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当第二次出现一定是闹剧——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于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期间应《革命》杂志邀请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这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是马克思首次系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重大政治事件,标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
在马克思笔下,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如何借助拿破仑第一英名,借助法国混乱局面扮演了英雄角色。
40多年前笔者在大学期间学习此文,印象深刻。今天再读此文,仍然感受到语言优美,逻辑清晰,有历史穿透力,具有强烈现实性品德。
笔者对这一经典作一概要解读。
一、拿破仑一世和三世
拿破仑一世(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4, 1815)。作为政治家,一世影响深远。他在任期间,进行了多项政治、经济、立法、司法、行政、教育方面的重大改革,制定了体现法国革命基本原则的民法典,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用法律形式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作为军事家,他一生参加战争60多次。其指挥的多次会战,直到今天在军事史上仍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对一世评价很高,充分肯定他对法国革命的贡献以及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历史地位。
拿破仑三世(1808年4月20日—1873年1月9日 ),全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通称“路易·波拿巴”,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唯一一位总统(1848年—1851年在位)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唯一一位皇帝(1852年—1870年在位)。 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和继承人,及其妻约瑟芬皇后的外孙(拿破仑三世之母为约瑟芬和前夫所生)。
三世利用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第一的迷信当上总统,并最终登上皇位。1870年普法战争中在色当战败被俘,9月4日被废黜。1873年病死于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是一世发动政变。马克思的这篇著作,借雾月18日这个日子作为书名,用以讽刺和揭露三世。
马克思、恩格斯对三世评价极低,称他是“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
二、为什么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能够登上皇位
马克思分析了三世上台的原因,指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
1848年2月,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848年12月三世当选为总统,1851年12月发动政变,三世仿效他的伯父举行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号称拿破仑第三。
作为拿破仑侄子三世,把复兴拿破仑家族和法兰西帝国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而他追求复兴的方法也很奇葩,就是疯狂对一世本人搞“模仿秀”,以便让法国人认为他真的是一世“灵魂附体”了。
1836年,三世来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在一群粉丝的帮助下,走到一群炮兵中间发表演讲,号召士兵们起来推翻现政府,拥护自己上台。仅仅几个小时后,警察就把他当疯子带走了。
还有一次,三世从英国租了一艘汽船,带上几十个穿上军服的随从,在法国上岸后,这几十个人胡乱开了几枪宣布“起义”,并“进军巴黎”。不到几小时,当地治安官员又把这伙人全部抓获。三世这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到了1848年,革命之火席卷欧陆。刚从监狱中越狱出来的三世在巴黎散发印有他本人和一世形象的火柴盒。病急乱投医的法国人民真的信了三世的宣传,三世很快当选议员,过了几年又竞选总统成功,成为法国历史上的首位总统。又过了不久,干脆学他一世发动政变,把自己从总统变成了皇帝。当碰上不得不面对的强敌普鲁士时,三世的帝国被打得头破血流。普法战争后,三世被迫下台,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三、为什么是闹剧
马克思在文中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当它第一次出现时,是一桩悲剧,当它第二次出现时,是一桩闹剧。”
之所以如此,当历史事件或人物第二次出现时,往往已失去第一次的进步性或合理性,转变为历史倒退的模仿,因此带有讽刺性或闹剧色彩。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的是,1852年12月2日三世在法国登基称帝,这一幕确实带有强烈的模仿秀气质。因为在48年前的1804年,同样是在12月2日这一天,一世加冕为法兰西皇帝。
一世(1804-1815年)的崛起是法国大革命后阶级力量失衡的必然产物。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通过《拿破仑法典》,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军事独裁客观上推动了封建残余的清除。
而三世(1851-1870年)的政变发生在1848年革命后,此时法国已完成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制成为主流。他试图复辟帝制,实质是“用新瓶装旧酒”,既无法满足资产阶级对稳定统治的需求,更与无产阶级解放诉求背道而驰。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就创造了人们自己活动的历史条件,反过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历史条件,又制约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
马克思在这篇经典中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已有的历史条件对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制约性表现在,当人们在解决当代历史任务时,不得不召唤亡灵给予帮助。借它们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语言、演出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场面。法国1848年革命就模仿1789年、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但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各种模仿行动都有显著差别。
三世正是利用法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拿破仑的迷信,而窃取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胜利果实,恢复帝制、使法兰西民族得到一个与自己动机完全相反的结果。
一世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和新兴资产阶级,其政策具有历史进步性;而三世则依赖流氓无产阶级和保守小农阶级,通过操纵普选权和官僚机器建立个人独裁。马克思指出,这种模仿如同“让死人复生来赞美新的斗争”。三世既无一世的军事才能,又缺乏推动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最终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小丑”。
一世的崛起顺应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趋势;而三世的政变则是偶然性对必然性的扭曲,其“复辟”行为因违背历史潮流而成为闹剧。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不仅适用于波拿巴三世,也为理解其他历史倒退现象(如张勋复辟、特朗普民粹主义等)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来源:常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