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龚育之领导我们写党史“中卷”（上）

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以下简称党史“中卷”，约在2001年后改称第二卷）时，因直接在龚育之同志领导下研究、写作，我们都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在这篇文章里，就记忆所及，记下一些当年与他相处的往事。这既是对他的纪念，也是自勉，使我们能有所遵循，有所坚持。因当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党史研究室）特别是在中卷编写组里时，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老龚，本文还是沿用当年的称呼。

一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编写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按照中央要求启动的。党史研究室最早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副主任廖盖隆。当时计划将《中国共产党历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写民主革命时期，下卷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80年代中期，上卷写出了一个送审稿，下卷因难度较大，只写出了一个大纲。1986年廖公卸任，主持工作的室领导变更。因种种原因，下卷的写作断断续续，进展缓慢，颇为曲折。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1994年室主任胡绳开始直接领导下卷的编写工作。他首先从室外请了老龚（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一线直接领导此事，下卷的编写由此进入正轨。

1994年9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在西安召开年会，近百人参加。会议期间，胡绳召集了一个有十多人参加的小会，专门谈他有关下卷写作的一些重要思路、设想，算是他亲自主持下卷写作的动员。参加会议的除党史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外，还有老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国防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同志。我们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是下卷写作史上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胡绳在谈话中说（大意）：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指导思想，这样才能有笼罩全局的气势，也才能体现出90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离开经济建设的严重教训，胡绳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另一方面又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之初，就摆在了党的面前。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如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党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和政策。但何以没能坚持贯彻下去，以至很快又走了回头路？这显然与当时对苏联经验教训的借鉴只限于具体政策，而未能从总体模式上看其弊端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转向了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是“左”。我们将探索成就放在上述背景下来阐述，就可以使两者辩证统一起来。

胡绳还说，对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正确方面、成就方面，不要说得过满、过高，不要绝对化，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现出历史的比较来。不然就使人感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是强词夺理，难以服人。

因胡绳的口音难懂，我只顾听，笔记跟不上。幸亏老龚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记得比较完整。会后，老龚在党史研究室传达时，我又听了一遍。老龚的传达和解读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1995年6月，老龚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开始直接领导下卷的写作。接手主持下卷编写工作后，老龚提议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这时已有46年了）分成中卷和下卷来编写，中卷写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下卷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目前先集中力量写出中卷。胡绳很赞成老龚的这个意见。从这时起，编写下卷改成编写中卷。老龚当时还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要兼顾党校和党史研究室两个单位的工作，同时还要经常参加中央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对于一个已经60多岁的老同志来说，这无疑是相当繁重的负担。

开始写作之后，胡、龚都倾注了许多热情。作为一代近现代史、党史大家，他们与当时众多学者一样，希望能写出一部对后人、对后世有所交代的信史，因为这30年的历史太曲折复杂，太有吸引力了，而他们又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一种情怀，一种责任，一种抱负。两人当时都曾一度热情高涨，有不少理想主义的期许和设想。

二

写作之初，胡、龚都希望努力在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为改革开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深层的历史经验。他们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设想。这些设想有的实现了，有的因故搁置了，有的几经反复最终还是被接受了。

1、关于“中卷”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关系

按照胡绳、老龚1994年的定位，“中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的基础上，以《七十年》为“毛坯”，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加以扩充和丰富。1998年7月，老龚在致胡绳的一封信中说：

关于党史中卷，总的考虑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本书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怎样的关系？我们认为，本书一是以《七十年》为基础，二是要比《七十年》有所前进。强调以《七十年》为基础，是因为两书都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著作，都是由您主编，都是通史，都是教科书性质。《七十年》好的结构、思路、概括、议论，特别是您和乔木同志指点、加写或修改的议论，都要采用到本书中，不要舍弃了。这不是抄袭他书而是继承底本。至于有所前进，就是要力求在史实的叙述方面，写得更详细、更丰满、更全面一些，有些地方更生动一些；在结构、思路、概括、议论方面，根据《七十年》出版以后（刚好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作者注）实践的新发展，对历史的新领悟，史料的新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都应该也可以有或多或少的前进。我们要尽力做得多一点、好一点。当然，从根本上说，只能也只应该是在历史决议和《七十年》基础上的前进。

第二个问题：本书靠什么立住脚？……我们这本书，还是只能以根据《七十年》又比它有所前进这一点立住脚。

这一直是胡、龚指导“中卷”写作的基本思想。

1998年夏天，“中卷”初稿已基本完成。当时，老龚在北戴河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他从那边来电话要我们把基本写完的初稿一一与《七十年》对照，一些重要段落、观点都要吸收。按照他的要求，大家又仔细把初稿与《七十年》对照了一遍，进一步把一些可以吸纳的观点、文字加写进去。1999年完成的本子，可以明显地看到《七十年》的影子。

但到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种声音，说《七十年》是个人著作，不能作为“中卷”的依据；说胡乔木为《七十年》写的题记也不代表中央，如此等等。这些事没有直接对我们这些执笔者说，其缘由我们都不太清楚，只是似有所感觉，但谁也不想深究。当时老龚已卸任，不到机关来了。后来在一个会上遇到他，提及此事，他只是说没有听到正式说法。再后来，大约在2007年，看到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给室领导的一封信，才有了一些了解。

老石在信中说：

对《七十年》如何看？一个时期议论颇多，我以为应当澄清。《七十年》是当时的中央常委领导批准出版的、乔木同志带病审读并专写“题记”倍加称赞的。它采取的署名方式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等书一样，第一行标明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第二行才是“胡绳主编”。因此，应当将它首先定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而不能将该书只看作胡绳个人主编著作或乔木个人喜爱著作。就我所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很推崇该书。他们在审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时，都是对照《七十年》来提意见的。最近，锦涛同志还将《七十年》作为赠书给了美国耶鲁大学。《七十年》能够享受这种待遇，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党史研究室的荣誉。既然如此，二卷本就应当充分尊重和利用《七十年》的品牌效应。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后学既没有乔木、胡绳那样丰富的阅历，又没有他们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更在于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书应当有连贯性、延续性。我不知道中央对二卷本中涉及的党史事件是否有新的说法，如果没有，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就应当维持《七十年》的观点（这里也有个一脉相承的问题）。维护《七十年》，就是维护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应当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当然学者个人著述，可以不赞成乔木、胡绳的某些学术观点，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但是，二卷本，既不是新编写组的个人著述，也不是为被征求意见的专家们个人立言；而是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就应当体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观点——《七十年》的观点。即使新编写组个人或被征求意见的专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都只能作为个人之见处理。当然，对《七十年》的有些看法也不能搞“凡是”，要与时俱进，要采纳《邓选》三卷对一些重要事件的论断。《邓选》三卷的一些重要论断是对《历史决议》的丰富和展开。《七十年》既坚持了《历史决议》，又与《邓选》三卷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作为二卷本的编写方针应明确《七十年》的指导地位，保持与《七十年》和《邓选》三卷重要论断的一致性。

几年后，大约是在2013年间，后来的党史研究室领导主持编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时，特别要求与《七十年》“对表”，一再强调看是不是把《七十年》的重要内容都吸收进来了。

2、关于“两个趋向”

《七十年》中第七章的结语部分，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历史时，有这么一种分析，即：“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

这个分析是老龚“按照胡绳同志的要求来写的，也是参考了乔木同志文章的论述来写的”。这个说法的萌芽最初出现在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后来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了20年“左”倾错误》一文中进一步发挥，再到《七十年》明确定型。这个说法的深刻之处是未把两者截然分开，因而突出了探索及探索中的曲折与艰辛。直到2002年，“二卷”过程稿都使用了这个说法。

对这个重要观点也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是对错误轻描淡写，说“什么两个趋向，无非是大错小错”，是“左”与极左；有人认为“两个趋向”等同于“两条路线”，是给党抹黑。从《七十年》出版后30多年来的反映来看，这个分析得到严肃的学者普遍认同，被认为是官方党史著作中一个稳妥而又不失深刻的说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阐释框架。

按照胡绳的意见，老龚还曾要求把“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贯穿到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的全部历史，以便更如实地写出“两个趋向”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他强调，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有复杂交错，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则是共同的。从“探索”这个主题的角度，说明探索中必然出现的“两个趋向”或多种趋向，突出了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2006年5月17日，老龚在对“二卷”征求意见本第三编的阅后意见中，提出：

这个分析（指“两个发展趋向”——作者注）沿用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职务著作（不是胡绳或胡绳等几个人的个人著作），在胡乔木、胡绳两位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成员主持下，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主持开会讨论批准出版的。如果现在写的这部第二卷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职务著作，那么，去掉《七十年》中的这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做出了那个论点不正确的判断。如果那个论点真的错了，当然不该沿用。我知道有同志认为那个论点是错误的，但始终不知道都有哪些理由。作为一个同行，可不可以写几百字，让我了解了解那些理由呢？那个论点错了，改变那个论点的决策，又经过哪里讨论哪里批准的呢？

后来老龚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提出同样的疑问，也没有人回应。几经反复，到2010年前后，当年反对这个说法的人，有的说自己并不反对这个说法，有的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使用了这个说法。

3、关于“前三后四”

1995年1月，“中卷”写作启动之初，经过一个多月密集讨论，老龚与编写组确定了初步的大纲并报胡绳。这个提纲有一些创新之处，例如把“前七年”分成两编来写。老龚在汇报中写道：“第一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全国的实施；第二编（1953—1956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这种分期法我们简称为“前三后四”。

老龚说明，在此之前，都把前三年看作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以把前七年作为一章。这种说法不错，但只是一个方面，还不是主要方面，没有突出民主改革，生产关系的变革，等等。

老龚认为：确定前三年独立一编，一是恢复了历史原貌，那时我们党是以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来号召人民；一是便于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初辉煌的历史。他分析说，建国头三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本是历来的分法，不过以前是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命名，不能充分概括这个时期的历史本质。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把前七年放在一起写，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写历史书时把它分为两编，正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把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放在一起写，并不妨碍我们写历史书时把它分为两个时期。把原来的一编分为两编，突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突出了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创新，是对党史研究的贡献，是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发展。这种说法强调了新中国的发展实际经历了一个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不是也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助于防止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而忽视同长期的封建影响和小生产习惯势力斗争。

如同胡乔木在向中央政治局作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说明时所说：1949年至1952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老龚称，这个说明，既有组织的权威，又有科学的权威。

（未完待续）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