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国史或当代史研究学者的尴尬

我一直不算一个拒绝新事物的人。相反，这些年，不管是新技术还是新工具，只要和写作、研究沾边，我都愿意试一试。AI大模型一路走来，声势这么大，影响这么广，我自然也关注，也动手用了，还认真读过一些谈AI与史学关系的文章。

最近读到浙江大学包伟民先生的《AI来了，史学怎么办？》，很有感触。

包先生文章一开头就说：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当今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性成就，汇聚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华。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史学作为一门研究以往人类社会的学问，想要置身于其影响之外，既不应该，又不可能。史无定法，全面吸纳，将其引为自己最新的研究方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所谓“预流”。

我非常赞同这个判断。史学当然不能把自己关在门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新工具来了，试一试，总归没有坏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用，而在于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能用到什么程度。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像我这样做国史、当代史研究的人，就遭遇很实在的尴尬。

我的研究重点，大体有两个方向：一是1949年至今的意识形态史，二是1976年至1992年的改革开放史。说起来，这都是离现实不远、又和现实缠得很紧的题目。也正因为如此，自从有了各种AI工具以后，我多次试用，慢慢发现：我做的这个专业，和国内AI大模型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层东西。不是完全不能碰，而是你刚伸手过去，它就往后退一步。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上外网，所以我尝试的基本都是国内的AI工具。还是拿具体例子来说吧。

最近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从“黄猫黑猫”到“白猫黑猫”——“猫论”的政治蕴意》（刊发在“徐庆全读史”公号2026年5月22日），主要想考辨邓小平所说的“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是怎样变成了“不管白猫黑猫”的，以及这一字之变背后的政治意味。

文章写完以后，我想借助AI帮我做两件事：一是看看史料上还能不能补充，二是帮我把论证逻辑再捋得更顺一点。于是，我选了三个大模型来试：豆包、元宝和DeepSeek。

豆包，连理都不理，直接给了我一句：

该内容涉嫌违反豆包使用规范，若有误判，请长按本条消息点击“不喜欢”进行反馈。

话说得很客气，意思也很明白：别往下谈了。什么叫“涉嫌违反”？我的理解是，在它的知识边界里，党史、国史一类内容，碰上了就容易被归到“不宜讨论”的区域。它倒也留了个口子，说你可以反馈。但说实话，我并不觉得反馈会有多少用，于是接着试下一个。

元宝比豆包客气得多，答复也更温和一些：

这个话题目前不在我的能力覆盖范围，我没有办法就此展开讨论。我擅长的方向：科技资讯与行业动态；历史文化与人文知识；生活建议与实用技能。如果你有以上方向的问题，欢迎随时告诉我，我会全力为你解答。

这话读来甚至有点礼貌得可爱。但翻成大白话，其实也是一句：你研究的这个东西，不在我的处理范围里。门没有砰地关上，却也没有真的打开。

DeepSeek倒是愿意接活儿。它的反馈是：

这一篇很有分量的初稿，历史脉络清晰，细节也很扎实，问题在于目前的表述略显学术化，节奏上有些地方不够紧凑，尤其是缺少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那股“劲儿”——既有民间智慧的狡黠，又有政治博弈的凶险。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研究报告”改写成“历史故事”，同时把“政治考量”这条暗线从潜在的水下拽到明面上来。既要保留您原文中珍贵的史料（如胡耀邦的交代材料），又要让文字变得脆生、有嚼头。

看得出来，它很努力，也很想帮忙。但是，我并不是要它把文章改成“历史故事”，而是要它补充史料、校正逻辑、协助论证。历史考据文章可以有文气，可以有温度，但终究不是小说，更不是故事会。AI若把“可读性”理解成“戏剧性”，把“润色”理解成“改写路数”，那就已经偏题了，并没有真正帮到我。

后来，我又试过几次。比如，把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年谱材料输入进去，请它帮助解读；或者就某一段历史背景提出追问。结果大体差不多：凡是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涉及具体历史时期，豆包和元宝往往就止步不前；DeepSeek稍好一点，但也常常答非所问，或者往空泛、安全的话头上滑过去。

几次下来，我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像我这样做国史、当代史研究的人，至少目前，几乎很难借助国内大模型真正实现省时省力。换句话说，AI技术明明一路向前，可在我的研究领域里，它却像一把漂亮却上不了手的工具，远远摆在那儿，看得见，够不着。

这件事又让我想起另一层尴尬，而且这尴尬比AI更早，也更深。

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在高校系统里，随着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兴起，国史、当代史这门学科在不少学校里开始慢慢式微。不是全部高校都如此，但大体趋势相当明显。到今天，很多地方这门学科已不再稳稳地待在历史系里，而是逐渐并归到马院去了。

这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种学科归属的变化，不只是行政调整那么简单。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越来越强的判断：国史、当代史不再首先被视为历史研究，而更多被当作政治理论的辅助工具。若真如此，这门学科最根本的学术品格，就会一点点被抽空。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国史、当代史研究，往往绕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绕不开重大历史事件。题材一旦被视作“敏感”，学术研究就会首先考虑“能不能做”，而不是“值不值得做”。哪怕是博士、硕士论文选题，也不得不反复盘算：这个题目会不会太敏感？阶段性成果能不能发？答辩能不能过？这样一来，很多本来属于历史研究正当范围的题目，就会在最初的选题阶段被主动放弃。放弃得久了，做的人少了，后继自然就薄了。

第二，这门学科尤其依赖档案和口述。可现实是，查档难，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做口述也难，许多当事人顾虑重重，不愿多说，或者不肯细说。没有扎实史料，研究就容易飘；史料基础一旦动摇，学科也就难免跟着虚下去。长此以往，国史、当代史怎么可能不式微？

其实，对这种变化，我并不是今天才有感受。早在2013年，那时还没有AI，我就对此有过警惕。那年我为著名作家陈为人《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一书写序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概千禧年之后，有关古代历史的话题突然热起来了，到今天仍然如火如荼。坊间常能见到大秦王朝或大明王朝“那些事”或“面

孔”，“主旋律”的《百家讲坛》“说三国”、“说论语”等等，都是这种历史热的表象。

若透过表象看本质，我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历史图书，尤其是古代历史而不是当代历史图书突然流行，大致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同样，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如果不能直击时弊，仍然需要躲在历史帷幕中对现实说长道短，也是这个社会畸形的一种表现。

现在回头看，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判断恐怕并没有过时，反而更显得刺眼。古代史热，仍然热；当代史冷，继续冷，那时处于零度，现在是零下十几度。学者关于国史、当代史的研究成果，不仅少，而且越来越难进入公共视野。

既然现实如此，AI大模型在训练和响应时对这一领域的回避，也就不奇怪了。它不过是把现实中的沉默，又复制了一遍而已。

可问题也正在这里。要是连AI都在这一领域避而不谈，甚至一开口就是“涉嫌”，那么做这门学科的人，岂不是在学术空间已经日渐逼仄的同时，又要在技术浪潮面前再吃一次闭门羹？别人借助新工具提高效率，我们却只能站在门外看。说得重一点，这不只是使用上的不便，更是知识生产上的失语。

包伟民所说的“预流”，是有远见的。只是，预流不该只是少数领域的预流，也不该只是安全知识的预流。若一种技术一遇到国史、当代史就自动绕开，那它带来的就不是史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更新，而是一种带着选择性的更新。对于别的学科，它是加速器；对于我们，却可能只是橱窗里的展示品。

这才是我真正感到不安的地方。国史、当代史研究本来就已经处在夹缝中，若再与新技术无缘，学科的边缘化只会来得更快。一个研究当代中国的人，最后却在当代技术面前束手无策，这种尴尬，实在值得认真想一想。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