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文革中的“三结合”（下）

毛泽东确定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关的名称和“基本经验”

一开始,各地建立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关,名称五花八门,有叫公社的,有叫司令部的,有叫核心小组的,有叫人民委员会的,有叫造反指挥部的……。名称这样不统一,一方面不能建立上下级领导系统,另一方面也使“三结合”临时权力机关内部的组织结构不统一,容易给坏人钻空子。此外,还有一个对外形象的问题。中央一个叫法,各地有各地的叫法,似乎表示中国的政权结构是混乱的。

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决定统一“三结合”临时权力机关的名称。统一叫什么名称为好?毛泽东经过思考后决定:统一叫“革命委员会”。1967年3月30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自此,“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就定下来了。毛泽东当时十分乐观地设想,到1967年5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可能成熟了,至少在省一级能够成熟或者接近于成熟了,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局势就稳定了,就可以进入“改”的阶段了。1967年5月,毛泽东在同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中也很有信心地说:从“一月风暴”到大联合、“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阶段。这时,已经从“走资派”手中夺回了权力,局势也就稳定了。

但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并非一帆风顺。各地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毛主席一声号令,都不折不扣地执行最高指示的。在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出现了许多波折。出现波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各地造反派的争权夺利。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都想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按照毛泽东当初的想法,是先以左派为核心,实现革命大联合,然后,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实际实行起来就很困难。造反组织各有各的利益,不愿意搞大联合。即使联合了,又互相争夺核心地位,因为只有当了左派,成了大联合的核心,才能够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这种情况,使支左的解放军也很头痛。军队只能支持他们认定的左派。而当军队认定一个造反组织为左派时,另外的造反组织就不干了。这意味着他们的组织是右派。

于是,那些未被确定为左派的造反组织,便重新拉起了山头,甚至搞武斗。这样,派仗就大打了起来。同时,这些造反组织也对支左的军队不满意了,他们开始围攻支左的军队代表,有的甚至还冲击军事机关。

毛泽东对造反派攻击军队代表、冲击军事机关,十分重视。他亲自批准中央下发了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指示,同时还要求军队对一些重要厂矿、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第6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泽东这一指示发表之后,冲击军事机关,围攻军队代表的情况就少了。

毛泽东对于工人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很不理解。1967年9月9日,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就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他由此担心天下分裂。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

1967年,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同南萍、陈励耘谈话中,要求分裂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还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这是“形‘左’实右”。他批评了一些造反派头头所说的要“以我为核心”的观点,他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是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不懂。”当时,毛泽东对造反组织还有一丝爱护之意,他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毛泽东在指导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中,对造反派们不许革命干部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相反却坚持要打倒大多数革命干部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在1967年下半年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他反复说: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他认为:干部倒下的应该是少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即使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他在1967年9月同一些地方干部谈话时又一次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还设想,到开九大时,不但地方要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在中央,也要率先起用一批老干部,要让这些人当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的名字,说他们要在开九大时,当代表,当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毛泽东几乎有机会就讲:“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关于要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想法,在他巡视大江南北时,有集中表现。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能不能正确对待干部,能不能解放一大批革命干部,并把他们吸收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去,作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关键问题”。

经过一番稳定局势的努力,在全国各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建立起来了。对此,毛泽东是很高兴的。他认为,全国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了,而他关于“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的设想,也基本实现了,此时,是到了该稳定政权的时候了。而稳定政权,毛泽东认为,就以稳定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基础上为好,而建立革命委员会,正是“三结合”的产物。为此,需要总结出一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来,用以指导全国政权的稳定工作。

1968年3月,毛泽东公布了他总结的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他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一公布,全国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进程也就加快了。1968年9月,全国各地省一级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红卫兵捣毁寺庙斗争和尚

“三结合”变成了“两结合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在毛泽东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的表述中,把“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放在了第一位。毛泽东这样讲,不是随便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毛泽东考虑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处于动荡状态的情况下,由军队介入地方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支持左派掌权,并以军队代表为核心组建“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完全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军队有军队的任务,今后不可能长期让军队代表担任“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核心。那么是不是让造反派担任“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呢?毛泽东对此也转而持否定态度。通过前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他看到:造反派搞的是形“左”实右的那一套,而这些造反派在中央内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央文革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基于这一认识,当他发现王、关、戚的严重问题时,毫不犹豫就亲自下令把他们关押起来。王、关、戚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各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告诫、批评造反派。他此时的认识,是认为造反派绝对不能当“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核心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以革命干部为主,以他们为核心。

这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改变了,由以军队代表为主,改为以革命干部为主了。他当时针对革命干部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就是好干部,就可以成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核心。他还风趣地说:“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在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仍在建立的过程中,毛泽东设想要“全面解决”(即稳定全国局势),然后开党代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到1968年10月,毛泽东看到全国大多数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打算着手实现自己关于整党的预想了。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认为,“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夏季就差不多结束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毛泽东认为上述这些工作的中心是整党。他的设想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实现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就可以重新建立党的组织。而在建立党的组织的过程中,也要像建立革命委员会那样,实行“三结合”。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全国开始了在基层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三结合”仍然是恢复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有的基层党组织,就是在原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党组织的。此后,全国出现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的党委共同存在的局面,形成了“三结合”的党政领导体制。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在之后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过程中,在对各地党委领导班子和革命委员会进行整顿时,必然要涉及到“三结合”的党的领导班子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中军队代表的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采取了慎重态度,严格掌握了政策界限。他认为,绝大多数军队代表是好的,林彪的死党只是极少数。按他的指示,中央既没有在军队中层层揪林彪死党,更没有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支左的军队代表的工作。

但是,此时,毛泽东开始着手实行他早就预想的稳定全国局势的措施了。他的措施之一,就是让军队代表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上去。他曾经形象地把这一措施叫做“将归位,兵回营”。此后,“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和党委领导班子中的军队代表陆续撤出领导班子,回到了军队。这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和党委,实际上变成了“两结合”,即变成了只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参加的领导班子了。

（来源：《党史文苑》2005年05期，作者陈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