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学部大院里的文革奇观

编者按：一九六五年底，刚分配到学部文学所的年轻大学生，从安徽的四清工作队归来。自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文学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真正打乱学部的平静酿成学部混乱，并引发十年纷争的是学部党组织所主持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原来，自打报刊传媒猛烈批判“三家村”之后，学部被迫组织了一次关于杨述(学部政治部副主任)“青春漫语”的批判会。会议地点借在吉祥剧院，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正是在这次批判会上，发生平生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会议按原先计划安排发言不久，忽然有哲学所部分青年学者打破惯例，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强行发言，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党组书记关山复、刘导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一时间会场搅成一锅粥，争吵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有人则支持冲击会场强行发言者。最后,主持者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更让人意料未及的是，第二日在学部大院即贴出第一批大字报，一部分人反击冲击会场者，维护党组领导；另一部分人则揭批党组，揭批“保皇派”。以哲学所和《新建设》杂志为首的一批年轻造反派行动最为激烈。而学部机关一些党员同志则写大字报予以反击。其他大部分人则持观望态度。在一段时间里,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做无产阶级造反派，似乎成了不容回避的政治选择。直到六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之后，方才稍有平息。随后，在对各研究所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的造反行动中，谁也不愿再当保皇派了。造反和造反派成了最时髦、最激进、最革命的词汇。

学部大院大批判的第一个高潮始于运动初期对“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权威”、“黑帮黑线”等牛鬼蛇神的冲击与批判。这一阶段被揪斗的对象，不但面广人多，而且揪斗的方式，也是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实可称为这个知识分子成堆、专家学者聚集的学部大院里一道道奇异景观。

即以文学研究所而言，当时被揪斗批判的对象就有：文学所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现代室主任唐弢、当代室主任朱寨、古代室主任余冠英、理论室主任蔡仪、民间室主任贾芝、《文学遗产》陈翔鹤，罪名大体是“三反分子”、“走资派”，另有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等则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即使是崭露头角的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如胡念贻、邓绍基、刘世德、曹道衡、樊骏、蒋和森等人也曾一度被大字报点名批评。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学部揭批“三反分子”、“反动权威”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文学所所谓“黑线人物”、“黑帮分子”何其芳、毛星等所级领导和俞平伯、钱钟书等权威正处于被揭发、被批斗的惊恐之中。于是，在学部大院内常能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观：文学所何、毛、俞、钱等十余人在所里被批斗之后，先是由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地游街示众，此时被批斗者大都戴着奇形怪状的纸帽子，胸前挂着大小不一的黑牌子。其中，何其芳的高帽子最为显眼特殊，黑牌子最为沉重醒目。率队游街时，还要一边敲锣,一边高呼““我是三反分子、黑帮分子何其芳!”游遍学部大院后，还需一字排开，站立在文学所六号楼前，接受“革命群众”的责问。钱钟书先生当时戴着一顶酷似古钱币式的纸帽子，被学部工人战斗队一水电工单拎出来接受批斗时的情景：严厉责问钱为什么不许他家高声开收音机，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如此云云。弄得钱哭笑不得，无以作答。一时间争吵声、辩论声、铜锣声、口号声几乎充斥在学部大院的每个角落。大字报贴满了从一号楼到各所的墙壁上,会议室里,就连食堂也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让人连吃饭也难以安静消停下来。

文学所一位一向文质彬彬的中年研究员曾在全所批斗会上把厕所里的字纸篓强套在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的头上，一位平素温文尔雅的中年专家竟伸手打人嘴巴，以示革命的坚定态度。而亲手制作高帽子、黑牌子，强行戴在被批斗者的头上、挂在身上，迫使其在大院里敲锣打鼓、游街示众的也大都是些中青年知识分子。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两派群众的出现，对立的增强，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岁月中，大字报、大批判早已是席卷全中国的寻常之事，但学部的大字报、大批判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面广量大，转换迅捷。如前所言，学部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部里的研究人员又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重点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写(抄)起大字报来,龙飞凤舞，千言万语皆不成问题，参与论辩则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得文学所的祁连修用郑板桥体书写大字报，曾引起许多人称许，许志英抄起大字报来迅捷如飞，而哲学所的徐崇温参与论辩，真可谓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那段时节里的学部，从中心一号楼学部机关到历史所、文学所、外文所的各楼内外,举凡从走资派、反动权威的历史、现实问题，到生活作风的细节，直至吴传启、林××等人揭秘内幕云云，充斥了整个学部大院。

消息灵通，新鲜刺激。作为中央的一个部委，学部连接着中央各部委的中枢神经，又直接通向“文革”的指挥机关———中央文革小组。学部所贴出的一些重要大字报，每举办一些批斗活动，常能引起首都各派的关注与瞩目，常能反映出来自“上面”的意向与动作。记得“文革”开始的两三年内，首都高校和社会各界常来学部观看大字报，参与大批判会，了解运动动向，而北京市造反派凡有重大联合行动，必力邀学部造反派参与其中，并名列首位。那段时日里，学部常能爆出轰动京都的新闻，风头真是出足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中央点名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学部贴出了一批“倒谢(富治)”大字报。学部一号楼前所贴出了一张题为《三个变色龙,一条小爬虫》的大字报，引起很大的轰动。那几日，学部大院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几乎成了首都众目关注的重大集会场所，学部门前的自行车停得里三层外三层，拥挤得公共汽车站也不得不改点设置。

文人提笔又动口，君子动口也动手。在人们印象里，平日学部的知识分子们好像大都是文质彬彬、气度优雅的谦谦君子，说话做事一副轻声慢语从容淡定的样子。可是文革风暴一来，白面书生们好像换了个人似的，顿时性情骤变脾气暴躁起来，大字报大批判几乎搅得学部大院鸡犬不宁人人难安。那段时日里，优雅的风度少见了，平和的气氛骤减了。代之而起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当时学部大院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罪。”平日感情很好的夫妻，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交情不错的朋友转瞬之间便成了仇人。古人所言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时已变为“君子动口也动手”，武斗、谩骂的现象亦不鲜见。哲学部的青年学子严家其曾在辩论会上被揪掉了头发；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因怀疑关锋、戚本禹而被抄家打骂。

大凡熟悉学部的人，大约都知道这里曾经流传过的一句话：“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这自然不仅是因为这里曾经聚集过一批文化水平高、学有专长的中青年才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这里有一批具有相当革命经历的老干部和学术成就杰出的学术权威。他们与最高领导层有着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渠道，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和信息来源。比如美学家李泽厚,文学家刘再复、张炯、何西来、钱中文,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叔莲等人多年后都已成了活跃在文史哲经各领域内著名的学者专家。而那些“走资派”们如何其芳、尹达、孙冶方、冯至、刘大年、任继愈等人，还有社科院院级领导人郭沫若、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及与中央文革王、关、戚等理论新贵有密切联系的。某些神秘人物如吴传启、林聿时，则与最高领导层都保留着各种渠道的联系。这些都无疑增加了学部运动的复杂性。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当学部运动也像全国各地一样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之际，中央决定派遣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占领并领导运动。应当说这既是运动的需要，也实在是无奈之举。此时的工、军宣队面临的是混乱不堪的一副烂摊子。斗、批、改已无法进行下去；群众组织对立情绪甚浓，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之中。

按理说，此时的学部正需要上级组织派驻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改变现状，使学部运动和工作步入正常轨道。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援引北大、清华之例派遣工、军宣队进驻学部。

关于钱钟书现行言论的审查与结论。对于钱先生的历史与学术成就，即使是“文革”中亦未有多少异议，当时有大字报所揭发的现行言论却多是牵强意会，比如有人检举钱说过一段关于厨房政治的话语：食客吃菜不要光看厨师端出来的菜肴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你却不知道在厨房烹饪时是多么肮脏！政治大体如此。文学所凡是了解钱先生为人的人，大都知道钱先生出于留学习惯，平日说话喜好幽默说笑，有时不免失之刻薄，其实并无多少恶意。这也是前述钱先生被游斗的原因。

“文革”过来人大约都明白，“五一六”反革命一案是“文革”中历时最久、波及范围最广，又屡经中央下达清查文件的一个大案件，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谜团。如今时过境迁几十年，即便作为参与清查的当事人，仍然还有不少难以消除的迷雾，让人看不明白。

......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广大干部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一年之后，借助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不过,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就不仅是轮流分批的问题了，而是包括像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蔡仪那样的老弱病残。随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

一九七二年夏，在干校折腾了两年半之后，学部老少又回到了学部大院。一九七二年九月前后，随着工、军宣队奉命撤出学部，再也听不到军号和出操之类的军事条令了。整个学部好像进入了运动的间歇期和调整期。没有昔日的喧闹，当然也没有“文革”前浓浓的学术空气。清查“五一六”行动已陷入停顿，学术资料室、图书馆仍然关闭着。研究工作当然无从谈起，但学部知识分子内心积聚的苦闷已经抑制不住了。于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学部大院终于出现了一些与国家级社科研究基地极不相适应的奇异景观。或者可说是在短暂平静的背后，又悄悄刮起了三股异样的风潮。

其一是乒乓健身风。每日清晨,或是午休、晚饭之后，总有一批年轻人聚在乒乓球桌前、羽毛球场上、打球健身消磨时光。这时候，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大抵已消除殆尽，过去的争执辩论也已不复存在。在羽毛球场上，竟也吸引了像许志英、王保生、董乃斌、何西来等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满怀兴致地投入进来。当然,也有不少人借打扑克、下象棋打发时光。这大约是文革中，学院众人度过的最轻松、最逍遥的时光。

其二是打家具风。平日里人们常把读书人看作是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无用之人。在干校两三年的日子里，人们总算看到知识分子也能学会种田盖房等劳作，现在回到北京实在无事可作又满腹怨气时,我们终于又找到一种发泄方式。那就是自己打家具，并在文学所蔚然成风成为一道景观。于是，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那段时日里，文学所中青年知识分子又再次转换了自己的角色：由中青年学者变成了能工巧匠。在文学所家具打得最好的无疑当推许志英和裴效维，他们一个是复旦大学的高才，一个是北大的高才生。许打的半截柜，裴打的沙发，真跟家具店里买的差不了多少。

其三是清谈议政风。中国古代读书人中似乎早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做“身居乡野之中，心在庙堂之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学部知识分子虽然因“关心国家大事”而吃尽了苦头，虽然也在一段时期内，被迫当过逍遥派，在玩乒乓、打家具中宣泄了心中的怨气，但大多数人都还不是消极出世者。平日里,或午后或夜间，总有三五人或七八人围聚在一起，议论学部运动的走向，更议论朝政的得失，甚至高层人事的悄然变动，而且往往也大抵分析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最让人惊奇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前夕，何文轩回关中探亲，临行前参与清谈议政的核心人士许志英、栾勋等人就预测到，等到何探亲归来,或许那几个红得发紫的人就要“完蛋”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真不出所料。难怪当时有人称他们时常参与清谈议政者为“清谈组”。也难怪有人说，清谈组的“常委”倘有机会进中央政研室，一定干得并不逊色。

一位当代作家在回顾自己文学生涯时曾这么说：“有识见容易，有胆识很难，耐得住长夜的寂寞更难。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笔者以为，这句话适合所有人。

来源：半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