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一切权力归贫协”：寻找文革中群众组织夺权思路的蛛丝马迹

在1960年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中国也有修正主义的判断，而且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他要用革命的办法去解决。但解决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尚在考虑中。

（一）文革一开始就有群众组织“夺权”的思路

1966年8月8日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正式启动。注意到，启动伊始就有了解决权力机构的思路，其中之第九条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由革命群众选出的新组织，既是群众组织，也是权力机构，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是全方位的。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以群众组织夺取，而不是以上级撤换的方式实行权力变更，也就是后来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夺权，最后演变为组建自上而下的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撤消。

（二）群众组织“夺权”的思路可以回溯到1964年的“一切权力归贫协”

党内从来都是以组织方式即上级撤换的方式解决组织问题。文革尚未开始，又无先例可循，为什么会在这次全会决定中提出群众组织夺权的构想呢？

近读毛泽东文稿，发现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

1964年11月7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的请示报告写下批语：

送少奇同志阅。

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考虑发给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

退毛泽东

湖南省委1964年11月1日的报告是这么说的：

“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三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

11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的这个请示报告和所附通知草案。中央批示说：“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同意这个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办理。”“现将湖南省委来件转发各地，各地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

贫协即贫下中农协会，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物，最早是1963年5月20日提出的，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1964年6月正式确定为这个名称。这是一个按照阶级属性组建的群众组织，不能行使权力。但是，当地方党组织提出必要时一切权力归贫协时，毛泽东同意了。

然后，一个月后，在对周恩来总理报送的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进行的批语和修改中，原文有一句话是对贫下中农协会进行定位：

说“这个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和协助必要时是领导甚至代替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工作，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其中，“必要时是领导甚至代替”一句是毛泽东亲自添加的，也就意味着，这个群众组织必要时可以成为权力机构，这当然与湖南省委报告的建议有关，只是说，此时已经内化于毛泽东的思维中。

显然，文革决定中的关于群众组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的说法，与1964年对贫下中农协会可以行使权力的思考，有着历史的内在联系。

（三）文革实践宣告了纯粹群众组织的权力想象是不可行的

文革爆发后，果然很快就遇到了权力机构变更的问题，如果承认原有的权力机构基本上不能再运行了，那么革命群众组织就可以按照文革决定去建立新的权力机构，这就是所谓夺权的问题。1967年1月，王洪文率领的群众组织宣布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的大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最初，毛泽东称赞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随后，毛泽东批评了“上海人民公社”的轻率举动，说“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2月6日）

纯粹群众组织的权力想象，到此止步了。

来源：黄力之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