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文革中的“三结合”（上）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见的词汇之一, 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前途, 也关系到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三结合”的变化, 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睛雨表。那么, “三结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结局又如何？让我们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这一过程吧!
毛泽东有一个改变中国权力结构的良好愿望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 就已经对各级政权机构的现状十分不满意。他认为, 这种政权机构, 会产生大量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 而官僚主义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使国家变为修正主义的温床。不仅如此, 他还认为中国有产生修正主义的现实威胁, 情况已经相当严重。1966年5月5日, 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 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中国变修正主义的危险来自哪里?毛泽东认为来自现有的各级政权中。而各级政权中的问题主要又是“当权派”的问题。他认为, 对这些变了质的当权派, 是要打倒的。而对党的各级组织, 他是很重视的。他在1964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一个省委, 一个地委, 一个县委, 一个公社党委, 一个支部委员会, 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毛泽东还认为, 在中国现实的政权结构中, 谈不上发扬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最早, 他是在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得出这个认识的。当时他认为, 苏联说是社会主义, 是假的, 它的政权结构不是人民民主的。在工厂里, 工人没有管理工厂的实际权力;在集体农庄里, 农民没有管理集体农庄的权力;在军队里, 士兵没有管理军队的权力。工人、农民、士兵, 他们都不是主人, 那么,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就是空的, 所以, 苏联才会变修。由此, 毛泽东联想到中国, 他认为, 中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中国的许多基层政权中, 也谈不上发扬人民民主, 人民的民主权力也很难得到保障。如果不注意发扬人民民主, 中国就会出修正主义。
那时, 毛泽东就设想要改变一下中国的政权结构, 改变一下干部队伍结构。但由于当时中国还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加上毛泽东的考虑也不十分成熟, 他没有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但是, 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一直存在。到1966年,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权结构和干部队伍。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 就是通过群众自下而上的造反, 夺取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然后由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代表 (即造反的“左”派) 来掌握各级政权, 实现他所设想的“人民民主”。
毛泽东产生这一想法, 确实是出于在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防止出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的。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回忆, 毛泽东对这一做法的目的透露过:“我没有私心, 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 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 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 通过在他指导下产生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份文件中体现出来。“5·16通知”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要“清洗”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而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 则在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 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 发展壮大左派队伍, 坚决依靠左派”。这两份文件表明了当时毛泽东这样一个意图, 要把那些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由“左派”来掌握, 以此为基点, 改组各级领导机构。而对于“左派”, 毛泽东当时看好会的是青年学生。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也有反映。决定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一月革命”的现实, 改变了毛泽东当初的打算
但是, 1966年下半年发生的红卫兵运动, 却使毛泽东感到头痛。红卫兵借大串联之名, 行打砸抢之实。红卫兵的乱批乱斗现象也十分普遍。这样, 不光是把社会秩序搞乱了, 而且发生了各红卫兵组织之间大打派仗, 甚至发生流血事件。毛泽东开始对红卫兵失望了。他把目光移到了工人身上, 想让工人当“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让工人造反派夺权。
正当毛泽东思考这件事情之时, 1967年1月, 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以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的支持下, 夺取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力。毛泽东似乎从这件事情中看到了希望。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当1月8日毛泽东得知上海工人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权力时, 就表示支持。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 全国就有希望。”不久, 毛泽东得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又夺了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的权力后, 很快就于16日批准上海市工人造反派夺权。接着, 1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 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接着, 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明确肯定和支持上海以王洪文等人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夺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
可见, 毛泽东已经把工人阶级作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和依靠力量。他设想, 将来各地都要学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样子, 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权力, 然后, 由这些工人阶级中的“左派”来掌握各级领导权。正如当时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的贺电中所说的:“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 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 把无产阶级的命运,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 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在《人民日报》上称赞他们的行动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此时, 毛泽东还在一则评语中写道:要“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
然而, 一直关注上海局势的毛泽东很快就发现, 所谓工人造反派, 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一是工人造反派也分成几大派别, 各派之间相互对立, 相互斗争, 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二是工人造反派也有胡来的现象。工人造反派也搞乱批乱斗, 他们对所谓“走资派”实行游街批斗, 同时也有打砸抢行为。这些行为的后果, 并不比红卫兵差。三是发现工人造反派中也有坏人。这些坏人鼓动工人造反派搞武斗, 抢商店。
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一开始还寄希望于大联合。他认为,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只要工人造反组织实现了大联合, 就会克服现存的缺点, 从而共同对“走资派”夺权。但是, 在大联合中, 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一是各派互相争当大联合的核心, 二是大联合是表面的, 各派组织实际上还是存在的。这些问题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他的设想了。
毛泽东做出了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关的决定
看到全国已经处于动荡之中, 毛泽东内心是焦急的, 他开始考虑如何稳定局势的问题了。他把目光转向了解放军, 决定用解放军来稳定局势。因为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 由解放军来稳定局势, 才能保证全国不乱。同时, 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威信。
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做出了由解放军支左的决定。他在一则批示中写道:“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 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 是假的, 早已介入了。”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指出: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指示一律作废, 解放军要“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毛泽东在1月22日接见军委碰头会高级将领时, 还当面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 也要坚决支持。”
从毛泽东决定由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开始, 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真正意义上的夺权, 必须是在军队的支持下才能够进行。这正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的。毛泽东也很高兴看到在军队支持下的夺权, 并且细心指导军队支持左派夺权。1967年1月26日, 毛泽东要求军委研究夺权问题, 研究哪些机关可以夺权, 哪些不能夺权, 夺了权的人们对待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既然是在军队支持下夺权, 那么, 夺权之后新组建的临时权力机关, 也必须有军队代表参加。这样, 就形成了由解放军代表和造反派代表 (当时称之为革命群众) 共同组建新的临时权力机关的局面。
但是, 毛泽东考虑到, 新的临时权力机关, 不能光是由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两个“元素”组成, 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当时毛泽东认为的革命干部, 是指拥护“文化大革命”, 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当他考虑关于吸收革命干部代表参加临时权力机关时, 又从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他的一封信中, 进一步得到启发。张春桥、姚文元在这封信中报告了马天水 (“文化大革命”前任上海市副市长) 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能够正确对待造反群众的事情, 说马天水表现好, 又有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 因此, 上海市造反派在建立新的上海市临时权力机关时, 把马天水也吸收了进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很高兴。他由此想到, “文化大革命”不能把大多数干部打倒, 还应当吸收一大批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新的临时权力机关。毛泽东把他的这一想法和陈伯达谈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 陈伯达布置《红旗》杂志于1967年底写出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稿。写好后, 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社论稿进行修改后, 同意发表。这篇社论中写道:“认为只要是当权派, 就一概不相信, 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 反对一切, 排斥一切, 打倒一切, 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 要正确对待, 不能一概打倒,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 就要允许他们改过, 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 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否则是很危险的。”在这篇社论中, 毛泽东还给“革命干部”指了一个方向: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功劳, 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要“建立新的功劳, 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 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 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和错误, 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改过来。”而那些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能够正确对待造反的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的代表, 就可以结合进新的临时权力机关中来。
由此, 毛泽东初步形成了由解放军的代表、革命群众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关的构想。到1967年2月, 毛泽东的这一构想变成了决心。他在2月12日至18日间与张春桥、姚文元谈搞“文化大革命”的打算时, 首次提出了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打算。他说:要想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就必须先搞大联合, 搞大联合, “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他接下来直接否定了由“革命群众”即造反派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担任核心的可能性。他说:在“文化大革命”“青年人做了贡献, 但是马上让他们接省、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2月16日, 毛泽东亲笔在军委做出的《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中写道:“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进行, 必须经过上级批准。”随着这个批示的下达, 毛泽东关于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关的决定, 也正式公布于党内。接着, 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搞“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年2月18日, 毛泽东在批准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时写道, 要“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 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毛泽东还亲笔把社论稿中原来写的“有的干部, 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句改为“有许多干部”。虽然只是几个字的改动, 但表明毛泽东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要把一大批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重新进入新建立的领导班子。
那么, 是不是马上就让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的革命群众的人接省、市委书记的班呢?毛泽东认为, 也不行, 因为革命干部当时还不是最受信任的, 何况他们刚刚“犯了走资派错误”而受到冲击, 造反的革命群众对他们还不十分相信, 他们稳定局势的力量也不够, 当然不能由他们直接当新组建的临时权力机关的核心。
“三结合”关键点的变化:由军队代表当核心
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关中, 谁来当核心？毛泽东经过思考, 认为, 应该由解放军代表来当核心。他当时表示了对解放军的充分信任。1967年3月7日, 毛泽东关于以解放军代表为核心的决定, 首次在他写的一个批语中表示出来。他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中、小学实行军训, 参与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 实行斗批改。同一天, 毛泽东在《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中亲笔加写道：“从上至下, 凡要夺权的单位, 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 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 (大、中、小学) 、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 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 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 可以暂缺, 将来再派。”
革命委员会被取消, “三结合”生命终结
1976年, 我党粉碎“四人帮”, 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 革命委员会仍作为地方人大和政府合二为一的权力机关存在了一段时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行, 革命委员会已经不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1979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 取消革命委员会的制度, 恢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制度。至此, 存在了12年之久的革命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而“三结合”也就从此终结了它的生命。
（未完待续。。。）
来源：《党史文苑》2005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