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白：一份重要历史文献的产生(中)

二

康生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注重从档案中查找真相

号称整人专家的康生，诬陷、陷害干部的数量太多，民愤极大，所以专案组重点审查他整人的问题，审查康生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虽然康生已经死去，但大量的文书档案会说话，里面记载了他的许多罪恶行径。

康生专案组成立后，1979年2月5日下午，章蕴部署了一个专案组工作计划，要求整理一个康生如何点老干部的名字，血口喷人，致人于死地的材料。可以从他各处的讲话煽动，和在各种文件上的批示这两个角度来查。用康生自己的言行、康生的亲笔批示，这些直接证据来定性其罪恶，不仅证据确凿，而且事半功倍。

在章蕴的领导下，康生专案组把所有被他迫害过的人分成几部分，去北京张自忠路（原铁狮子胡同）中组部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二、三办）档案接收小组查阅文书档案。

“四人帮”被打倒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整人的海量文书档案，都保存在原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原驻地之一的铁狮子胡同的一个大院中。那里集中保存了许多康生对被迫害干部的批示、指示，处处可见康生捏造事实，诬陷干部群众的证据。1978年12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解散文革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所有档案材料移交中组部管理。

文革中，一个人只要被康生“批示”了，肯定会大受迫害。这些康生的批示、指示、命令、讲话等等，都成为揭露康生的有力证据，成为定案的第一手资料。从被他迫害过的，后来又平反的人入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来研究他是如何整人的。根据康生自己的批示，自己的讲话来定他的罪，证据确凿，事半功倍。

康生专案组组员查阅了大量文革时康生领导和参与的专案的文书档案，从那些海量的原始材料中，一点点去看，去发现。而且当时出于条件的限制，以及保密的要求，这些档案材料只能看，不能照相、复印，可以做一点点笔记，最后笔记也得上交。

这是一个工作量巨大的工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比较枯燥的任务，这个工作基本上由康生专案组里年轻的干部承担，他们精力旺盛，记忆力好，政治敏感性强，工作认真负责，效率很高。康生专案组有年轻成员回忆，“每天我最多的时候，大概可以看十万字哦，看完了以后回来写个三千字的简报，交给金石和陈麒章看完再交上去。今天看一个案子，明天再看一个，包括彭德怀案子什么的。这些工作我基本上全做到了，几乎没有落下来的。”

除了查阅资料，康生专案组还进行了许多知情人的访谈。包括康生主导的整人的中央专案组骨干，亦是康生的秘书齐景和、李鑫、黄宗汉等人。基本上他们的态度都不好，一直是保康生的态度，对康生的许多所作所为他们都不肯揭发批判。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有些事他们也参与其中。尽管这样，他们也没有受到什么牵连，反而工作职位都安排得非常好。

据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披露，黄宗汉曾对他说，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社科院经济所任副所长。（阎长贵：共识网）

另外，曹轶欧的秘书张恩慈对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起了重要作用，他后来担任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也没有受到影响。

专案组还约谈了被康生多年迫害的秘书沙韬，还有彭德怀的秘书，以及一些康生迫害最严酷的受害者，记录下长达多年反复迫害的细节，还原康生残酷无情和罪恶。其次还采访了许多与康生的历史有过交集的知情的老干部，例如李维汉、夏之栩、孔原、刘英等从大革命时期就了解康生的人，希望可以从历史上了解康生的问题。

康生专案组查康生，没有双规、留置任何一个干部，更没有抓人进监狱这回事，因此根本不存在刑讯逼供这些事，而且没有株连一个人，包括康生的秘书、家人等等。例如，他们连曹轶欧都没动，至少可以“逼供信”曹轶欧啊。为什么不碰她？就是因为专案组的整个的理念是不整人，不株连人，他们只注重证据和事实。这是中纪委“康生专案组”和文革中康生主导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央专案组）的根本区别。

三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由于这个报告诞生于近半个世纪之前，六七十岁以下的国人大多并不知晓，所以笔者不吝笔墨，对其内容略加叙述如下：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归纳了康生的一生经历，指出：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

这一结论尖锐地指出康生问题的实质，是通过残酷迫害干部，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审查报告归纳总结了经过调查核实的康生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概要）：

（一）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玩弄阴谋，制造事端，乱中夺权

此部分归纳了康生的十大问题，多个事件，包括：《海瑞罢官》、《二月提纲》、“第一张大字报”、“二月兵变”、“二月逆流”等……，陷害的人员，有彭德怀、彭真、贺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康生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整了许多人。

他制造了两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一是把大部分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二是给大批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任意加罪定性，戴上敌我性质的帽子。

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典型的案例有：“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新疆叛徒集团案件”、“大特务刘仁案件”、林枫案件、对赵健民、王逸伦的“相面”定案、“谋害苏枚”案件，等等，办案时他大搞株连。

特别骇人听闻的是，经过核实，审查报告揭露出康生和曹轶欧直接点名诬陷和迫害的干部竟达839人。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82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在审查报告的附件证件三中，列表展示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包括被迫害者的姓名、诬陷之词（点名诬陷的时间、地点）等等。(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

文件特别揭露了他整人和耍两面派的历史一贯性，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制造大假案，轰动陕甘宁边区，如“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遵伋案”等，李凝案件等冤案。和把白区地下党诬陷为国民党搞的“红旗党”，如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此外他在办案过程中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乱斗乱打成风，有些同志被折磨致死。大批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

“抢救运动”的错误，最后被党中央纠正了，毛泽东同志还代表党中央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可是，当时一手造成这个错误的康生，却不作检查；相反，还对甄别平反工作进行种种阻挠。

此外，康生还有倚仗权势，巧取豪夺，侵吞大量珍贵文物等问题。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结论：

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

附注：审查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均有原始证件，现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得到党中央的批准。

《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早的影响，体现在紧接着对林彪、江青两案的审判中。审查报告中陈述的许多事件，对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因为康生和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迫害干部群众，篡党夺权，许多事情都是他们一块干的。

1980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对康生的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因其已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骨灰要迁出八宝山。（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

康生终于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解决康生的历史评价问题，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期准备之一。特别是它涉及到日后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工程，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根本制度变革问题。而其中，胡耀邦是揭发康生问题的第一人，功不可没。

四

办案宗旨根本不同的两个专案组

在文革时期康生整了那么多人，有许多是通过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实施的。这些专案组，与日后的康生专案组，其办案原则、宗旨和实施方法根本不同。这一点，在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多有记载。

（一）办案原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审查中央一级的干部问题，简称中央专案组。该小组权力极大，不仅超过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超过了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

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最主要的负责人，但康生显然是中央专案组的灵魂人物，因为他是主要操盘手，主要打手，是赤膊上阵的人物。康生诬陷和迫害干部的行为，有许多是通过中央专案组实施的，它是康生陷害干部的工具。

文革中康生主导的中央专案组的办案原则，就是为政治服务，是搞路线斗争选边站，许多事参杂着党内个人恩怨的挟嫌报复。

请看刘少奇专案组的成立过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即彭罗陆杨）的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同年12月，中央成立以谢富治为组长、剑指刘少奇的王光美专案组。起初江青要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建立刘少奇专案、邓小平专案、陶铸专案。毛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江青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在彭真案里头一起整”。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亲自领导，她说：“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

中央文革一、二、三办是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的三个办公室。

一办负责人：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负责党内高级干部的审查，下属刘少奇、陶铸、张闻天以及薄一波等专案组，以及彭真、安子文、刘仁、周扬等案件。

二办负责人：最初为杨成武，1968年3月后由吴法宪、黄永胜等接任。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负责军队高级干部的审查，下属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专案组。

三办负责人：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负责一办、二办不管的案子和社会上发生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下属抓“五一六”、“抓叛徒”等专案组。1969年冬，吴德负责审查“五一六”案件。

这些专案办公室有权对中央委员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职位较低的政治敌人进行搜查、迫害、逮捕、关押、刑讯。

中央专案审查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最终向党主席毛泽东负责。

专案组人员规模庞大：三办成立后把公安部负责的各零散专案和专案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约有200余人。

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县，纷纷效仿，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审查干部问题。

这些专案组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所有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

不过这一点后来似乎并没有实现。

在中央专案组里康生和江青对整人最积极，但江青最感兴趣的除了刘少奇王光美案，就是与她的个人历史、个人恩怨有关的人，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派人调查过，但被康生隐瞒掉了。

而康生整人的面要广泛得多。审查报告中披露，一、二、三办中，康生分管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文革时期还没有哪一位领导核心层的人物像他这样，直接主管或间接负责那么多的“大案”、“要案”甚至“个案”。康生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一、二、三办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所以，美国作家约翰 • 拜伦称康生为“龙爪”是非常传神和贴切的。

康生参与和主导了那么多的中央专案组，其办案原则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目的，这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也就是为所谓路线斗争的需要，也就是为党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曾引用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诗文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党内有派，就一定要选边站。康生整人是他站队的需要，是他升官和飞黄腾达的需要。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党校有十次路线斗争，声称每次他都是站在正确的一方，和杨献珍、林枫等斗争了几十年。而杨献珍、林枫都是刘少奇那条线的。江青、康生等人必欲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

康生狠整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就和要打倒刘少奇有关，林枫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和彭真、吕正操是 “桃园三结义”。1966年文革酝酿与初起时，康生就感觉到毛泽东要整彭真，而林枫他们又和林彪有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林枫当然在劫难逃。况且，在批斗林枫之前，康生已和毛泽东商量好了。

（二）办案实施方法

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具体的办案手法是：罗织罪名，刑讯逼供，作伪证造假案。

毛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康生就是这样。他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专案组的所作所为，都可以超越党章国法，为所欲为，造成冤案遍地是必然的。有人说，中央专案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

办案要先决定罪名。罪名往往是“上面”已经定下来的，不可改变，专案组只是负责将这些罪名细致化、具体化，然后通过“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手法，不惜通过逼供、作伪证来造假案。在这里，证据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否迎合上面的要求。当然，所有的重要专案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最高领袖。

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全国最大的冤案。康生知道毛泽东想扳倒刘少奇，如果只将其定为派工作组打压学生造反的问题，或者施以路线斗争、走资派等罪名，还是内部矛盾。为使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就必须把他定为敌人，这就是一定要把他定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原因，没有事实就捏造事实。

在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康生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指使南开大学红卫兵去搜寻档案资料，挖查叛徒。由此制造了一个61人叛徒集团大案。

1967年3月16日，中央正式批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21日毛就批准立案审查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和叛变问题。

6月3日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成立，由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负责，由康生出任组长，成员包括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及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由江青直接负责，戚本禹任秘书。

专案组派出了数千人员逼供取伪证，他们于1967年5月至10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11人进行刑讯逼供。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已是癌症晚期，生命垂危，仍对他在二十七天里进行了二十一次审讯，直至死去。他们还多次找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供，要他出伪证，均被安子文拒绝。就是在这种凭空捏造假证的基础上，江青、康生指挥“刘、王专案组”炮制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一定要定成美国战略特务。为此他们制造了北京地下党大冤案，捏造一系列事实，制造“大特务刘仁案件”。

1946年国共北平谈判的“中调部”期间，北平地下党给“军调部”我方机构选配一名英文翻译。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当时在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工作，他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的翻译，刘仁、武光等同志考虑王光美符合条件，经叶剑英同意，将王光美调到“军调部”作翻译工作。康生却要专案组将此事诬陷为派遣特务，进行重点审查，妄图借此把刘仁同志的所谓“特务问题”与“刘少奇叛徒集团”挂上钩。

康生对刘仁案子批示最多。他对某个案子一般批一到两次。但对刘仁，他竟然批了十几次。

1968年1月3日，康生在“刘仁专案组”上报材料中的批语：“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讯工作”。（《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

刘仁得了肺炎，就连监狱和专案组人员提出最起码的让他去看病，康生都批示不同意，当狱卒都看不过去，申请说得给他看病。他的批示竟然是：你们的革命意志软弱啊！

他们威胁崔月犁出假证，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证明王光美是特务。任彬被活活整死。被扣上“特务”罪名的刘仁，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扣上扣子穿，只能披在身上，导致反复肺炎，终被折磨惨死在狱中。

根据用刑讯逼供编造出来的“口供”，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将“基本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蒋特”。按照康生“由此及彼”的荒谬逻辑，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说是特派员）”。在康生的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

办案手段普遍实行的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立案。这是康生从苏联格别乌（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全称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处学来的。先有罪名，捏造事实，制造伪证，刑讯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莫须有的罪行。

这样，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都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毛泽东应当对中央专案组审查的走向是了解的，但对细节他可能不甚了解，或不愿了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手，是斗争中传统手法，在延安整风中就是如此，毛当然心知肚明。作为“政治家”的他，当形势需要安抚人心时，也会放松一些。所以，林彪事件出现以后，毛泽东就批评了中央专案组的逼供信等是法西斯行为。

1968年3月30日，经康生授意造反派要求，林枫由北京卫戍区逮捕送秦城监狱，11月22日，康生派人到中央党校传达：林枫、杨献珍等为中央“重点审查对象”；中央党校即成立林枫等人的专案组，受党校和中央专案组双重领导。林枫受尽折磨。

197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的来信摘要上批语称：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有了圣旨，林枫出狱治病，住进北京复外医院治疗。但是头四个月仍被“监护”。

1972年12月，毛泽东在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公安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允许“犯人”提出控诉。周恩来借此批示，让被关押的高级干部的子女通过各种渠道得以获得探视权，而被康生等特殊“关照”的 “犯人”却继续被排除在外，受到残酷对待。

1972年，罗瑞卿也被允许出狱治病。

（三）中央专案组奇特的用人标准

为了达到陷害干部，造假案的目的，对加入中央专案组的成员最重要的要求是，上级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自己不能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使中央专案组形成最奇特的用人标准，特别是对文化程度的特殊要求。

有报刊曾披露，文化程度高的人是进不了刘少奇专案组的。披露此信息的作者说，他从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获悉，吸收进专案组的成员，必须符合三个框框：“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的这个标准，让作者惊掉了下巴，但刘少奇专案组的那个副组长对他说，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他还说，我去北京是周总理跟我谈的话，说这个专案是江青最关心的一个专案，包括我来，都是江青圈定的。周总理让我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各省刘少奇专案组，专案组成员选择条件，和中央专案组一样。

他还说，当时领导要求，这个专案，要办成全国样本专案，所以所有事情都不能马虎。比如为了找证据，要抄刘少奇的家，家里一直有人，只好让红卫兵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拉出去批斗，这边专案组的人立即进去抄家。作者还说，这些事情我原本不想写出来，在肚子里窝到另一个世界。但看到网上一些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帖子，觉得应该把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义务。（本文摘自《今晚报》2011年5月17日17版，作者：郑彦英，原题《与刘少奇副组长同行》）

 

（未完待续 ）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