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人民日报院内的“血统论”黄昏，和农村来信“要求遣返——文革初人民日报记事（上）

1966年6-8月“红卫兵运动”的勃兴，与“血统论（或曰“基因论”）的甚嚣尘上相伴而生。将“血统论”导入政治清洗，必然导致歧视、野蛮和残忍。

7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中传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将阶级分析观念推向极端，反映出部分干部子女对政治优越感的迷恋和追求。

进入8月，关于这幅对联的辩论在北京到处展开，辩论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红卫兵组织。（印红标《红卫兵运动述评》，见《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下卷，2000年出版）

人民日报的红卫兵组织也是在这场辩论的氛围中出现的。

1.社内出现“遣返”大字报

所谓“阶级斗争观念”，是指执此观念审查、审视一切社会现象和活动，包括科学实验活动，要将这个观念放在首要位置。“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对此观念的提炼。

“十六条”将阶级斗争观念贯穿始终， 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8月9日，“十六条”全文公布。8月10日，人民日报院内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求将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家属中的“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分子）立即赶出北京遣返原籍，劳动改造。否则，“革命群众”就要造他们的反了！

几天后，刚刚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也贴出一张大字版，支持“遣返”。

“遣返大字报”的认识根源就是“阶级斗争”，是对“十六条”的呼应。

对这个大字报，“报社文化革命小组”作为领导机构予以呼应，8月16日宣布“接受群众的建议”，公布职工家属中“五类分子”现有5人。此外还加码了一条，将“资产阶级分子”也加入进去，宣布有“资产阶级分子50人”——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内看做“可以是同盟军”的人，现在要作为“第六类”，与“五类分子”归于同类了。

文革小组宣布，对于遣返，“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律坚决处理”，“在10月以前将他们遣送还乡”。

实际上，从1949年进城之时开始，延续到60年代，对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的家属已经多次实行了类似的“遣返”，因此到这时仅查出了5个“五类分子”。

从家庭出身这个视角来看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确实有不少人、特别是相当多的编辑部成员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或叫做“非无家庭”（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这是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其家庭不但要付出相应学费而且要基本上略去他的家庭劳作。革命战争中加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绝大部分具有中学以上的学历，甚至有大学生、留学生。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其家庭通常是比较宽裕，甚至是相当富裕的。革命战争年代，通常将他们称为“背叛了家庭出身的人”。

进入20世纪50年代，“阶级斗争”之弦绷得越来越紧，上自社长范长江，下至普通编辑记者，许多人面临一个与其出身家庭“划清界限”、甚至断绝关系的严峻问题或艰难选择。

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1955年1月14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党委（当为中央办公厅机关党委——本文作者注）办公会议。讨论了（一）中直机关审查干部问题；（二）育英小学问题；（三）人民日报一位女同志逼走其母亲，已至其回家后自杀的问题。”（《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42页）

从杨尚昆日记看，第一和第三条相互关联，其第三条所记录的，很可能就是与家庭出身相挂钩而产生的“遣返”，导致了母亲的生命悲剧。可惜日记没有写下名字，也过于简略而未得其详。

2. 因家庭出身受到极大困扰的人

前文述及文革开始后负责与陈伯达联络的人民日报编委兼评论组负责人何燕凌，他和妻子宋琤都是报社相当于部主任级别的干部（宋琤为行政12级党员记者），何燕凌职务更高一些。

他们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的父母在战争年代都是坚决抗日、同情和支持子女投身革命的。进城以后，他们的子女都被要求和父母亲“划清界限”。这时，他们的母亲在家乡失去了生活来源，因此先后进京依靠子女生活，导致何燕凌受到严厉批评，甚至给予党内处分。他们各自的母亲不得不“遣返”，回到家乡过十分艰难的生活。（引自笔者在本世初对何燕凌的访问记录）

报社内，建国之初先一步“遣返”父母的是像何燕凌、宋琤这样的中层或中层偏上的干部，他们年轻，级别高，引人注意。范长江社长的母亲来京依靠儿子生活，她的成分是地主，特意说明是得到胡乔木同意的，因而不去追究。

曾任记者部主任，后来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的李庄，出身河北徐水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母亲在解放前夕已经进京生活。父亲在1958年“大跃进”中“遣返”，母亲还留在北京，“文革”来了，又不得不“遣返”。儿子极感苦恼，还写了不少检查，笔者读到他一篇很长文字的检查，心灵十分震撼！李庄和母亲感情深厚，他未能保护好母亲，内心痛苦很深很深。

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中许多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对普通编辑记者的“出身关”还是放得松一些，还在不少时候主张“重在自身表现”，对有些前来投靠子女生活的父母亲，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的。

“文革”狂潮掀起以后不行了，那只“闭着的眼睛”睁开了，而且睁大了。谁若出身“不好”，大概率倍受惊扰，前程堪忧。8月10日的“遣返大字报”就是这样贴出来揭示“宿命”的。

出现这样的大字报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思想风潮的体现。不仅国家首都北京如此，茫茫大海一样的农村概莫能外。

农村很少“右派分子”，文革中经常将“地富反坏”这“四类分子”集中起来批斗和监督劳动。

3.人民日报社收到农村来信要求“遣返”

文革中，“血统论”和“家庭出身论”之风刮向广袤的农村，农民也亢奋起来，提出了反向要求，要求将出生和长大于本地，现住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分子送回农村。农村中“右派分子”甚少，常常忽略不计。

“四类分子”送回去做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社内那张要求“遣返”的大字报贴出之后，报社收到来自农村要求“遣返”的来信，并将它编入“简报”，特地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把反动分子送回去！

窝藏地富反坏右资家属的干部名单，第一批已公布了10天，第二批也已于24日公布了。大家都在观看这些干部采取什么态度，采取什么行动。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10天过去了，还有不少人至今拒不表明态度，有些人是空表态，没有积极的行动，有些人是耍花招，想拖过去，滑过去，只有很少的人实行了把反动家伙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窝藏反动家伙的干部：你们包庇敌人的严重错误，不仅在报社革命职工中引起公愤，而且在原籍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广大贫下中农忍无可忍，坚决要求把这些反动家伙送回去，监督劳动改造。

现在，公布一封大队党支部的来信，内容如下：

来信正文：

××的母亲，家庭是地主成分，本人是地主分子，于1951年到北京居住，躲避改造。因此，至今还未摘帽，仍是地主分子。土改时表现不老实，疏散财产，群众愤恨，因而被斗。在斗争时本人狡猾，装作胆小，故意害怕，到会场不敢立站，蒙混过关。结果也没交出她的暗藏底财。我当地群众反映说：××这个大地主，解放前游手好闲，坐吃擎穿，解放后儿子是干部，同儿子住到北京，仍是坐吃讲穿，没有改造一下。为此，要求当地政府叫××返回原籍，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对这封信，除了编者按，信尾还有一段“编后”：

窝藏反动家伙的干部们：你们看了这封信还能无动于衷吗？是叫反动家属继续"坐吃擎穿"呢？还是迅速送回原籍劳动改造？革命不革命？是你们迅速表明态度、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抗拒是不行的，

尤其是××，你应该立即把地主母亲的户口先转回原籍，并迅速把她本人从××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简报”还称: “报社革命职工在社内外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战斗精神鼓舞下，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革命热情对报社内部的情况，提出了各种革命措施和倡议。”他们要求“立即把职工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右和資产阶級分子遣返原籍，交給群众监督改造。保姆中的这六类分子和一切不純分子，要立即解雇”。

“简报”称，这些“革命措施”一提出来，社内纷纷“贴出大字报热烈拥护，并且立即见诸于行动。如：有些同志已经将‘六类’分子家属送回原籍，有的正在准备送走。”

可以确定的是，8月16日，又有一张8人署名的大字报贴出来，标题是《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支持把“六类分子”遣返原籍农村。

 

 

人民日报的情况是一个缩影。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从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多天里，全北京共有8.5万多“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被驱赶出北京。如果包括“五类”“六类”分子，数量就更大了。

这种“遣送”一旦发生，必然是家人离散、感情痛苦。面对这种情形，并非出身工农，而且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怎么看待呢？

            （2025年11月13日于北京）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