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悲剧与追问：文革风暴中的卞仲耘之死（上）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师大实验中学一间会议室，宋彬彬宣读了一篇《我的道歉和感谢》，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

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校于1917年。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统战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女儿曾在这里就读。

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所学校接待过阿尔巴尼亚友人、工人李瑞环，甚至西藏农奴；只要开口，她们能轻易借到全套军装或傣族服饰来排练歌舞；她们知道许多内部消息，能看违禁的书籍和电影；校园里的柿子成熟了，掉下来烂在草丛里，也没有一个学生去摘——女生们觉得那是可耻的。

然而，1966年8月5日，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里一场混乱的批斗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心爱的学生殴打折磨至死，是北京“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然而，关于“校长之死”的真相，48年来，始终没有清晰的描述。（参阅《真相困境：文革中卞仲耘之死》）

从2001年秋天起，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叶维丽、于羚、宋彬彬、刘进陆续开始自发地走访调查。她们希望还原，校长遇难的8月5日前后，北师大女附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她们将之称为“八五事件”调查。

她们曾以为真相触手可及。然而，八年调查中，她们发现：近半个世纪后，有许多感情已被湮没；冷漠、遗忘与互相伤害，仍是回忆那个时代的主题。

五人调查小组

明眸皓齿，五官标致，气质端庄——2002年5月，在北师大实验中学85周年校庆上，1966届初三（3）班学生冯敬兰看见了副校长卞仲耘的黑白照片。这是她第一次仔细端详校长的样貌。卞校长含笑凝视着，冯敬兰却浑身发冷。

冯敬兰有点想不通，13岁时，为什么总觉得校长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为什么从没有发现过她的美丽？2002年，冯敬兰已经51岁，从一名女中学生变成国企职工，与照片中的卞校长去世时的年岁相仿。

冯敬兰的同班同学叶维丽，也在这张照片前停留了15分钟。校友们在身边来往，她却没有听到一句评论。“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内做出杀害自己校长的事情？”叶维丽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为此感到困惑。

这时，叶维丽已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学一样，‘八五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是带着1966年北京‘红八月’的血迹的。”在2014年1月12日见面会上，叶维丽说，即便到了美国，卞校长的身影还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为了能够面对自己，也解决这个困惑，从2001年开始，叶维丽决定利用每年假期回国的时间，开始一项针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文革”中，冯敬兰出身不好，被列为班上批斗对象。卞校长遇难当天，她到班上去，发现课桌被分成两边，中间拉了一根绳子，悬挂着粉纸黑色隶书体的对联，上联是“老子打天下……”，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对联很长，几乎拖地。

她随意问一个同学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同学不仅不回答，还不屑地对她说：“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

冯敬兰还记得，班上一个干部子弟特别蔑视她，“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你跟我讨厌的一个小学同学长得特别像！”

冯敬兰因此更关注“文革”中显示出的人性的丑陋，“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都是我们生命的毒素。”

得知叶维丽要调查“八五事件”后，冯敬兰主动承担了帮忙组织、联络的工作。

叶维丽还记得，卞校长遇难的第二天一早，学校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死了就死了！”广播里说了很多，但只有这冷漠绝情的一句话，一直留在叶维丽的心上。说这话的是刘进。

刘进，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担任学生代表会主席。当年，她随父亲刘仰峤（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从河南来到北京。

“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赤脚不穿鞋，齐耳的短发扎起一个硬撅撅的刷子，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一位同学回忆这位学生领袖，“全校学生都认识她，她却不认得我们。”

时隔38年后，叶维丽才有机会抛出埋藏已久的问题。2002年，一次插队知青聚会上，她见到刘进。刘进头发已灰白，剪得更短了，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叶维丽上去就问她：“你是不是说过那句话：‘死了就死了’？”

“说了。”刘进没有犹豫。

刘进告诉叶维丽，那是传达校长遇难当天晚上北京市领导的意见。刘进的父亲6月中旬因被打成“蒋南翔的黑副帅”而停职，听到领导说这话，刘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爸爸也会这样？”

刘进说，卞校长死后，她自己也陷入矛盾。她追求革命，却不理解暴力。“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之后，她决定只做自己看得清楚的事情。下乡插队四年后，她回到北京，先做教师，后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2007年退休。

但是，叶维丽想知道更多答案。比如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卞校长遇难那天的具体过程……刘进发现自己只记得场景片段，却不记得更多细节。

刘进便去找宋彬彬求证。1969年初，宋彬彬去内蒙古插队，后来相继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0年赴美留学，两人一度中断联系，直至2003年宋彬彬回国才重新热络。

她问宋彬彬，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宋彬彬却反问她，“我是不是红卫兵啊？”

“你都戴了红袖章了，怎么不是呢？”刘进急了。

她对宋彬彬怀有愧疚。几十年来，宋彬彬在骂声中度过，刘进觉得是自己害了她。北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提议宋彬彬签名的；宋彬彬带队上天安门城楼，也是刘进临时安排的。如果没有这一切，或许之后的历史会有所改变？

“四十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参阅“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宋彬彬本来一直不愿意出面，2002年，她与“八五事件”的联系被写入美国一本学术著作，并被大学课堂引用，她才深感出面澄清的必要。

“卞校长的死一直在心里放不下，她的惨死让我感受到的不只是震惊和悲哀，还有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宋彬彬回国后，刘进和她商量调查记录学校“文革”初期的情况。之后，叶维丽、于羚与刘进、宋彬彬汇合。2007年底，冯敬兰也正式加入进来。

五人中，叶、宋、刘都是干部子弟，冯敬兰与于羚则来自普通家庭。她们组织同学聚会拜访健在老师，希望能够最大限度重新记录当年的事实。

遗忘与回避

然而，调查的进展却远远不如预想得顺利。

她们遇见不少支持的老教师，“你们头发都白了，再不记录就晚了”。但不赞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师说，“文革”已经定性了，要向前看，没必要记录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导主任，给刘进写下六七页纸的书面意见，提出对把细节抠得如此仔细的质疑。“红卫兵就是一个暴力符号，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呢？没有任何意义！”——这位老师对“文革”如此憎恶，有次在四川吃饭，不小心进了一个以红卫兵为主题的饭馆，立刻拂袖而去。

刘进曾碰见初中部的一位同学。当年，正是这个班同学去卞仲耘家贴满“卞猪头”的大字报。刘进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没想到，对方一拍桌子，厉声问：刘进，你要干什么？

一次聚会时，一位女同学仍像当年一样用谐音称呼一位老师为“王八种”。“文革”时，这位同学就曾在窝窝头里掺沙子、插白旗，说“王八种吃”！其他同学提起这段，她反驳道：“有吗？我有吗？”

叶维丽到学校校史办去查找资料，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出版，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梅树民老师是当年的教导处副主任、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也是“八五”当天与卞仲耘一起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中唯一健在的目击者。1972年刘进插队回京，第一个去拜访的老师就是梅树民。当时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学点日语，便问梅树民老师能不能教她。梅树民愣住了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日语？

“梅老师居然害怕了，以为这又会揪出什么历史问题。”意识到这些时，刘进难受极了，“没想到‘文革’对老师的精神伤害延续至今。”

那次见面，梅老师留她吃了炸酱面。之后她时不时去和梅老师见面聊天，也曾说过“对不起老师”的话，不过两人却不多谈“文革”。

2006年4月，叶维丽、刘进、宋彬彬和于羚决定共同去拜访梅树民老师。她们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却发现梅老师比预想的还要冰冷。他不说“请坐”，也没有倒水，反复说：党内有决议，不便多谈。问到“八五”当天的细节，他干脆回答：“我的脑袋上扣了纸篓，什么都看不见。”场面就此僵住了，谁也不作声。

过了很长时间，梅老师才责问刘进和宋彬彬：“当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四个都已年过半百的学生，彼时尴尬地坐在一边。

等到再和刘进见面，梅老师又问她：“如果是你父亲，你也会这样做吗？”“我当时特别盼望你们能来救我！”

刘进曾经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学生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然而梅老师的问题，让她“感到一个师者、长者责问的分量”。

这次拜访两个月后，刘进亲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寄给了梅老师。她曾在电话中询问老师是否有收到，老师只是回答：收到了。

直到很久以后，梅老师终于又在一次见面时主动开口提起：“刘进啊，你写第一张大字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他还说，“你们当时怎么就不能想点办法把老师们集中起来学习呢？这样不也是一种保护吗？”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刘进越来越反思自己与“文革”的关系，“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人们往往来不及思索而表现出自己最本质的那一面，如果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能够真诚地回忆和反思，那么连接这些回忆的碎片才有可能接近真实历史。”

真相的困境

即便在愿意协助调查的人当中，真相的获得也不那么简单。五十年前没有录音笔、摄像机，诸如此类的众多细节，仅靠个人记忆难以取得公论。

刘进记得，得知卞仲耘校长已经“不行了”，被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是自己和其他人扶着车送去医院的；而卞仲耘的遗属王晶垚老先生此前对工友王永海的谈话记录显示，“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另一份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撰写的《八五祭》中却记载：“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另一个分歧在于，“八五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到底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刘进、叶维丽认为没有。调查时，不少同学回忆说，7月31日，学校贴出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普通家庭出身的冯敬兰尤其印象深刻，因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特别说明，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这让她心头一热。

宋彬彬的记忆则是，临近“8·18”上天安门前，她和同学们还在匆忙缝制红卫兵袖章。

201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师大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李红云，从一位校友处得到一份原始材料表明，1966年8月7日，“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第二天宣布筹委会成立，并成立“红卫兵”。然而，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认同。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一位笔名“朗钧”的研究者说。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一位老师毫不客气地说，“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而最关键、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张写有七个人名字的字条。

这张字条最初在纪念卞仲耘去世的独立纪录片《我虽已死》中发布：右起第一竖行写着师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松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后两位是“刘进”“宋彬彬”。纪录片描述：这张七人字条是王晶垚从医院处获得的原件，签名者都是革委会负责人。

同样为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王友琴，也曾来拜访王晶垚，事后介绍这张字条：这张字条是王先生请求当时在现场的女附中师生写的。王晶垚看后很生气，对来访的另一位朋友喊：“什么请求？应该是我‘要求’，‘强烈要求’！”

不过，刘进自己却完全不记得这张字条的存在。

2008年3月，刘进终于联系上了七人字条上唯一的老师李松文。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位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

李松文老师一下子也不记得这张字条的来历了。“让我先想想。”他对刘进说。

隔了些日子，李松文老师告诉刘进，据他的回忆，这张字条是医院要求他们开证明时写的，“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法到学校去开，我就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于是，李松文老师带头第一个签下名字，征得本人同意后，再依次写下在场六位同学的名字。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王先生是访谈后的二次记忆，属于“孤证”；另一方认为李松文老师的口述最多算是案发44年后的一份口供笔录，并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叶维丽有感而发，“人们对卞之死的反应以及她们对‘死亡宣告’的记忆，反映出每个人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处境，也说明了记忆的主观性。”

总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细节，阻碍着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的努力。

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几位老校友倡议为卞校长立一尊雕像，表达对卞校长永远的歉意，并让后人铭记。

1967届高中毕业生罗治作为主要联络人，向各届校友传达。罗治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百分百赞成。不料，有同学听说后反问她：卞校长不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吗？有人说：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谐，还提那些干什么？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从来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组织聚会发布特别声明：怎么瞎闹都可以，不许谈国事文事（“文革”之事）！

罗治还保留着一张流传到她手里的讽刺漫画：画中罗治拿着小本做传达指令状，旁边一头老牛咩咩叫。旁白：快向刽子手和主人们说去吧！

罗治想不通：这群当年从中国名牌女校毕业的、最好的学生，怎么能对校长之死如此蒙昧和无动于衷呢？

她特意把那个说卞校长因高血压而死的同学请到家里，打开电脑让她看材料。两人吃了中饭吃晚饭，从上午十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这位同学终于接受了罗治告诉她的情况：“原来是这样啊。”随后捐出50元钱。

校方的反应也出乎热心校友的预期。

校友们最初与校方讨论的方案是：在学校里开一个雕像落成仪式，卞仲耘校长的雕像将被安放在校园的操场上。但最终雕像落成时，校方表示楼板承重不行，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学楼一层的一间会议室内。

雕像底座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学们曾经建议的“‘文革’受难者”没有刻上。她们担心，要写了这五个字，估计连会议室都放不进去。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7期，原题：《校长之死：伤痕撕扯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