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情页-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冯骥才：历史永远是活着的

发布时间：2026-03-30 11:34 作者：冯骥才浏览：642次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

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

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受到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演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露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虞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

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疯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

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

写于1986

《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再记

这部写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革”经历者的心灵实录，至今在海内外已出版十余版。我曾几次耑写序语，表达当时的心绪；其中一句话不断地说，便是——“文革”做为中国当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切莫轻易地翻过！

我这么说，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读懂“文革”。没读懂的并非什么“内幕”，而是内涵。这个内涵不单在书里，而是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没有清除的毒素最后一定会进入血液。我一直在思考着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等被“文革”利用；人性的优点，如忠诚、勇敢、纯朴、无私、诚实也成为“文革”推波助澜的动力？在人性的两极都被“文革”利用的同时，那些真正属于人性的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所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受到“文革”的公开的践踏？

二、为什么“文革”中所有被伤害的人和伤害他人的人都是“文革”的牺牲品？谁也逃不出“文革”？

我们必需反省的，不只是政治的、体制的，还有历史的、文化的、人性和国民性的。

历史在没有清晰和透彻的答案之前，能说真正掀开全新的一页吗？

我的历史观首先是历史是活着的。历史不仅存在于文献或史书中，在博物馆内，在一天天远去而逐渐模糊的岁月里，也存在于我们的观念、话语、行为、习惯和下意识中，不被我们察觉。比如“文革”的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斗争哲学、破坏欲、非理性的盲从、燥狂症、反文化及反文明，在当今充满利益博弈和网络化的时代，不是依然在被表现、演释和“传承”着吗？不是叫我们忽然感觉似曾相识，甚至还会被我们自己不经意地表现出来？

不管什么样的历史，只要正面和诚实地去面对，本质地去追求，科学地去认识，负面的历史就会成为未来有益的告诫，成为我们自信的根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捉住历史的幽灵，它便会无形地潜在我们的血液里，在现实中时不时变相地发作。

不能叫它再加害我们，这便是本书再版时的祈望。

我最初设定的口述对象确定为100个人；是具体的数字，并不是一种概数。

当时，我通过报纸表示，我要为普通的“文革”经历者记录他们的心灵史，并表示要在发表时隐去这些人的姓名以及相关的人名地名。当时“文革”崩溃不到十年，种种恩怨犹在，人们心有余悸，我要保护这些向我倾吐心声的普通百姓。

开头几个月里，我收到响应者的信件四千余封，电话无数，我感觉我像掘开一个堤坝那样，一种来自社会的心灵之潮凶猛澎湃；我感受到“文革”劫难的深切与巨大，以及一代人压抑之强烈与沉重。口述时，我倾听到那么多陌生人——形形色色、匪夷所思的命运悲剧主人公的心灵述说，促使我的思考不断地触到这个悲剧时代的本质。因此，我要用这部书记录那个时代的真实。人的真实才是时代的真实。

我忠实地记录下一个个亲历者心灵的声音，并依照我的承诺在发表和出版时，隐去他们的姓名与相关的地名，以及会使他们“暴露”出来的细节。尽管我做得已经够严密了，却没料到——由于书中体现的环境氛围和口述者的语气太逼真，最终还是被一些与口述者相关的人觉察出来。口述者的苦难常常是一种绝对的隐私，一旦变成公开化，就使他们身陷纠结、困扰与次生的悲剧中；这使我深深愧疚，甚至有负罪感。

这种事接二连三出现，迫使我中断写作，在再版时删去这类篇章。于是，本书的“100”的词义，也由数字变为概数。

忏悔，是我在口述过程中一直期待的。因为我在长长一段时间的口述过程中全是受难者，没有遇到一名忏悔者。这使我心怀忧虑。“文革”中无以数计的悲剧，怎么没有一个忏悔者出现？那些在“文革”中作恶的人真能活得那么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忏悔不只是觉悟，更是觉醒，良心和良知的觉醒。我说过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一个真正健康和文明的社会需要广泛的良知。

我一直等待一位勇敢的忏悔者的出现。

去年春寒时候，我在巴黎圣母院内，面对侧面一排古老的忏悔室伫立良久，默然反思着这件事。回来我在《西欧思想游记》中写道：“我们的‘文革’要从里走出来就好了，整个社会就会干净多了。”有幸的是，回国不久我便从媒体中看到几个“文革”忏悔者的赫然出现。也许这几个人曾是威震一时的“文革”名人，也许它又触动了那个至今未有结痂的历史伤口，从而激起了来自当事的“文革”受难者最直接的谴责。这谴责穿过近四十年的时光隧道，听来仍觉心灵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