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改革若迟到太晚便已不是改革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清廷内部也发生了许多大事，如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临行前夕遭遇了刺客;同盟会在东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其中对清帝国朝野震荡最大者，当属科举制度在本年终于被废。

对清帝国来说，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科举的本质是以官职为诱饵，引导天下读书人按照朝廷的需要在思想与行为上做自我修正，通过不断生产流水线式的所谓“人才”来维护政权的稳定。废除科举，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立国之术已经破产，也意味着清帝国的传统统治模式走到了尽头。

科举是一种统治手段分发的列旗举动，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创设进士科，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正式下旨废除科举，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这项制度之所以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幻象:上升通道对所有人开启，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

之所以说这种上升通道是一种幻象，是因为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清代不是，之前的朝代也不是。

先说唐代。按齐陈骏的估算，“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算作入仕为官的话，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

再看宋朝。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

至于元代，开科取士不过是走个形式，可参考元末明初人叶子奇的说法:“(元代) 科目取士，业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

明代的情况，据郭培贵考证:“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

再看清代。何炳棣的研究认为，“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一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

关于科举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所起到的最核心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入吾毂中”早已为人熟知。但李世民的这句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天下英雄”进入统治集团，利用他们的见识和能力来造就盛世。相较之下，朱元璋与慈禧的表述，就要精准得多了。

朱元璋说，“柔天下”之法莫过于科举，“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诸负血气者，遂凭之以起”，科举的作用，便是以四书五经、诗词经义这些无用之物，将“负血气”者困于科场。

慈禧的看法与朱元璋高度相似。戊戌年后，兵部尚书荣禄上奏请求改革武举，欲放弃冷兵器项目，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并停止默写古老的《武经》。结果被慈禧以懿旨否决，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武举自然也不例外(其实也是幻象，清廷军队的武职，出身行伍者远多于出身武举者)。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各级武举考试“均着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后，再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

不止朱元璋与慈禧，到了晚清，体制中人皆明白科举制度的核心作用不是选拔“天下英雄”，而是羁縻乃至摧折“天下英雄”。

1905年9月2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呈递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中，便明言科举的存在“阻碍学堂，妨误人才”，只要科举一日不停，读书人便“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不愿去学习真知识真学问，新式学堂便“绝无大兴之望”。正所谓:

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同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日俄战争下的“两害相权”

深知“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的慈禧，何以会在1905年同意废除科举?

众多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施压，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自“庚子之变”后，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要求改革科举的奏折便没有停过。但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因，则是日俄战争带来的严重危机。

《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里重点提到了这层时代背景:

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

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

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的领土内开战;清廷不但无力阻止，为了尽可能止损还必须宣布“局外中立”。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国人带来的屈辱感，并不亚于1860年的“庚申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与屈辱感相伴而生的，是对清廷合法性的质疑乃至抨击。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大公报》便有文章写道:

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奋，力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如无甲午之败，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

类似的责备，在1904-1905年的报刊媒体上随处可见。《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里的“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愤”(此时必须有特别重大的改革举措，才能彰显朝廷改革的决心，才能消除各方的疑虑和积蓄已久的愤怒)，便是针对这类责备而言。

其实，按慈禧原本的设想，兴学堂与存科举最好同时并重一一前者提供“救国家之亡”所需的技术人才;后者提供“救朝廷之亡”所需的意识形态(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这也是为什么晚清的科举改革喊了几十年，但进入20世纪之后仍是两者并重。1903年武昌府试的考题之一，就是让学生就“废科举”与“兴学堂”的两难各抒已见:

问科举进身易，学堂进身难，有科举则学生不能专心，科举可废欤?近日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猖狂流荡，不率教、不勤学，学生果可恃欤?然则主持学务者，若不废科举，恐无自强之时。若不惩学生，益重自由之弊。将何道之从，试深虑而畅言之。

主旨简单明了:不废科举，便无法得到真人才;废了科举，学生又会脱开牢笼奔向“自由”，实在是难以抉择。出题者怀着深深的忧虑，期待着考生能在作文里将“救国家之亡”与“救朝廷之亡”合二为一。

这种忧虑也深深地存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的头脑之中。所以，当1901年“变法上谕”颁布，两广总督陶模奏请“变通科举”时，朝廷没有给予答复。之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王之春、李锐兴、张百熙等相继奏请“变通科举”，同样没有获得朝廷响应。朝廷仅以考试改用策论不得写八股文敷衍了事。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时，也未涉及科举的改革与存废。

1903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得到的批示是“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却又受到弹劾，再也没有了下文。

1904年1月，张之洞与张百熙等人再次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内中说，将来的学堂里，“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所有科举时代的学习内容，都将在学堂中继续保留。这种“兼顾之法”很合中枢的心意，随后便有上谕给张之洞等，要他们好好制定相关章程，以便从1906年起逐科逐年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

也就是说，按1904年的设计，为了让四书五经与忠君尊孔全面进入学堂，清廷至少需要十年的缓冲时间，才能完全停止科举。然而，日俄战争爆发后，清廷的“局外中立”引发了国人强烈的屈辱感，舆论抨击此起彼伏，排满革命也风起云涌。全社会对清廷的失望情绪来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再次趁机联合上奏，要求朝廷拿出足以挽回人心的大型改革举措，终于将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逼到了不得不下旨废除科举的地步。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一宣布废除科举以鼓舞人心，并以此维系政权的合法性，是更迫在眉睫的事情;至于四书五经里的忠孝尊孔，不妨日后再慢慢往学堂里塞，再慢慢往学生的脑子里灌。

群疑难化，积愤难消

对一些旧式读书人来说，废除科举是很沉重的打击。

山西人刘大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逝于1942年。1894年中举，然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20年。

1905年10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的文字。

刘大鹏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会生计艰难。刘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20，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竞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为炊的老同行。

的对未来的历史进程，这位私塾教师也充满了忧虑，“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科举不考了，学堂也不讲四书五经了，人心从此坏掉，天下可怎么办呢?刘大鹏的逻辑与慈禧太后的逻辑高度一致。只不过，慈禧太后是爱新觉罗家的太后，刘大鹏却只是即将失业的私塾先生。这种身份错位下的思维同构，恰是科举制度千余年来一直备受皇权重视的原因所在。

其实，虽然刘大鹏们对废除科举一事牢骚满腹，但在当日，科举的废除并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甚至可以说，清帝国的读书人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当中的原因也不复杂。

第一，如前文所言，自唐宋而下至于明清，科举从来就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到了晚清，因为卖官猖獗，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为了便于卖官，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只有355000名。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

另据王先明对湖北和山西一些县份(包括刘大鹏所在的太谷县，以及安泽县与虞乡县)的统计，1860-1905年，这些地方“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第二，正因为绝大多数读书人很难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所以，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旧式读书人的热烈拥护。

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以防士子们倒向革命。它的付诸实施，使得自科举废除至清廷灭亡这六年时间里，原举贡生员们的入仕就职机会，反比以前更多。种种优厚待遇，还一度引发了舆论的不满。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项政策:《各省谘议局章程》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即可获得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这直接导致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的绅土议员大体占到议员数的90.9%以上。也就是说，士绅们并没有因为科举的废除而远离政治核心和权力核心。激烈抨击废除科举的刘大鹏，便在1908年成功当选为山西省谘议局议员。

至于以废除科举来“化群疑而消积愤”，究竞取得了多少效果，则是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学者金观涛穷十年之功，建有一个包含了约1.2亿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他以“革命”“改革”“维新”等为关键词，在该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结果发现:1900年之前，“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相当少，且不少是负面意义的，“因为在1900年前，革命尚没有正当性”;戊戌维新失败后，“革命”一词在1899年上升至140次左右;在1901年急剧上升到200余次;1903年高达1400次左右，原因是邹容的《革命军》问世，“‘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随后到1906年，“革命”一词的使用率再度攀上高峰，多达2800余次，原因是革命党人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并与立宪派就国家该采取何种转型手段进行了大论战。

革命舆论在1906年的暴涨，意味着1905年的废除科举并没有起到多少“化群疑而消积愤”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改革若迟到太晚便已不是改革。毕竟，时代的转型不仅仅关乎理性层面的认知，也关乎情感层面的认同。

关于情感认同的消失，孙中山有一段自述可以作为注解。他说:庚子年之前，“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鲜少有人愿意同情、支持革命党人;“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两相对比，实在可谓天壤。

情感认同上的这种急骤改变，让许多体制中人猝不及防。维新派官员吴庆坻便是一个典型。

1848年，吴庆坻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父做过四川夔州知府，祖父做到云贵总督，父亲做过山西雁平兵备道。20岁前，吴随父亲任职地的变化，旅居于四川、山西、陕西、河北等地。20岁后回到杭州，拜在了著名学者俞樾的门下。1886年考取进士后，吴在翰林院坐了11年的冷板凳。1897年得到机会外放为四川学政，也就是四川的最高教育长官。

此时，已是戊戌维新启动的前夜，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许多知识分子。

原本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万不可变的谭嗣同，便是自此再不谈传统政治理念的优越性，转而完全服膺于近代文明。吴庆坻也是这诸多的被惊醒者之一。他开始意识到清廷必须改革，且这改革必须要以西学为核心内容。

吴颇有胆识，也有执行力。到了四川后，便致力于变传统学校为现代学堂，用官费为学堂采购讲天文、算学、地理、化学的西学图书，推荐学堂订阅鼓吹改革的《时务报》。戊戌维新启动后，朝廷下旨科举不再从四书里出题考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要考生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吴得到消息后很兴奋，下发了文件，要全省各县都动作起来响应。维新被慈禧血腥终止之后，吴也没有对川省的教育改革踩刹车。当时，朝廷下旨命各省不要再创设新式学堂，且强调“四书文”和“试帖”这些八股文章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吴却与川督奎俊等人合作，以“整顿义学”为掩护，继续鼓励创设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吴也高度重视给学生们“正心术”。在他看来，八股之学最垃圾，西学需要提倡，讲求“义理心性”的经学则最紧要。

此时的吴庆坻，深受四川学子的拥戴。

1907年，吴庆坻的职务成了湖南提学使，掌管湘省教育。该年，湖南筹办优级师范学堂，许多人建议课程里不设“经学”，引起本省经学权威皮锡瑞的恐慌。皮跑去向吴求助。吴本就高度重视“义理心性”的讲求，自然认同皮的意见。于是请皮出手代拟文件稿，以纠正这股“歪风”。稍后，吴采用了皮锡瑞所拟文件并将之下发。皮非常高兴，去信大赞了一番吴如何如何“推尊旧学”

但此时的湘省读书人，对吴庆坻的观感却是极为恶劣，时人称:“吴庆坻督学湘中，摧残士气，学风寝衰。”次年，湖南麻阳高等小学学生聚论国事被校方弹压，引发省内学生的集体声援。事情一路捅到吴庆坻处，吴的批语是:“学生干预外事，殊有违定章。”该批语再次引起了湘省舆论的极大不满。

从1897年到1907年，吴庆坻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仍是一个重视经学教育与“义理心性”者，也仍是一个重视西学者一一1906年，清廷组织各省教育长官赴日考察，吴庆坻也在其中。他切身对比了中日两国的教育情形，在家书中发出了“观于日本学校，而吾辈当愧死矣。吾中土实无教育”的沉痛感慨。

1897年前后的四川学子，听说新教育长官的主张是废八股重经学和西学，无不欢欣鼓舞;1907年的湘省学子，听到“经学课”三个字，反应却是掩鼻而走。同一个吴庆坻，在1897年被视为维新派，在1907年却被当成了顽固派。这变化的背后，是时代变了，针对清廷的情感认同也变了。

（本文转自友朋说，原题为《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

来源：合众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