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万里与农村“社教”

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中要求： “各地要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今冬开始，用两三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在农村普遍开展这项工作。”

199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的通知》。6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认真抓好”。（《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1991年11日至14日，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部分省区市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就进一步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发表了重要意见。江泽民在同大家座谈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理所当然地要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他说，我国有９亿多农民，因此，在坚持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的同时，认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十分必要。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有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思想，要善始善终、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工作搞好。宋平在讲话中说，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出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线，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中心，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的三项任务，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总的看来，这次教育活动取得了好的效果。要总结经验，继续把这项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1991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我记得宋平说过，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开展斗争，不开展斗争就是走了过场。但是，副总理田纪云就说，走了过场也比搞乱了农村要好。当时的农村社教，中央是宋平在抓，省里是山东非常积极。”（陈大斌回忆） 。“接近91年年底，11月份，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吵了起来。田纪云首先发难，万里、杨尚昆、乔石等一起，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提法问题对宋平进行围攻，实际是对着江泽民的。” （卢之超回忆）。徐庆全说：“2012年底的一次聚会上，我专门向田纪云请教。他说：是在十三届八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八中全会要通过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宋提出农村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淡化，发展农村经济要放在次要位置。这就离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我在会上讲了两个小时，除了没拍桌子，几乎什么话都讲了。我说，离开包产到户发展农村经济，在农村搞什么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肯定完蛋！万里支持我。他说，农村工作中央分工由田纪云管，怎么突然由宋管？李瑞环支持我。李鹏反对我。会上多数支持我的意见，反对李、宋的意见。”（徐庆全《关于1990年前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记忆》）

“万里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不要老是对农村改革、对农民横加指责。农村改革初期，我们有的同志就横加指责。我不赞成在农村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主张对农民要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这是得人心的，农民是欢迎的。不能老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动不动就去教育农民。农民创造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搞上去了，为中国农村改革、为发展生产、为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还要整人家？我们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既不懂农业，更不了解农民，瞎指挥，形式主义还很严重”。（张根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珠海出版社2001年3月第二版第231页）

“从当时农村形势考察来看，焦点在于对农村改革以来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不同看法，就是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的改革以来，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是巩固了，还是削弱了？党在农村的工作，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还是重新搬出毛泽东关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去占领的教条？因而，把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当成公共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大事来看待。再就是，风波后农民迫切要求的，是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要求党中央领导贯彻执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政策不变，只有政策稳定，农民才能安心发展生产。农民的这种要求和愿望，是否受到高度的重视，并把它当成农村工作的出发点。这种思想认识的问题，导致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以及决策措施的主张不同”。（张根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珠海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228页）

“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这次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质上，就是对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当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胡德平《改革放言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

田纪云曾回忆：“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1989年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 田纪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 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 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赞扬。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炎黄春秋 》2008 年第1期，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曾经在农村轰轰烈烈的“社教”结束了，准确些说是，那些部署“社教”的文件还在，但是，没有领导人继续推动社教，也没有领导人宣布结束“社教”。十三届八中全会之后不久，又有那场著名的南巡谈话，有的说“全党搞社教，小平不知道”。这场部署搞“两三年”的农村社教，一年就结束了，没有总结，没有文件，也没有明确说法。

（赵树凯 整理）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