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唐平铸代总编答复“血统论”，解析人民日报总编副总编家庭出身——文革初人民日报记事（下） 

十年浩劫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一场大规模运动，挨整被斗之人的痛苦是难以言说的；就是那些一时颇觉有资格整人斗人还未及被整的，也可能随时落入挨整的下场。因此，那是所有人的悲剧。

1，唐平铸正面答复“遣返和清理”

人民日报“文革小组”公布名单以遣返“六类分子”的进程中，确有快刀斩乱麻、背过身去的挥手辞别，也有欲送还休涕泪交连的痛苦缠绵和犹豫。在此期间的1966年9月5日，又有13人联署的附议“遣返”的一封信送到了代总编辑唐平铸手里，此信还有标题《要求严格审查干部》。信中说：

长期以来人民日报和记协在黑帮头子吴冷西等的把持下，把干部队伍搞得一塌糊涂。他们招降纳叛，招进不少牛鬼蛇神，…… 许多部门不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对优势，而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占绝对优势，有些人本身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这些部门，到底谁专谁的政，是值得考虑的，为此我们坚决要求：一、结合这次运动，认真地，严肃地对干部进行一次大清理，大审查。彻底弄清他们的历史和成份。二、要求改变各部门中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和剥削阶级出身的干部之间的极不合理的比例关系，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首先是成份论者，但又不是唯成份论者，我们并不笼统地排斥一切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但是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部门，都应当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占绝对优势，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正常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这封信表达的“血统论”更为不加掩饰，充满血腥，对“阶级关系“的迷信癫狂达到极端，有暗指人民日报编委会主要成员之嫌。

唐平铸表态了，他在收到信的第二天写出了简短的答复信说：

你们的来信很好，这种情况是××黑帮遗留下来的恶果之一，人民日报如果继续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报纸是根本不可以办好的。我们现在正在采取措施，逐步地改变这种情况。当然，有些成份不好，但是经过长期考验表现很好的，我们还是要信任他们，使用他们，提高他们。

唐平铸

1966年年9月6日

唐平铸的信，前两句虚应故事，后一句写得义正词严，经得起历史检验。当时文革浊浪方起，他写明：“有些成份不好，但是经过长期考验表现很好的，我们还是要信任他们、使用他们、提高他们。”

唐平铸后面的话说得有道理，非常难得。在战争年代投身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中，有不少“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红色新闻人经历过太行山反日寇大扫荡的浴血战斗，也有许多人经历过解放战争血与火的冲杀。他们对事业的信念和忠诚，经过了战火冶炼，怎么能一查他们的家庭出身就一口否定呢？

2.“血统论”的喧嚣为什么是错误的

血统论的观念，通常直接地表现为对“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的极端强调推崇，或排斥、歧视，以“成分”和“出身”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命运。它和阶级斗争理论并行繁衍，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大影响。

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即家庭出身所属的社会阶级）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或是关键性地影响其一生发展轨迹，包括其经济、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机会、职业选择等——这是不变的。

这种认识，随着强调“阶级斗争为纲”越演越烈，表现得越来越简单而极端，在文革中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在那场大劫难之后的今天犹存阴影。

如同“简报”编者按中提到的，“遣返”之议，是在“社内外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战斗精神鼓舞下”提出的，与正在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提倡“血统论”直接关联。

人民日报院内血统论大字报出现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不仅在北京若干知名中学的学生中流传，而且传入了大学校园。8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园里纷纷贴出这幅对联，反映了大劫难全面开启后对家庭出身与政治地位相关联的极端认知。

血统论笼罩下阶级分明，社会等级分明，“红五类”具有高贵血统，趾高气昂；“黑五类”乃至“黑七类”顿时成为“贱民”，往往可以任意打骂。

事实上，“血统论”意识已经逐渐打上国家印记，出现在各种各样正式的政治审查和教育招生文件中。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文规定：“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进入高等学校。”

这个通知规定的不同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学条件极不平等，充满歧视。一方面也确实证明，家庭出身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升学、就业、服役和婚姻等诸多方面，贯穿很长一段时期。

3. 人民日报编委们的家庭出身恰为悖论

“血统论”在理论架构上是漏洞百出的。在社会实践中，包括在波澜起伏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大量实例证明，“血统论”和革命选择之间，没有逻辑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将人民日报社内“遣返”大字报和当时人民日报编委领导人的阶级出身（或称“家庭出身”）联系起来考察，“遣返”大字报为批判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们提供了醒目的靶子。

此时的人民日报，正在开展对“四大家族吴胡陈王”——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的批判。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家庭出身，是“血统论”题中应有之义。

总编辑吴冷西（1919-2002），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资本家兼地主家庭。 父亲和叔父早年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经营洗衣店获利，回国后合股开设银号（钱庄），并拥有地产。地处南方的广州，冬天里特别寒冷的日子不多，然而吴家有条件入冬后生火炉取暖。吴冷西的一只眼睛，就是被炭火盆蹦出的火星烫伤的。

富裕家庭没能压住吴冷西的革命热情，他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奔赴延安，逐渐成为新中国宣传事务的重要领导人。

副总编辑胡绩伟（1916-2012），出生在四川威远县界牌场一个富有家庭中，但是父亲胡良田在儿子降生后一年因病去世。胡绩伟随母亲生活在祖父胡福全的大家庭里。祖父以开茶馆为生，因经营得法，是镇上的富裕人家。胡绩伟因此得到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他在1936年参加革命，1939年来到延安。

陈浚（1917-2013），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四世同堂的显赫大家庭中。祖父陈理卿是家主，前清举人，担任过钱塘江塘工使，负责钱塘江的堤岸工程。后任浙江盐运使，以盐官之富有，知名于富庶的江浙。

清末民初，陈理卿开展实业救国，先后投资浙江的丝绸厂和银行，又投资著名的汉冶萍钢铁厂。这个家庭在江浙堪称富有。陈浚的父亲陈伯琴完成了大学教育，学习机电，后来在天津就职，陈浚因此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抗战全面爆发后，陈浚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至湖南长沙合并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

在长沙读书未几，富家子弟陈浚毅然投笔从戎，离开学校北上进入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开始新闻报业生涯。1953年，他由东北的《劳动日报》社社长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排在“四大家族”最后一名的是王泽民，此时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他出生在河南叶县龙泉镇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王谟堂，1928年前曾在北洋军阀刘茂恩（民国时曾任河南省主席）部任旅参谋长、师长等职。以后转投冯玉祥部队。抗战全面爆发，王谟堂参与组织地方联防武装抗击侵华日军，任叶县东南地区联防大队大队长，多次掩护中共地下省委、地委和军区的领导干部。在解放战争中，他与解放军陈先瑞部多有联系，陈部建议聘请王谟堂为豫中地区行署专员。新中国成立后，王谟堂因历史问题被镇压丧生。文革后确认是一桩错案，获得平反。

王泽民就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接受教育。

如上所述，人民日报所谓“四大家族”成员，全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按照文革强调的“阶级出身”论，看来天生就该打倒。

4.“四大家族”外的编委成员家庭出身

再扩大范围，看看其他几位副总编辑的家庭出身。

副总编辑王揖（1919-1986），原名肖礼重。出生在四川阆中县一个富商人家。父亲肖泽根原本学徒出身，后来经商创业，经营得风声水起，在四川阆中、广元和南部县等地开有杂货铺、醋坊，沿川江运销土特产，被称为“阆中首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秋天，18岁的王揖奔赴延安抗大，开始了革命的一生。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1917-2006），出生在河北徐水县一个商业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在徐水独家经营最大的商铺，自住并出租房屋近200余间，是徐水最大的房产所有者，还有200多亩雇工经营的田产。李庄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当过徐水县商会会长10多年，被称为徐水“乡绅之首”。

李庄却很早就带着家庭出身的隐痛投身革命了。在“文革”中，他反复检查说，自己和父母亲“没有划清界限”。待他彻底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要到文革结束以后。

副总编辑安岗也要提及。他于1918年12月出生在天津一个商人家庭，虽非大富大贵，父亲是洋行职员，在当时也支撑起一个宽裕人家。安岗从小上私塾，后来转入新式教育，高中毕业于著名的天津汇文中学，决心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临近考试，他改变决心，经北平奔赴延安。1936年4月，他在北平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先”，从此参加革命。他参加了1946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创办，当时担任副总编辑。

“文革”爆发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全都出身富有。相悖于“血统”的是，富裕甚至是巨富家庭出身，都没有堵住这群新闻人奔向革命之路，而是向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他们在革命之路上经受生活磨难，战火考验之际，更显得意志坚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们全都遭受过“批判”和“打倒”，无一不写检讨书，无一不检查自己的“阶级出身”使自己不能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而“犯了错误”，都表示要进一步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何止是这些总编、副总编辑们。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都在讲话中检讨自己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因而还要认真改造思想云云。

事实证明，“家庭出身决定论”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家庭亲人的抚养很重要，但是社会影响因素可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社会思潮、风气、教育的引导，周围人群的影响，乃至关键性人物的出现，都可能对人生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影响错综复杂，往往难以界定，不像家庭财产那样容易用数字填写进表格。其实，即便是家庭或个人财产，也是处于变动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填表时反映的，往往是对某一个时段的统计。

血统论透过“阶级分析法”渗透于文革各个阶段，推行到极端，对《人民日报》有深刻影响。审视文革中的报纸，会产生一个直观，就是极端强调“工农兵”的天然革命性。

（完）

2025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