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 60年代“三学”运动, 口号遍及全国

01

工业学大庆

60年代有一项十分红火、遍及全国的运动，那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首先是工业学大庆，因为1966年春我们在工厂里实习，那些话在大标语上挂，在大喇叭里喊，开会时学，读报时念，整天都是这些，所以印象是很深的。

当年的宣传画

（一）

在经历了三年多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大饥荒，高层需要人们再一次提起精神、奋力劳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某种意义上是由此而生。大庆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松辽平原上。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极为艰苦的奋战，我国在极度困难又极其需要的情况下，在那儿开发出了个大油田，其激动是可想而知。由于在那片黑土地下，发现有可供开采的石油正是在1959年9月，时值国庆10周年，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

大庆油田的发现，以前一直归功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这几年资料整理的结论说，这个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而更应该是和李四光同时代的另一位地质学家谢家荣的功劳。他在1945年就提出了“将来的勘测工作，特别要注意北满”，而且他还是大庆勘测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之一。但是，1966年8月13日晚，谢家荣却在被公开批斗后服毒自杀。几天后，他的妻子吴镜侬也服毒自杀。有多少共和国的功臣，就是这样的离去。

当然，“学大庆”并不是去学怎么开油田。而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需要大家学习的榜样。那就是一支被认为是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业队伍，被树为全国劳动者的典型模范。大庆的开发，艰苦到何种程度，仅举一例。大批人马到了那儿，连个房子也没有。只好就地往下挖土坑，上面搭个棚子，叫做“地平堡”。就这样地度过东北冰天雪地的寒冬。在“地平堡”挖成以前，刚到的那些天，有的甚至是几十个人露天里盖一张大棚布睡。之后，过了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比较稳定了，就学着当地老乡的办法，用泥坯垒的平房，叫“干打垒”。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当年12月21日开始的三届全国人大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正式地完整地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

作为“工业学大庆”，主要是要求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发展而大干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哪怕是在冰天雪地里也要拼命地干，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用到生产中来，试图再次以自己熟悉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去搞经济建设。“大庆精神”用毛泽东的一句批语就概括出来了，那就是“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1965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文章。其“编后话”指出：“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

被树为典型代表人物的王进喜也有很多豪言壮语，比如“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就要抖三抖”，“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哪怕少活二十年，也要搞出大油田”等等，一时成了名言。

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后来被认为是不够科学，改成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而最后一句话，“哪怕少活二十年，也要搞出大油田”，后来竟然成了真的。1970年，王进喜因患胃癌病逝，才47岁，少活了不止二十年。可惜王进喜去世早了。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把工人阶级副总理的位子给了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吴桂贤，不然毫无疑问是王进喜的。

（二）

但是，即使是这样，“文革”开始后，极左势力觉得“大庆经验”里条条框框太多，讲制度、讲严格太多，不利于造反，尤其是认为“大庆经验”是国务院系统的余秋里、康世恩搞出来的，和他们不是一伙，所以对“大庆经验”不以为然，相反谁要是过多地强调“大庆经验”，还要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压革命”。当然，“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极左势力也不敢否定。

“文革”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重新肯定了大庆的成绩和经验。但同时，会议也指出了学大庆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浮夸冒进和某些不讲科学的倾向。之后，这个口号也就慢慢不再提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提到“工业学大庆”的事。

这是王进喜的一个经典事例，为阻止油井发生井喷事故，王进喜跳入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加入了凝固剂的泥浆，以加速凝固。图片是电影《创业》里的一个镜头。但也有资料说此事不实，实际上是两个技术员跳下去的，石油部领导康世恩不愿意表扬知识分子，就把这先进事迹换成了王进喜

（三）

大庆和我的经历也有联系。上世纪90年代，我因为参加全国经济师资格考试“商业经济”试卷的命题工作，两次隔离在大庆的卧里屯，封闭数月出试卷。卧里屯是新建的石化公司的职工居住区，条件在当地算是很不错的。一排排新的居民楼，街道整齐、干净，行人很少，是个非常安静的小镇。出了镇子，四周就是油田。

那些日子，晚饭后常常漫步在油田边上。那空旷开阔的泥沼地，那一片片的芦苇，那一台台四散分布的磕头机，那是大庆油田特有的景色。磕头机，就是抽油机，那铁臂伸出的机头，不停地缓慢地上下动作，就像一只大公鸡在不停地点头啄米，所以俗称磕头机。人们对油田的印象，通常是一个个高大的铁塔，那是钻井机，是一开始开发油田用的。一旦开发成功，接下去就是按上磕头机，几十年不停地抽油了。当然，我们也去参观过王进喜工作过的地方，和那口有人跳下去搅拌的大名鼎鼎的油井。

02

农业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是面向农村的，因此，它的社会影响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三个学里面是最大最持久的了。

（一）

大寨大队在山西省昔阳县，位于太行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土地贫瘠。解放后，大寨人在村支书陈永贵的带领下，注重农田建设，出大力，吃大苦，流大汗，改造土地，把一部分坡地垒成梯田，明显提高了粮食产量。作为先进事例，它的影响，随后不断扩大。1960年2月，山西省委作出“学习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决定。1964年，《人民日报》在山西省委的推荐下，派出燕凌等几位记者来大寨做实地调查，于2月10日刊登了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接着，当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农业学大寨” 的运动，便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之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几乎影响着中国每一个农村社队。

但是大寨经验，有它的长处，也有它明显的不足。显而易见的是，投入和产出之比显然不合理，付出太大而收获不相配。即使是在大寨最辉煌的时候，他们一人一年也只能分到一两斤小麦。哪怕过年吃饺子，也只能是玉米面的皮。这一点，领导干部中有人也早看到了。

山西还有个另外一种类型的典型，那就是在汾河西岸的汾阳县，有个与有名的杏花村相邻的贾家庄。1964年，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带队到山西搞社教。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专程邀请他去贾家庄参观。贾家庄经验的特点是，它的农业、副业、工业、商业的项目比较齐全，搞得都比较不错。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是后来70年代兴起的苏南模式，发展队办企业、乡镇企业。

孙泱在参观后，特地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汇报。中办很重视，委托人民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孙泱就安排了农经系师生去现场调研。这是人民大学继1958年邹鲁风率队的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之后又一个有影响的农村调查组。这份“贾家庄调查”完成后，受到了一些中央领导和高层单位高度重视。

（二）

由于大寨经验更能适应左倾气氛下的“革命”需要，到了“文革”，陈永贵和大寨更是红火了。1969年他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任命为昔阳县委第一书记。1971年，当选为山西省委书记。1973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尤其是在1975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不仅是一个大队，而是整个县都要达到大寨的水平，并且还要求全国1/3以上的县成为“大寨县”。“学大寨”运动就此达到了顶峰。

陈永贵的题字

江青对大寨是挺有兴趣的，曾三次过来这里。尤其是第三次，1976年毛泽东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她还在大寨逗留。直到毛泽东病危，在中央催促之下，才匆忙赶回。

陈永贵自己也有所膨胀，傲慢和霸气、家长作风不断滋长。社会上，对陈永贵和大寨的不同看法，也渐渐增加起来。当时就有个昔阳邻县平定县的一个普通工人岳增寿，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中央领导，揭露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亏得“文革”结束得早，1978年12月，岳增寿得到平反，宣布无罪，获释出狱。

前面提到的“贾家庄调查”，也是这个结果。“调查”报上去没多久，“文革”到了，这份材料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是公然和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唱反调、相对抗。结果，孙泱于1967年10月死在被关押的“新人大”总部大楼地下室（当然还有其它更多的原因）。省委书记卫恒则死得更早，1967年1月，关押还不到一个月就死了。直到改革开放，贾家庄的经验才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到处开花。这又一次使人想起本书前面社教那一篇里说的陕西农民杨伟民的事：在中国，有些话不能讲早了，哪怕是很有价值的话。

（三）

直到“文革”之后，陈永贵已经身为副总理，文化水平却依然没有长进，连在文件上批示“同意”两字也写成了“同义”。当然，这倒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问题在于，陈永贵在“文革”中照样起劲得很。虽为农民出身，却无农民素质。在成为副总理后，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县”，除了布置超高的生产指标以外，更是大力推广大寨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打击对学大寨有不同看法的人。

就以凌志军先生的一段话作为佐证：“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覆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就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的思想动向公布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之用。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至于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虚报产量、飞扬跋扈，这些更不用说了。

实际上，“文革”期间大寨和昔阳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里小寒大队支部书记冀国成，因为在困难时期曾允许队员种自留地，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批斗殴打三十多次，他不堪忍受而跳崖自杀。东寺大队一社员的妻子是富农出身，被脱光衣服，当众吊打。她丈夫站出来想保护她，说要打就打我吧。结果，把他们俩吊起来，一起打。那女的当晚就悬梁自尽。

在昔阳县农村，“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农民有132人。其中上吊死的62人，投水死的35人。全国要是照这个样子，到处建起“大寨县”，那该是多么的可怕啊?!（陈英茨《陈永贵本事》，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文革”结束后，如何看待陈永贵和大寨，更是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大寨经验，说到底，其实就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左”的管理模式和劳动模式。在集体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无视和剥夺劳动者个人的权益。昔阳县有关资料记载，1967至1979年间，全县在建设大寨田的过程中，死亡劳力达310人。同时虚报粮食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要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和大寨经验完全相对立的。

对这些，陈永贵一时很难接受，还几次与邓小平、胡耀邦发生争执，甚至暴粗口。邓小平一再找他谈，要他检讨自己的言行，说：我们共产党员都要经得住起落，像我本人也是这样。但不要求你做多少、检讨多少，你能意识到哪些就检讨哪些，中央对你没有过多的要求。但是，请你坚持组织的原则，始终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场斗争的一个风向标事件是，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来自山西的一封名叫陈灵风的群众来信，摘编为内参。来信的矛头直接指向大寨，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尤其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央机关报把这些写进了内参，发给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接着，1979年，《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写出了内参《大寨走向了反面》。

1980年8月，山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列出了大寨、昔阳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左倾”错误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同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山西省委的报告连同批语，以中发[1980]83号文转发全国，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在肯定大寨、昔阳及山西省过去的贡献和成绩的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且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同时讲了不再使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并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的请求，中央表示同意。

辞职之后，陈永贵一直留在北京生活。1983年春，还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因患肺癌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

（四）

陈永贵的问题，远不止上面这些，还有他的历史问题。1964年那次采访过大寨和陈永贵的时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的燕凌先生，在给笔者的他所写的材料中说：“甚至后来在‘文革’中有人举报且经调查证实陈永贵在敌伪时期做过日本的情报组织兴亚会昔阳分会副会长，报告给毛，毛却硬压下去，说这个事不许再提。于是，陈永贵这个不光彩的历史污点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要是在别人身上，‘汉奸头子’这个罪名还了得啊，被拖出去活活打死也没人管。”

这个事情的过程也挺复杂。2002年4月《北京青年报》连载吴思所写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其中提到了陈永贵参加过日本特务组织“兴亚会”，当过大寨村维持会代表的情况。陈永贵的妻子和儿子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北青报和吴思“杜撰情节”、侵犯陈永贵的名誉权。2003年4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侵权事实成立，判定两被告登报致歉和赔偿抚慰金。吴思提出上诉，2003年12月，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维持原判。但判决所认定的“侵权事实”，不知是指具体情节不实，还是指用词过重，没见到原文。判决生效后，吴思先生一方面表示将执行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又表示对判决不服，将继续提出申诉。同时，北京有几十位学者进行学术聚会，也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了不满和抗议。

尽管法院都作了判决，但社会上、网上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文章还是不断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8年5月，原《光明日报》理论部、群工部主任、原中央派往山西的工作组副组长陈英茨在香港出版了《陈永贵本事》一书。书中不但讲了陈永贵参加“兴亚会”的事情，还讲到了“文革”中山西驻军69军军长谢振华向中央反映这一问题的过程以及中央对此的结论。2008年1月27师东兵在“春秋战国”网站上的帖子“我梦见毛主席了——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也谈到了有关的一些问题。下面主要是参照李飞飞、石名岗在“博客中国”上所发文章，那里转引了陈英茨一书里的内容。

当时山西两派的斗争非常尖锐，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陈永贵曾参加“兴亚会”的问题被揭露。1968年9月，阳泉市商业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敏把一份档案材料报给了阳泉市武装部副部长王牛孩，王牛孩又把材料报给了69军207师副政委、阳泉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周云涛。这份材料还是1955年“肃反”时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交代材料。材料中说，他自己在抗战时曾参加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而陈永贵则是他们的负责人。周云涛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向谢振华报告。

谢振华立即派人从太原赶到阳泉拿走了材料，马上召开省“支左”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会议进行专门研究，并安排当时也在山西“支左”的北京军区保卫部的刘旭等三人复查此事。复查的范围包括：八路军129师锄奸部的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花名册以及当时的敌伪档案。结果，陈永贵的大名均在其中，并注明陈永贵是伪村长，又是“兴亚会昔阳分会的负责人之一”。刘旭他们的结论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

于是，1968年12月谢振华以69军党委的名义将此事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而陈永贵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些情况，几次约见谢振华。也是1968年12月的一天，谢振华在太原迎泽宾馆603房间见了陈永贵。谢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他（指陈永贵）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谢振华没有去深究，想等中央的说法。结果几年之后，非但没等到上面的说法，反倒是自己下了台。1974年，谢振华受到批判，并被关入狱中，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又复出。

但陈永贵的事情还没有完。“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兴起，使得对陈永贵和大寨经验的争论再起。1980年，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问题作了结论。中发1980年8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说，“陈永贵同志在入党前历史上有三个问题”，对前两个问题：“当伪村代表”和“参加‘兴亚会’”的问题，给予确认，但是“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对第三个问题，“被日伪警察所逮捕过”，结论是“陈永贵同志这次被捕没有问题”。陈永贵在这个审查结论后写上了“同意， 陈永贵，1980·11·6”。这个问题就基本告一段落。

我和陈永贵的见面失之交臂。1966年秋，我们班的一部分同学步行串联去延安，途中路过大寨，陈永贵还特地接见了他们。那次活动，我没一起去。现在想来，由此而缺了这一页，有点可惜了。

03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先进典型有了工业的大庆，有了农业的大寨。那解放军的档次更高，所以更得有“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方面的内容就多去了。

（一）

这个号召的提出过程是：1963年12月9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给毛泽东发了份《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议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报告，提出了学习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毛泽东受到启发，11日就把这份报告批给了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12月16日，毛泽东又致信贺龙、聂荣臻、罗瑞庆等部队领导同志，提出工业部门和其它部门派人到军队学习。信中说：“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封信中还写道：“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林彪总结的“四个第一”是指：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当中，做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第一。 三八作风：毛泽东在延安时把革命传统概括为三句话和八个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把这称之为“三八作风”，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一回事。）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指示报纸要报道学习解放军的问题。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从军队选调十万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服务完成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商业部门必须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要千方百计把几百万商业人员的革命精神振作起来。”接着，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态势就很明确了。所以，到了1964年12月21日的三届全国人大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完整地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

这项活动，有它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很明显，也有它“左”的一面。比如，“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之类，就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的需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左”的一面就更膨胀了。那时，解放军的位置，在整个社会高得不能再高了。其中有一项，就是在全国范围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后两项是军事管制和军事训练的简称，借此推行整个社会管理的军事化。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单位，都派驻有军人，而且几乎都是掌权的。各地区各部门成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都有军人代表，而且也都是当一二把手。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新的主要领导也几乎都是军人。1969年产生的九届中央19个政治局委员里，就有12个是军人，占比高达63%。全国人民不但是要学习解放军，更是要拥护解放军。那时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真的是“解放军领导一切”。

（二）

然而，尽管军人的位置这么高，令人意外的是，“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句口号在那三个“学习”里，却是最早结束的。原因是毛泽东与林彪为首的那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军人集团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这个矛盾还迅速激化。

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国内政治气氛骤然趋紧。按照毛泽东的意见，10月17日，政治局决定对一些单位和老干部进行疏散。10月18日晚，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下达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击袭》的紧急通知。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将要求转告副总参谋长阎仲川，阎整理成文件后向全军发布。大概是为了说明事情的重要性，文件的编号用了“第一号令”。不料，这一下却引起毛对林的极大警觉和猜疑，怎么越过我去号令全军，而且还是“第一号令”，把我置于何地？毛在拿到这“第一号令”时，当着汪东兴的面，划了根火柴把它烧了，心中的愤恨可想而知。

毛林矛盾由此迅速升温。毛泽东也不再提“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了，而是连续提出批评，要求军队“反骄破满”。还具体讲到了要利用冬季实行野营拉练，“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以前可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以至于连当时在部队农场的我们，也搞了次历时五天、跨越两省、步行数百里的行军拉练，在后面专门有一节要讲这事。

接着，1970年，又出了另一件事，使毛泽东更生气。之前，1967年，陈伯达主管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称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1969年，姚文元负责的“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变成了，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1970年政治局讨论纪念建军节的社论，用的是后一种说法。陈伯达大为不满，提出要改成以前的说法，由林单独“直接指挥”。张春桥则要坚持后一种提法。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只好说“还是请主席决定吧”。

毛泽东对此当然极为敏感，却没有直接讲出来。他说，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了，我就不看了。但他在心里憋着更大的意见。直到1971年南巡讲话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发出追问：“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消息传到林彪耳里，促使林仓惶逃窜，这成了他坠机身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林彪灭亡之前，就已经不再提“全国学习解放军”了。当然，也从没有下达过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再说了。

（三）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活动中，作为解放军更得提高自身水平，因此就在全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比武”活动。

1964年，毛泽东亲临“大比武”会场，这是他唯一一张拿着枪的照片，说明还是很重视“大比武”的。左一是“大比武”的领军人物总参谋长罗瑞卿

而且，为了配合“全国学习解放军”，军队也推出了一批先进典型，比如“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在“大比武”活动中，推出的典型是——南京军区步兵学校的一个教研室主任郭兴福，和他倡导的“郭兴福教学法”（指导连队基层干部如何更好地训练士兵），这在全国的声誉也是很高的。1963年2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了要“宣扬典型、运用典型”，还直接讲了要“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郭兴福的事迹，甚至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但到了“文革”，郭兴福却被认为是罗瑞卿树的典型，用来跟林彪的“突出政治”相对抗，把郭往死里整。不但关在笼子里游街，在南京将近40℃高温的夏天，逼他嘴里叼一根稻草，在水泥地上爬，爬一步磕一下头，还要大声说我有罪。郭兴福实在受不了，1967年1月30日凌晨半点，竟然率全家自杀。他先掐死了三个孩子，而后用刀割了老伴的手腕，再割自己手腕。那知，几十分钟后，妻子又醒了过来。她看见孩子和丈夫都死了，就再度寻死，挣扎着从窗口跳下楼去，被人发现。人们赶紧上楼敲门，又把昏迷中的郭兴福惊醒。郭又到厨房使劲拿刀砍头。最后，夫妇俩被救了过来，而孩子们都死了。中国的政治斗争就这么残酷，把领导干部都逼到这个份上。

郭的判刑过程，斗争也是很激烈复杂的。据说是许世友起了好作用，不同意判死刑，最后判的是死缓。“文革”结束后，给于平反，恢复工作，当了教研室副主任。但人已经精神木然、反应迟钝、语言不清。1985年骑自行车时，不幸被汽车轧死。

[作者注：本文依据陆伟国《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化出版社，2021年）里的有关内容整理而成。]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