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志京：“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1967年4月13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

《中学文革报》的历程

《文革报》问世，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我们设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索买观望的最多，而热情支持和恶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者讲述他们受“血统论”迫害的亲身经历，反对者在联络处外墙贴满侮辱性的标语和大字报。

北京气象学校的李金环和纪亚琴来到接待室，要求参加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我问起来，她们居然还没看过《出身论》，但从反对者的言论，她们坚信这是一篇好文章。

在她们前后加入的，还有十三中的闫世钧和帖汉，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陈加华，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校的魏雷，轻工业学院的郝治。我们报社不断发展壮大。

《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与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全国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到了连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蹬三轮车去邮局领取。

处理读者来信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多数为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向我们倾诉的。遭遇之惨烈，心声之真诚，往往让我们沧然泪下。

在一个贵阳市青年的信中，讲到他在市中心见到人们簇拥在长篇累牍的大字报前（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出身论》一万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纸张和功夫！）出于好奇，他从头读起，刚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跑回住宅，哭罢再赶回现场，读了几行又忍不住哭了。就这样，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终于读完《出身论》。

除西藏和台湾外，读者来信在全国各省分布均匀，来自北京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突出。在《文革报》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各类小报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滞销缓销，而《文革报》刚好相反。每一期仅在市面出售半数，其余半数留给外地邮购和来访者。

从读者来信中得知，有人花两块钱买一份《文革报》。一个小报交易市场在北京西单应运而生，其中《文革报》成了“硬通货”，可用来换任何小报，还出现过比值达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杂务缠身，很少参加卖报。有一次跟着去了，我们的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只手伸过来，我的手中塞满大把钞票，刚递出的报纸，不知被谁一把扯去，甚至来不及找钱。转眼间报纸被抢购一空，我双手不停哆嗦，才知卖报的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述过他卖报的类似经历。

据我所知，《中学文革报》是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报，此后非官方小报如雨后春笋。不少卷入《出身论》的辩论，有的为政治利害，有的为开拓销路。

仅北京一地，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等。李冬民的《兵团战报》曾以“首都兵团”名义登出“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其中《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分别由我小学同班同学朱大年（三中）、刘姜仁（京工附中）主办。在《文革报》问世前，我们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带来的《出身论》，一致认为值得广为传播，对出版、印刷和发行有过商讨与策划。后来果然各自推出报纸，互相配合，《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各为出身问题留出一版，由我负责编辑。

从策略出发，这两家报纸对出身问题采取中立态度，同时刊登赞同和反对的文章。罗克对此十分欢喜，特地采用辩论文体为两家报纸撰文，以活泼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反对派的荒谬。

《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

他们个个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机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

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鸡。

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其实，“老兵”也有比较理性的一派。创刊后第三天，几个身着黄军装的学生来访，通报学校姓名，原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他们态度平和，跟我谈及“配合”与“协作”，让我深感意外。

办报后期，有些“老兵”在兵马司胡同开办“出身论”的辩论场所，气氛严肃而健康。反而在校内外造反派中有少数人深怀敌意，作过损害我们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谈了。

《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自《文革报》创刊起，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第三期出版之际，他们郑重向我转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传话：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和《文革报》，从而为我们的命运画上了句号。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讲话中，大谈出身问题，他讲到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动”的观点，虽未点名，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来源：民间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