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苇：七千人大会前后省级层面的政治生态与民生困境——以安徽、四川两省为样本（上）

大家好！前两天讲了七千人大会风向突变的内在动因。顺着这场“出气会”，我会分为两条内容，讲讲大会前后，省级层面的政治生态和民生困境。为了突出代表性，仅以安徽和四川两省为例。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核心目标之一，是打破此前因"大跃进"引发的基层治理僵局，疏通党内民主渠道，使各地积压的矛盾得以释放。为此，中央政治局常委采取分省坐镇的方式，直接参与各小组讨论，试图引导基层干部"把气放出来"。不过，各省的政治氛围与干部心态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出气"效果呈现两极分化。

从经济基础看，各省面临的民生压力差异明显。部分省份因前期"大跃进"中的激进政策实施较晚，或力度相对缓和，人口损失较少、经济包袱较轻，干部与群众对过往错误的认知较为统一，故能在会议上较快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氛围相对开放。

而另一部分省份因长期执行高指标、瞎指挥，导致农业生产崩溃、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地方领导为维护既得权威或规避责任，往往采取消极应对态度，甚至压制不同声音，使得会议进程受阻。

从干部精神状态分析，省委书记的个人作风也是关键变量。开明的领导者能够正视问题，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而部分领导干部则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符合少奇同志此前批评，"连事后诸葛亮都不愿当"的特征。他们拒绝承认决策失误，甚至将责任推到下级执行偏差。这种态度不仅阻碍了党内民主的正常开展，也加剧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失望情绪。

在参与会议的省级负责人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均以强势作风著称，但二者对错误的认知与应对方式截然不同，最终导致两省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的处境形成鲜明反差。

曾希圣作为安徽"大跃进"期间的主要决策者，曾积极推行包括"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的早期形式在内的多种激进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未能扭转农业颓势，但曾希圣在后期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5年）》，安徽省在1960年至1961年，净减少人口439万，这一数据背后是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的粮食短缺。面对严峻现实，曾希圣表现出一定的反思意识，他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承认，"工作中有严重失误"，并积极调整政策，最终推动"责任田"试点，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自我批评，为安徽在七千人大会上，营造了相对宽松的讨论氛围。

刘少奇参与的安徽组，周总理参与的福建组，均因当地领导的配合，较快实现了"出气"目标，会议进程较为顺利。但是四川，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下条再说！

来源：王铭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