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燕杰：牢记历史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文革”爆发六十周年再反思

（一）整整六十年前，也就是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知”。通知称，大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军和文化等领域，“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最后号召要这些人开展“批判”、“调动职务”和“清洗”。

九天后，北京大学教职工聂元梓等首先响应这个通知，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当时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继而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开始揪斗教师，冲击政府机关，进行抄家、批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五一六通知”被史学界认为是十年浩劫的起点。

（二）对于“文革”，1981年6月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11月党中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做了彻底的否定，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21年的历史决议是怎么评价这个事件的：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请大家，尤其是中青年朋友们，记住“完全错误的估计”、“内乱”、“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灾难”这几个词汇。

（三）不过，尽管我们党中央对这场历史事件的一再是鲜明的，但是社会上对“文革”历史“虚无主义化”、“美化”的倾向也是愈发明显，最常见的有：

其一，由于很多人对现实中的不公正、腐败不满，并且无能为力改变，只好把失落投射到缅怀“文革”上来，给它贴上虽然物质匮乏，但是“公平”、“正义”、“人们道德觉悟高”、“官员没有腐败”、“外国不敢欺负中国”等种种标签。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上升渠道狭窄化、社会竞争“内卷化”，加上对“文革”基本事实不了解，常常信以为真，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社会，大家看看B站或抖音小视频的弹幕就知道了，溢美是比反思批评更常见的。

其二，由于中青年学者对“文革”历史了解的不深刻，导致很多人在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框架来为“文革”贴金（历史学领域反倒没有，因为他们掌握充足的历史史料和史学分析方法论）。诸如北京某著名大学，A教授曾指出“文革”的三大贡献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基础；B教授则认为“文革”有助于社会公平，比如大批城市干部、知识分子下放，知识青年下乡，缩小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并且罗列复杂的计算模型支撑，让人觉得非常专业可信。

总之，随着历史的逐渐远去，亲历者的逐渐凋零，社会对这个民族悲剧的教训的记忆在淡化，反而又有很多人理直气壮地为之叫好，甚至推崇重新用“文革”的方法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

（四）我们不可否认，“文革”被发动起来的相当部分初衷，是解决官僚体制的弊病，构建一个更公平美好的社会。但是由于“文革”的理论基础是空想主义的，充满二元对立式的，采用的手段是民粹、暴力的，依靠的不健康的、投机性的官员和民众，这种组合下来，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让整个社会失序，造成了一场系统性、持久性的劣币驱除良币，新的秩序反而比旧的秩序更糟糕。

具体来说，”文革“以打倒特权和阶层差异，建立理想公正社会为号召，这正是初期那么多热血青年奋不顾身加入到这场运动的原因。但是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等级差异依旧没有任何改变，靠造反起家的新贵享有的特权更是丝毫不减（如姚文元独享北京八中隔壁的125间房大四合院，一次装修就花13万；康生窃据大量文物；为了满足江青摄影和观影需求，国家几次进口器材就达耗费上千万），甚至产生了新的大量腐败——大家读读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中央下发的批判材料（尽管有上纲上线，但是一些事实是真实的），李海文等学者的研究，或者阎长贵等人的回忆录就知道了。

我们且可以打听一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工厂员工与厂领导待遇相差几何？大队书记有无经济上的、子女入党招工升学上的特权？知青回城、工人提干、招工升学要不要走后门？所以，尽管在当时宣传体系中工农大众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且有了对特权不满的一定发泄渠道（如揪斗本单位“走资派”），但是从经济、福利和社会上升渠道差异性这些实质性指标看，社会公平度并未实质改善。

其次，文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道德和价值的重建，这个目标也是崇高的，但是由于上述的指导理论、参与者、方式等前提性因素的错误，不仅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现代化价值观，反而在破除旧道德、旧文化中，基本伦理的彻底沦丧，带来的社会道德大滑坡。

十年浩劫中，夫妻反目、孩子揭发家长司空见惯，1984年中央有关部门的为期两年多的“文革”伤亡清查表明，92%的受害者是死于“群众专政”，而群众专政的施加者无非是自己的学生、同事、邻里，甚至有自己的亲属，当一个社会可以随便剥夺自己身边人的性命的时候，能说这个社会道德无暇、值得我们缅怀码？

“文革”更是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摧残。我们且不说多少珍贵文化遗产被损坏，光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被系统摧毁和人才断层，就足以让人心痛了。以北大为例，仅历史系就有翦伯赞、向达、汪笺、李原、吴维能等教师遇难，而整个北大集体被流放到江西鲤鱼洲两年之久，很多年迈的学者也要从事重体力劳动。清华大学在1930年代教师博士比例就达到20%以上，而1980年代初仅为1%，直到90年代末才回复到30年代的水平。另一个数据表明，“文革”前全国有7800余名正副教授，其中2000余人在十年动乱非正常死亡。（人民网：《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46）》，https://cpc.people.com.cn/n1/2017/1110/c69113-29638192.html）

（五）“文革”被发动的另一个动机是解决苏联计划官僚制模式的弊病，探索一条更有效的工业化道路。这个愿望无疑也是美好、有意义的，但是，比苏联模式更严厉的对市场规律、私营经济的排斥，以及民粹主义下，对精英层专业化管理和科研的贬低（一概斥为“资产阶级老爷作风”或“白专路线”），及极端民族主义下对国外技术的排斥（“洋奴哲学”），非但没有提高工业化速度，反而让建国初期中国与外部世界一度缩小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

据统计，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4%，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高达9%以上，1960年中国GDP约为日本的1.34倍，而1978年仅为日本的七分之一；1960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约等于中国台湾地区或韩国的75%左右，1976年仅为二者的15%左右。从1965年至1976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从20.9元下降到12.1元，减少了40%以上，国企亏损面则扩大到37.2%。（《1949-1984中国工业的发展统计资料》，第90页；《中国财政年鉴》1998年，第482页）

到“文革”结束，我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1960年为4.4%，1977年约为1.8%；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已经有20年没有增长，反而下降40元左右，待业人口达到1800万左右，约等于城镇劳动力的七分之一；全国大约有1亿多农民吃不饱肚子（南方水田区人口口粮低于400斤/年，北方旱地区低于300斤/年。数字来自于于光远参加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时，对为时任民政部长程子华发言时做的笔记）。正如邓小平1978年9月在辽宁视察时说的那样：“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人类社会现代化经验表明，民主、公平、富足、正义，一定是建立在自由而富足的经济体系，程序合法正义，以及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之上的。“文革”的社会再造路径，不仅实现这些目标，连让人吃饱饭这种基本目标也是不能解决的。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民族灾难，根本上讲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它不值得留恋和怀念。学术界尤其是不能孤立地去给历史现象做定性研究，不考虑历史现象的发生背景、动机，不考虑全历史链条产生的后果，只截取某些片段进行精描细画是无意义的，并且违背了学术的基本道德责任。

（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有了根本改变，而这一切的基本底线在于彻底否定了“文革”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只有否定乌托邦式的社会发展目标，回归到尊重人们对安全、尊重、温饱、财产权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上来，按照基本常识治国，人民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有长远的规划目标、进而产生创造的动力；只有告别激进的社会革新方式，回到温良而治的轨道，社会才能不至于动荡、分裂，才会形成有助于发展创造的秩序；只有破除理论迷信，保护理论自由，才能恢复社会的思想活力；只有破除个人迷信和一言堂，实现权力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才能有助于增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力。

在我国实现工业化以后，更应该提防“文革”所提倡的那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思维方式死灰复燃。因为，人类现代化经验表明，一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财富、社会结构和思想的根本性巨变，而制度和意识形态供给又难以跟得上，工业化末期或后工业化初期民粹主义最容易趁虚而入、产生社会动荡。

（七）那么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呢？我们首先应该分析“文革”发生的土壤是什么，它包含以下几点：

思想上讲，“文革”不单单是一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极左”化的体现，而根植于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混合体，是中国传统民粹与外部传入的激进左倾思想的结合；

政治制度上，缺乏权力约束机制，导致林彪、“四人帮”长期可以为所欲为，错误久久无法被纠正；缺乏法治，导致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在受迫害时，没有任何庇护所；缺乏基本言论自由保障，导致对错误理论学说，没有辩论、证伪的空间，只能任由泛滥；

社会结构上讲，唐宋以来社会高度原子化，一旦公权失序，个体缺乏抵御伤害的缓冲力量；

从国际环境讲，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度孤立（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导致国民无法从外部信息中获得对社会常态、发展水平、政策措施进行合理性判断，只能盲目遵从。

故而，为了防止“文革”重演，我们仍旧需要进行现代性概念启蒙，中国底层社会概念中仍有很多传统民粹的东西，包括对公权的热烈崇拜，对个人权利的否定；对结果公平的执着追求，对程序公平的漠视；对本土文化的过去自恋，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这些都应该改变。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权力有序行使而稳定的社会，某种程度上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国家、社会、个人之间要实现权力的合理分配，公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要形成有效制约和监督，社会才会达到自发功能性地稳定，社会中各主体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体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我们还需要保持对外开放，拥抱全世界文明的星辰大海。今后除非遇到国际社会集体制裁（这种情况当然发生概率极小），中国都应该与外部世界保持互联开放，只有互联，中国才能不断汲取全人类的最新思想营养，以及清晰获得自身定位，思想意识形态才不会僵化、极端化。

我们也不能把民间对“文革”的留恋一概视为“愚昧”、“虚妄”，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底层的这股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改革过程中分配不公、腐败加剧导致的。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收入分配改革和提升司法公正，如果人民的劳动付出、权利、尊严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尊重，人民自然不会再把失落感投射到过去。

“文革”虽然从历史上讲已经逐渐远去，但是它对国民的思维性影响，依旧存在于身边的方方面面。在“文革”爆发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仍应该清晰树立对“文革”的态度：只有彻底告别“文革”，才能保护来之不易的现代化成果，保护人民的安定生活，中国过去的成就在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未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依赖坚守这个底线。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