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刘英和我谈党史的缘起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晚年人称“活党史”、“活档案”，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因此，我放弃从事五十余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为学习中共党史，找她谈话、搜集和订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说她是“活党史”，不仅因为她参加革命早（1925年入党），经历丰富（例如曾两度留苏、参加中央苏区的实际工作和随后的长征、接着又和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结婚），还由于她对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工作比较了解。特别是在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她一直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实际上是中央的秘书）。因此，对于从长征一直到延安这十来年的党中央情况，她知道得比较多。例如,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调邓小平去部队工作，其原来职务由刘英接替。刘英一再讲，并且写到了书上，她那时接受的是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工作，还讲了李富春对她的具体交代，实际上是给中央队当秘书和做会议记录。从那时的形势和两人情况看（邓小平是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即所谓“邓毛谢古”一案；刘英则在管后勤的红章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我相信刘英之说。在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1976年相继谢世后，她就算得上是中央这段时间上层情况的唯一见证人了。

刘英受过密码通讯训练，又长期从事干部工作，记忆力真是超强。直到97岁辞世前，她对以前经历过的人和事都能如数家珍。

她之所以成为我的忘年交，也是年深日久。我是在延安整风前夕的1941年，张闻天受到严厉批判时期认识刘英的。张闻天的总书记实权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就已转到毛泽东之手，此后他只是挂名而已。六届六中全会上，毛已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和做结论，张闻天只是致开幕词和作组织报告。六中全会后不久，张闻天即交出全权，但是还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直到1941年九月会议后不久，他才去长期做农村调查。就是在这期间，张闻天找我调查“抗大”的教育情况。我到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和他们谈了话，还在他们那里吃了饭。

作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一直从事实际工作，张闻天地位的升降，长时间对她并没有太大影响。无论是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还是解放后从事十年外交工作，她都是我的上级领导，相处更熟悉，感情也更好。但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我和她一同被打成外交部“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分别受到批斗和处分的严重打击，我还受到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处理，她后来也和张闻天被流放到广东肇庆。这一分别就是二十年。1979年中央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斗彭、黄、张、周和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定”作了甄别平反，认为对他们的批斗、处理和在全国发动反右倾运动是错误的，指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做法也合乎党章，为他们以及所受牵连的大批干部作了平反昭雪。此时刘英和我分别回到北京，张闻天却已在外地逝去。

得到平反后，刘英主动要求不再搬回原来跟张闻天共同居住、待遇较高的景山后街甲一号，改由“中办”另行安排到三里河南沙沟居住。大约同时，我被调到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借住钓鱼台国宾馆，和她的住处只隔一条马路，三天两头去看她，来往就更加频繁。她因独居，多少有点寂寞，也非常欢迎我去。所以从1979年到2002年，我对她的探视和相互来往当在百次以上。

1979年，胡耀邦批准编辑出版《张闻天选集》并成立编辑领导小组，以邓力群和马洪为正副组长，我被指定为小组成员之一。但由于这个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我来抓。在领导小组之下又设立了一个由萧扬、张培森、程中原、张兆宪等同志组成的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头四年是萧扬，萧扬之后是张培森。张培森是唯一完全脱产并贯彻始终的专职组长。

与此同时，我也从研究张闻天入手改行学习党史，经常找刘英谈话更成为一种需要。因此，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一大段的历史，就成了我访谈的重点。她对我也是敞开胸怀，无所不谈。有时说到某个问题，她甚至申明，“这件事，闻天在世时我都没跟他讲过，怕他一不留神说了出去。”我当然也十分尊重她对我的信任，她跟我谈的问题，如果政治上特别敏感或涉及到别人的隐私，我就一直埋在心中，对谁也不随便说。

1999年我改行研究中共党史，为了请她有系统地谈一下党史，这一年我曾正式访谈过她二十多次，头几次还录了音。开头我还曾让专职研究张闻天的张培森也参加谈话，但张培森只参加了四次就退出了。因为刘英几次向我表示，说和我这样的熟人谈话更随便些。可惜开始后不久，我患上心肌梗死。刘英鉴于张闻天和曾任张闻天秘书的徐达深均因心脏病而走的前例，她怕我过分劳累，有伤身体，就劝我把研究张闻天和对她的专访停下来。其实，我先前一个时期的访谈都曾整理成文；后来又陆续进行了两三年的交谈，事后也都做过一些追记。所有这些，对于我写《党史笔记》都有很大帮助，书中头几章还经过了她的审阅。

刘英谈的许多问题，史料价值很高，有不少还是以前未曾披露过的。所谈内容，特别是从未披露过的部分，如果被埋没下去，也实在可惜。而把党的真实历史留下来，又是刘英本人生前的强烈愿望。她说过：“对历史，现在讲多了还有人攻，但是等现在的一些人去世了，还是要按历史是怎样就怎样写的。”这个意思，她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她和杨尚昆、黄火青、萧克等老同志谈话时，就希望他们把所知道的历史写下来，对他们讲：一时发表不出来也不要紧。她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恢复包括张闻天历史地位在内的党史真相倾注了她晚年的全部精力。她对我固然是谈得深谈得细，对收集和研究张闻天资料的主要参与者萧扬、张培森和程中原也都一再详细介绍她所知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我们和其他参与者找老同志了解情况和查找档案等打通各种关节。她还把出版《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和《张闻天年谱》等所得稿费全部交由张闻天选集传记工作组使用。她并亲自率领工作小组成员访问杨尚昆等对党史了解很深的老同志，并接受过胡乔木的专门约见，和他们交谈张闻天和党史中的一些问题。

为实现刘英本人的遗愿，更为留下真实的历史，现在就把我访谈刘英当时或事后的有详有略所记，大体上按照刘英本人的先后经历，由宋以敏整理成文。已见《刘英自述》等公开出版物的内容基本上不再收入。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