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024年，我在香港月刊上，发表了“发小”一文，文中回忆了我与黄春光，吴步生，冯尔超，何生50年代初，在广州建立起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七十年来我们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童年时的幸福时光，也有文革十年的惨痛经历。

本文在国内转载时，删掉了一大段，其中包括我写点点的一段。

今惊闻点点去世，感到一定要表达点什么，因为点点既是一个深刻的反思者，又是移风易俗的擎火炬手。“生前预嘱”会让点点青史留名。

虽然接触不多，但我却非常敬佩这位小妹妹，思来想去，决定將“发小”中被删除部分发表出来，以致敬点点。

 

50年代初期，父辈们跟着伟大领袖，蹚过了血与火的二十八年，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上海和北京的市民一定不会忘记一个稀世罕见的场景：清晨当他们打开房门时，惊呆了！街上齐刷刷地睡着解放军战士，军队夜间静悄悄地进城接管了政权。他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军队？他们怎能不心悦诚服于共产党的胜利！在短短的时间里，野马脱缰般的通货膨胀被抑制，全国的匪患被消灭，新中国不再有战乱流民，不再有黑帮恶霸，不再有妓女、赌博、鸦片……这些中国千年的沉疴恶疮被一夕之间连根拔掉。虽然还一穷二白，但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和平宁静、国家一统、民族团结的生活。特别是中国贫苦的农民，自盘古开天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有了政治地位。我曾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毛主席给了我们尊严，邓小平给了我们富裕”，这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我们的父母们从职业革命者，踌躇满志地向建设者转型。现在网上激辩“过去究竟好不好？”就我而言，当然希望国人认为过去好，因为那是我们父辈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期。然而感情归感情，事实归事实，我丝毫不想掩饰父亲的错误。

虽然五十年代头几年形势非常好，但我们的父辈以及他们的领袖，是坚定的共产义者，“新民主主义”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一心想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的中国。他们的信仰无比高尚，理想无比远大，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极其低下，“四个现代化”连“一化”都没有完成，却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冒进口号。“大跃进”时代人民豪迈，仿佛共产主义唾手可得，结果是导致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有没有饿死人？1960年，我父亲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首件事就是去河南处理信阳事件，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这个事件。

人们对过往的回忆可以非常不一样，因为每个时间段都是很不同的。网上说“吃得饱”或是“吃不饱”的，也许都是事实（也不排除成心的杠精），只是对应的时间不同而已，加上其他一些非常复杂的因素（阶层，身份，职务，级别，地域……），就构成了对一个时代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总体上那个年代物质是极度匮乏的，吃不饱是普遍的。饥荒年代我父亲去家乡视察，还带回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孤儿。我高中在广州执信女中上的，中午在学校吃的是双蒸饭、猪拿菜，当时似乎是吃饱了，但不经饿，每次回家都像饿死鬼似的，到处找东西吃。家里能找到仅是一点小球藻和叶蛋白，这已经是不得了啦！为了响应主席“三年不吃肉”的号召，我父亲真正做到了三年不知肉滋味儿。在配给制下，省委书记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可想那些本就贫苦的人家会多么困难。但不可否认，虽然知识分子臭老九活得战战兢兢，广大工农大众确实是全心全意地爱国爱党，主人翁精神满满，因此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正面的。

1960年冬，国家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又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左风。60年代上叶，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小阳春”，典型的一个事件是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当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时，台下几千名科学家和艺术家起立欢呼，鼓掌达六十次，大家感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然而，没过几天好日子，1966年，“WG”开始了……

对往昔的议论纷纷攘攘，各执一词。我认为，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最深刻的反思反而来自一批老红二代，如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儿子，还有陈晓鲁、马晓力、罗点点、杨小平……这些革命后代的反思是有价值的。罗点点在她的书中写道：“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理想，不惜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点点写得深刻而沉痛，甚至有些悲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先生理由在回忆我母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著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对于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庄严也更壮烈。是的，我们的父辈是一群极富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会犯错误，但至少不会为了金钱背叛自己的信仰，不会让私欲玷污了党性。这恐怕也是他们会被怀念至今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