毛泽东还说：我并没有其他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生。我说：我只觉你所讲的，都是教育学说上的要点。二三十年以前，提倡的新教育，不就是讲实际知识么？不就是讲尊重人类本能和个性么？不就是讲适应人生需要么？我总觉真理只有一条路，不会歧出的。

我们的正式谈话，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到毛泽东家，作一个结束，毛泽东就慎重地分送我们一份谈话记录。第一部分，是中共和我们共同的意见，也就是我们来延安以前预定的主张。第二部分，是中共对中央的建议。

把这份建议，很充分明确地对着我们一一说明，末了，毛泽东从席上十分庄敬地起立嘱我们归去时务须向蒋委员长多多道谢，给我们难得的机会，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的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

正式谈话就此结束。

……

在延安仅仅九十五小时，为的是接洽团结问题，并不是为了视察，如果为视察，这短短时间当然不够，单看延安市，也不够，就论延安市，我所看到，也不过一个角落罢了。同行六人各有各的接触，上文所记，也不过是我个人所见到、所听到是了。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也许有人怀疑着：这样，中共不是开倒车了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许就是中了洋八股党八股的毒，像毛泽东所指斥的。我想不妨先请他把中共的整风文献研究一下，再说。

我常想：做人必须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依墙傍壁。人家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且必须服从真理，也许好之中有坏，坏之中有好，不宜有成见，必须真真切切地查明它的实在。可是，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

来源：黄炎培：《早年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