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科技竞争与美欧、苏俄的制度

为了今天的讲座，我特意换了一件衣服。这是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时，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请我去作讲座时送我的礼物，当时的题目为，美中科技合作的光辉未来。

思之令人感慨。

1.“后发优势”：苏联的技术追赶之路

在做第一讲（《改革“中国模式”有多重要？多难？》时，我提及了格申克龙的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里面讲到，全球后发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总结的多条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政府起的作用特别强大。最大的典型，就是苏联。

格申克龙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后发优势。但这并非有保障的、确定的优势，而是一种可能性的优势。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先发国家中已经得到大规模应用的技术（不是科学），后发国家不用从零开始研发。

对这些技术，怎么引进？怎么融入本土？怎么继续往前走？这本书也举了很多例子。别国也在继续发展，你不继续往前，还是会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

以苏俄为例。早期，他们进口最多的技术，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德国的广义机械制造技术最强。很快，苏俄发现，美国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技术上比德国更好。所以，他们很快又扩展到以引进美国技术为主。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很多公司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市场在急剧萎缩，苏俄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引进先进技术。

苏俄这件事做得效率很高，首先是大的政治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

有两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列宁，他对党内的浪漫主义提出严重警告。这些浪漫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就能一步登天。列宁批评说：早着呢，我们要伸出两只手，从国外取得先进技术。他要求几个加号：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德国的制造+美国的金融信托+美国的教育等等。这些的总和，才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列宁是有远见的。技术、管理方法、金融制度、教育体系，这些加起来，社会主义才能立足、壮大。

第二个大的政治人物是斯大林。他曾说，我们跟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相比，是50到100年的差距，必须在10年间消灭这个差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资本主义所消灭。

后来被翻译为中文：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这句话的由来。

苏俄的计划是，用两个五年计划，把贫穷的苏联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强大这一点上，他们基本做到了，但是付出了严重的社会代价。其中就包括对农民和农村的过度汲取。

斯大林讲，苏联要快速变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很多的资源。英国有海外殖民地，我们没有来源，从哪里取得资源？他当时用了一个挤压橘子汁的手势，意思是，要从苏联的农民那里来。只有尽可能对农民的产出进行政府收购，才能有资源出口，换取先进的技术装备。

苏联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快，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二战中，苏联能那么快的在军事上赶上并超过德国，最终取得胜利，与此有关。

还有第二个关键点。

斯大林很清楚，成熟的技术可以从西方买来，但最前沿的技术是买不到的。二战快结束时，他通过海外的克格勃知道，美国很快就能制造出原子弹。

他马上知道，与苏联此前的工业化相比，原子武器及核能的时代到来了，这是全新的科技。

有两个条件，没有让苏联在这个方面落后。一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暴行，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人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他们对此有深仇大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愿意为苏联提供帮助。而且，当时让人很感动的是，有的人拒绝物质报酬。他们说，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苏联有这个实力击溃纳粹德国，以免德国统治欧洲。

比如，当时有所谓的“剑桥三杰”，以及一些作原子能研究的是德国难民和他们的亲友，都在帮助苏联。在美国也有人把技术给到苏联。后来有两个人被判了死刑。

这个过程延续到1950年代。

 

2.美国的反击和超越：“无尽的前沿”法案

我这里有一份2020年3月份美国人出的报告。这些美国的智库机构提醒美国的决策者，现在美国遇到的挑战，和当年苏联在全球第一个把卫星送上天，是平行的。现在美国遇到的挑战和威胁不是俄罗斯，是另一个大国。报告的作者，也是哈佛毕业生。报告名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当代的历史教训，苏联卫星的时刻》。报告里的每一个政策建议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来自苏联给他们的这个历史教训。

苏联第一个把卫星送上了天，对美国的冲击很大，但细节当时都不是很清楚。消息刚出来的时候，美国决策层根本不信。他们认为，一个农奴国家怎么可能把卫星送上天？！

但消息很快被证实。这在美国的媒体和政策圈子引起全面的讨论。美国人做起自我批评来，对自己很不客气。这跟东方人不一样。东方人总是要给自己留很多的面子。

当时，波士顿的报纸说：苏联的科学已经清洗了美国的科学。这场竞争，不仅仅关系到武器和尊严，关系到的是生存。这是美国曾经有过的，技术上的珍珠港事件。

《时代》把赫鲁晓夫总书记作为封面人物。他们把自己的国家领导人称之为是牛仔和印第安人水平，落后太多。

这个震撼，导致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时，美国最重要的改变，是建立了几个科技研究体制。这是最了不起了。他们也花了很多钱，在50年代就花了160亿美元。

这些科技研究的新机制，被全球所模仿、痛恨和羡慕。如NASA、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等等。很多人不知道，这些科学研究机制的建立，就是因为苏联的卫星上天。

美国社会都在检讨，如果把科技创新的任务交给美国行政部门来掌控，他们永远没有希望赶上和超过苏联。所以，美国的行政部门权力没有那么大。

当时建立这几个机构的最重要使命是，美国必须在科学研究方面，迎头赶上；第二，这些机构不能是美国行政部门；第三，要加大投资，但决策权不能被官僚垄断。他们称之为——开放的前沿。

三年多以前，在拜登刚上台时通过的方案就是“开放的前沿竞争”。刚开始，这个法案直接明确对象是PRC。他的助理提醒，这个太敏感，直接把今天的PRC当成了五十年代的苏联。后来他们才改了名字，但实际上是与苏联的竞争一路延续下来的思路。

美国的这个科研机构和制度，我是非常羡慕的。到现在为止，把这种机构做到这个地步的，依然是美国。1958年2月份，美国国防部长签署了510.15文件，DARPA，是全世界最早的，最有效的一个科技研究Institution。

有两个华人在这个机构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是戴琪，谈判代表，内务部长级别，哈佛校友。另一个也是女士，该机构的管理者。

她们要在所有最富有想象力的项目中间，找到别的体系、部门、基金会不会资助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想法都很疯狂，万一有一个成功，就是巨大的突破，等于是寻找不可能性。但他们有过很多成功的记录。1958年以来最近的一次成功，就是疫情期间推出来的疫苗，这个疫苗还是紧急使用，经过特许，并没有走完全部的研发和验证程序，但在疫情阻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些项目，在第一个阶段就被否定了。他们总结说，这些试验失败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在这条路上也未必走得通，我们的钱没有白花。这是开放性的表现。

美国1958年就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现在加拿大、日本、德国、英国等也模仿建立了类似机构。他们的原则包括：

1.一定要突破官僚对资源的垄断；

2.一定不能让科技界的已经成熟的做法影响开放的探索；

3.一定不能让识别、选择这个项目的过程被政客所影响，要远离政治，也不要让意识形态来影响。比如，美国的宗教力量强大，牵涉到生物学等的研究，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再举另一个成功案例：1965年，他们有一个15分钟的谈话，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拨款百万美元作实验。这个实验，是把全美所有电脑链接起来。这成为后来互联网诞生的重要推动力。麻省理工专门为这个机构写出了总结经验。

要知道，他们所资助的项目一千个项目，可能是一百万主意中涌现出现的。不可能很精确的算出来成功概率有多高，可能最后只有两三个能成。这种决策过程，是没有办法交给政治决策机构的，这根本没希望。

接下来我想讲另一个大故事。

二战结束后十多年，苏联的卫星就上天了，这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感到危机降临，生存受威胁。此前的一些重要迹象，也使他们感到苏联阵营在很多重要的技术领域已经做得比西方更全面、扎实和完整。现在我们说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最早美国就是这么描述苏联的。从钢铁、煤炭、水泥、工作母机、火车、装甲车、武器等，所有这些能以传统机械标识出来的实力，当时苏联都超过了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和北约都“惶惶不可终日”。东风压倒西风，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其实最早不是来自中西对比，而是是来自苏联阵营的上升，美国阵营的下降。

我们的前辈曾和美国打仗，1950年代美国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我们是当过红卫兵的一代人，在1960年代，曾豪情万丈地说过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上白宫，解放全人类。有一段时间，对于苏联的崛起，美国阵营既恐惧，也羡慕。苏联崛起得的确很快，因为他们可以不问代价。一个目标定下，就可以压倒一切。

苏联成为第二大制造大国时，苏联工人的水平还没有达到1926年。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讲里讨论过的，中国1980年代与解放思想讨论同时的另一场大讨论的内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什么？到底是先生产后生活，还是生产为了生活？是富国强兵，还是富民优先？

在苏联的体制下，工人和农民也只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直到今天，俄罗斯还在享受这个“好处”。当时，苏联有极少数聪明的脑袋看到，常规化的工业过程中，可以极快地吸取西方花了200年发展出来的技术。这个体制是垂直指挥，用的都是战争的字眼。但这个方式在美国是不可能的，行政部门没有这个权力，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没法跟苏联竞争。

如果苏联真的一直这么走，把美国阵营比下去，那结果是什么？

1960年代，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尼克松辩论，说你别看我穿的衣服不如你们，但是我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不能埋葬你们，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能埋葬你们。

赫鲁晓夫的儿子后来到哈佛演讲，当时哈佛的教授就提及这件往事。赫鲁晓夫的儿子说，自己的父亲当时是认真的。但是在他演讲两年后，赫鲁晓夫的儿子就申请美国公民，入籍了。哈哈。
            3.工业化后社会：法治保障自由才是第一竞争力

1960年代后期、1970年代早期时，很少有人能看到，美苏之间的这场科技竞争，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动。但是，有一个人看得非常清晰，这就是我的导师丹尼尔·贝尔，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很精深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留学前，1980年代前后，是在中国社科院，当时看内部的“大参考”中有摘要，说工业化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已经到了工业化后的时代。决定生产力、财富的源泉、生活品质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很震撼，做梦都想学这个。

于光远、苏绍智是我的两位导师，他们就为我联系。1984年到美国两个月后，在全球最知名的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教授的引荐下，我就在哈佛见到了丹尼尔·贝尔，他把英文版第二版送给我，我随即翻译了他的英文版前言。

后来美国的杂志评选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的著作，就包括这本书。

我是丹尼尔·贝尔的博士，关门弟子。他让我每个月两次在他的住处，单独为我一个人开小灶授课。具体的细节见我的回忆录《我读天下无字书》。这是我见过的伟大的教授。我获得博士学位时，他一直等我穿上博士学位服时才走。

除了他们的书了不起之外，他们的人品、见解，永远让人感怀。

他利用自己额外时间，给我单独一个人上课，没有任何额外收入。很多人说，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美国，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是全美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他为何在我身上花这么大的心血？我想，他就是希望我能把这些观念、知识，带到中国。作为一个非常保守、传统的犹太学者，他对中国、中华文明情深意重。

关于美苏科技竞争，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些特别有价值的细节。

他讲，苏联的克格勃在海外，并不是只干谋杀这些事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受过很专业的科学训练，到西方来窃取科技。苏联人知道，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美国甩到后面去，他们必须用一切手段来跟进技术前沿。

当时，克格勃收集到的科技前沿信息，很多被送到苏俄决策层。在美国大学，很多观念都是开放的。麻省、哈佛、伯克利、哥伦比亚、宾州大学等等，你多参加5个大学的研讨会，就基本知道全世界最开放的大脑在想什么。当然，最核心的内容他们不一定讲。但是你走一下，大致就知道他们所关注的前沿是什么。克格勃把这些重要信息，都及时送到莫斯科的最高层。

苏联最高层的反应值得深思。

比如当时那个信息高速通道。苏联决策层开会时，他们还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克格勃最高负责人说，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没法干，一旦有了信息高速通道，我们国内的情况就没法保密，就是开着门让他们进来。所以这个主意，就被他们否决掉了。

第二个具体的技术，传真机，也被否决了。美国本土和欧洲的信息交流，通过传真机联系是如此方便，但同时也使克格勃可以很便利地截获他们的信息。结果苏联说，我们不能用这种机器。否则，我们所有机密也都会被窃取。

1984年的一天，我去见我在哈佛的另外一个恩师马诺德。他是带我进哈佛、把我介绍给贝尔的人。他当时是大西洋协会的代表，英国人。他的太太是《经济学人》的主任。我当时去哈佛是做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她就喊我看看什么叫比较现代化，比一般的现代化更先进的现代化。她让我看的是她办公桌上的最先进的传真机。以前发信息要用电报，又慢又贵。她给我详细演示了一下，她要发布的文章，通过传真机，两分钟就到了伦敦。我当时很好奇，怎么能保证这些表格、数据都能完整传过去？她说，中国送你来，你就要仔细问问，为什么这些东西能被美国首先制造和使用？信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最快地自由流动，这能带来最大的综合效益。我一下就明白什么叫信息高速通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传真机，是1984年10月。

贝尔做过两任美国总统委员会顾问，他专门研究技术进步对美国的影响。他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法律、金融、教育、人口等条件，能让创新的科技不断萌芽，并得到体系化的支持，最后能变成实用的手段？

他讲，1970年左右，他们在美国开会时经常笑话苏联一件事。苏联当时钢铁产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他们把这当成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没想到，这个消息只能刊登在《纽约时报》第二版，还是一块小豆腐干。苏联代表很生气，说你们美国嫉妒了、心虚了，不敢把这条消息告诉全国。苏联所有的官方媒体，天天头版头条讨论这件事情。

贝尔告诉我，对这个事情，美国根本没当回事。当时已经很清楚，决定未来实力的是电脑、it技术，信息时代来了!

布热津斯基是波兰人，他特别痛恨苏联，因为苏联曾三次瓜分波兰。他对中国很友好。他在讨论时讲，这个新的信息时代，对苏联的挑战是长期的。他分析了苏联对此的五种反应：

1.继续保持他们僵化的寡头体制，把所有权力、最重要的决策权，都集中那少数几个人手上。意识形态这么僵化，他们就不会推行变革。他们很怕重大变革带来的风险；

2.变得更像南斯拉夫体制，出现体制内的多元化，教条主义成分下降。苏共变成思想的鼓舞者，但不再是实际的管理者，不把所有权力都控制在手里。

3.苏联由官僚寡头体制慢慢转向技术专家起主导作用的体制，通过专业力量，来维护苏联的安全、经济的改善和前进；

4.好战的原教旨主义掌权，重新唤起好战的狂热，他们将更加敌视外部世界，重新回到斯大林时代，借此来刺激和振作越来越僵化的官僚架构。对这个官僚体制，斯大林也动过很多重大手术。比如，他对每个重大岗位配备了两个助手，二把手随时可以替换一把手，三把手也随时可以顶上来。

5.苏联有可能分裂、瓦解。

这是1970年布热津斯基的报告。20年后，苏联解体。

这些学者的研究是非常前沿的。当时，苏联看起来还很强大。勃列日涅夫还在讲，我们要建立一只强大的远洋海军，不能让美国到处耀武扬威，苏联要与美国在远洋领域竞争。

后来，苏联是建了一些水面舰艇。他们现在的的航空母舰还是那个时候设计出来的。俄罗斯人笑话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烧煤船。发动机很老，航行时浓烟滚滚。第一次被命令驶向黑海时，他们自己都说，美国人根本不需要雷达，肉眼都能看出你在哪里。

在贝尔经典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本书里，他提出，在工业化后时代，信息技术成为核心动力，其广义的含义是：

1.理论知识占据中心地位，尔不再是实践技术；

2.所有技术将越来越是智能化；

3.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知识阶级将迅速扩张；

4.在发达经济体中间，越来越多的贸易、运作机制，会从物品转到广义的服务，特别是教育、卫生和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电脑和技术分析。

5.劳动性质将发生改变。工业化时代，劳动是对自然的物质的加工，是人和自然的交互。工业化后时代不再如此。

6.妇女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讲大大提升。

7.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它始终是革命的。就程序和方法而言，它始终是开放的。科学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政治，是来自于自身。任何来自官方的教条和政治指导强加在科学身上，只能导致失败。

8.信息经济学会变成经济学的强大分支。后来在这个领域第一个获得诺奖的，就是哈佛的一个研究信息经济学的院长。

9.因为信息越来越成为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只有越来越受保障的自由空间，才是这个社会持续繁荣的基础条件。如果你们对我的这个讲法有疑问，可以看看30年代的苏联，那时苏联猛烈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70年代的苏联，现在的俄国，还敢批判爱因斯坦吗？

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的寿命，和僵化的苏联意识形态相比，就像光速和步行。

有个说法很形象。在工业化时代，苏联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可以有“后发优势”，可以模仿，弯道超车，可以有克格勃等等各种手段。但是在工业化后的时代，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身处这样的发展情形，只有用法治保障我们可以有无尽探索的自由空间，才可能应对来自未来的挑战。

问答摘录

问：英国的科研体制传统悠久，和美国经过“无尽前沿”法案洗礼之后的科研体制，有什么区别？

丁学良：英国的科研成果，绝大部分是纯理论的，实用的一直没有赶上美国。我1993年到香港时还是这样。香港是来自英国传统为主，我也常到英国开会。英国想弥补自己的短处，但是到前几年我因为疫情等原因难以出国时为止，还是难以追上。科学技术也有一个规模效应。在最重要的信息产业里，目前整个欧洲都很着急。单个欧洲国家没办法在信息产业那么多环节里赶上美国。在西欧、北欧、南欧，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战略，但他们比美国更难有统一的行动。北约很着急，拿出10亿欧元成立了一个类似美国的研究机构的框架。对开放的前沿领域进行探索，希望能出成果。

但是纯粹的数学、理论物理、天文学等这些理科，如果能到英国、欧洲最好的大学去学习，仍然是很值得的。

相对于美国，我是更喜欢欧洲的，他们的葡萄酒、食品好。

1984年年底，我作为大陆留学生代表，被邀请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时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邀请我们去，说美国国防部推出一个研究未来AI的实验室，想让我们去看看。

为什么他要邀请我们？他是美中建交后成立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美方主席。他说邓访问美国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帮助中国发展科技，尽快赶上来。选他当主席是对的，这个人是天才，从心理学到行为科学到认知科学，到管理，他都非常精通。最后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诗歌也好。

他跟我们说，一个国家，如果能送一个人进来这个实验室，这个国家就有了最前沿的人才。他说，我们给你们中国保留了一个名额，我们的盟国都享受不了这个待遇。40年后，你想，现在……

问：现在美欧等国家对中国新三样的出口，是一个什么态度？

丁学良：新三样涉及到安全问题，进入美国市场最难。进入北约成员国，门槛第二高，但不是完全进不去。其他发达国家，门槛第三高，但是要采取合作方式。其他一些国家也想要，但是购买力有限，除非你白送，半卖半送。

问：如果体制内的大学受各种其他因素影响太多，难以做真正的纯粹的科研和教育，民间的教育和科研是否应该先做起来？

丁学良：中国要有一部真正管用的法律，来保障所有高校来公平竞争，而不是从所有制的角度来分彼此。这就跟经济发展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因为国有还是民有，而在各个方面受到实质上的区别对待。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很多做对了的事情，过几年又往回走。这说明人的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人亡政息。很多好的东西，在人类社会上都有过尝试。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成功，就是找到了保护正确做法的制度，那就是法律的统治，法治。

 

来源：猫头鹰的新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