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破四旧”何以成为现实？（3）——一场政治游戏

从《王力反思录》谈文革反思

如前所述，破四旧的史实其实都是清楚的，王力都是知情的，但他怎么可以把这段历史描写成前引的那段文字呢？真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对此，笔者有三点感触：首先，王力为尊者讳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点即使他的儿子也看得很清楚。王力之子王鲁军在《王力反思录》的“再版后记”中谈到：“其实，就是我父亲写的这部《回忆录》，也没能完全避免‘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的问题，为维护毛主席和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威信，他也回避了一些问题和看法。”但是，如果把历史说成：破四旧“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就大相径庭了。这不仅是“为尊者讳”这种还能让人理解的感情问题了，而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歪曲了。其次，文革研究中所反映出的感情色彩太强烈了，王力这篇文章就是一例。因此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学会甄别，去伪存真，否则势必误导后人。再者，实在不敢恭维的是，以当年参与中央高层决策的王力，其水准实在不应当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就出现这么多史实乃至逻辑方面的低级错误。以小人之心度之，如果他是有意为之，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堪称佳作，其结果势必误导后人得出与史实相反的结论；如果是信口而言，那么我就对这位被毛泽东欣赏的“顶级文胆”，不仅从能力上甚至从智力上予以怀疑了。

关锋、戚本禹8月26日给江青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依据这个报告，那就是中央文革认为：主流依然健康，破四旧是正确的。打人多了一些，但并不是完全不对；抄家范围宽了些，但也不是错误的。这个说法应当比王力的回忆更贴近历史真相，更贴近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其实，王力自己并不是不清楚毛泽东的底蕴。他在另一份“申诉书”、而不是“反思录”中，为自己辩解时把“乱”的责任实事求是地都还原给了毛泽东。他说：“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注：指毛泽东）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王力在向中央厘清自己责任、抱委屈时脑子清楚得很，怎么面对人民和历史谈的却是另外一套说辞呢？真是内外有别呀！可悲的是他面对个人毁誉很在乎，所以畅所欲言；面对历史和人民却虚与委蛇，说禅般的虚无缥缈。他的《反思录》整体上是向着研究历史真实迈进了一步，但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却不是以历史的态度在反思。

在中央领导人层面，当年公开站出来制止打人的，目前看到的史料有两个：一个是周恩来在9月2日制定了一个《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卫兵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等项要求。但这个意见遭到康生反对后，周恩来甚至未敢呈报毛泽东而使其胎死腹中。另外一个是出自陈毅之口。不过，他只能在他管辖的外事口提出他的看法。北京外语学院传达陈毅讲话说：“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红卫兵中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无论如何不能排外”，“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偏差要及时纠正”。

直到9月2日，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提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这个文件表明：一是破四旧当中，的确是由公安系统提供的名单，高层并非不清楚破四旧之所以如此蓬勃发展的根本症结在哪里；二是这个文件是在破四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才出台的一个供内部掌握的政策，表面上，宣传机构仍然在歌颂和鼓动着破四旧。

综上所述，红卫兵的破四旧是中共在文革初已经开始启动的“保卫毛主席”行动的延续，所谓抄家应当是和搜查枪支弹药、电台，清查特嫌等项工作密切相关的，很难说是红卫兵们首创的，相反倒很像是受人指使的活动。遣返则和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关系密切，只不过对以往的政策加以扩大化而已。在这一过程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打乱现有政治格局的方式，完成发动群众和“清洗几百万”的目的。破四旧也得到党内老干部和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他们以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惯性，继续把矛头对准剥削阶级，以转嫁矛盾的方式来力求自保。破四旧更得到了基层国家机器的支持，除了减轻其工作负担外，还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了种种未知的“隐患”。破四旧也得到了以流氓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拥护和协助，除了所谓“阶级仇恨”外，他们与破四旧的对象们之间，还夹杂着贫富差距、文化格调、个人恩怨等诸方面的矛盾，还有住房、财产等方面的经济利益驱动。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成年人，如果说连起哄、叫好、看热闹的都算在内，可以说京城的多数成年人都在为破四旧呐喊助力，所以才可能使其成为现实。反过来说，在一个成年人掌控的社会中，青少年们的盲动如果成为可能以至现实，那就一定是冲到了成年人为其划定的轨道上。

破四旧就是这样的一场政治游戏。

（全文完）

来源：《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