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守忠：我在什仿院看守彭德怀

戒备森严的什仿院

1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不起眼，它的四周却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墙上还架着一米多高的电网。院内的树木十几米高，把一栋三层小楼和一排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

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部队某连的新战士茅飞，在这里执行监护任务。凭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着的绝非等闲之辈。

进了大门，就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十一个被监护的“黑帮”分子。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连上厕所都是一个去了回来后另一个再去，相互间从来见不上面。

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茅飞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背起手中的步枪，心里在犯嘀咕：他是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首都在沸腾，全国在庆祝。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

“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能开小窗吗？我要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院内的广播喇叭声音传进了监护室内。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

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茅飞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

狭小简陋的监护室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是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被软禁了六年，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七号宅院。一年多后，来自北京的几十名红卫兵将彭德怀揪到北京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十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什仿院，开始了漫长无际的囚禁生活。

那天放哨时，茅飞特意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里查看。刚跨进房门口，就闻到一股腥臭味——整天锁着的房门上只有一个方洞，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怎能不污浊呢。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

“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茅飞看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他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德怀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按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所谓饭，大多是吃窝窝头，偶尔也吃顿米饭、水饺；所谓菜，一般是炒肉丝、炒白菜；至于汤，不是小米稀粥就是玉米糊糊。每次开饭时，由带班员和炊事员拎着三只桶，依次到每间房内打饭菜。茅飞看到彭德怀不论打给他什么饭菜，打多少，从来不吭一声，只是默默地吃着。

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

监护连的司务长拿着工资表来到彭德怀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他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啊，是能买很多东西的。要知道，茅飞他们新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块钱呀！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司务长问。

“不要！”彭德怀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剩下的钱……”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司务长早已熟悉彭德怀的生活规律，问了几句话后，便拿着他签了字的工资表走了。

彭德怀每月交党费，都是三四百元，而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经常拿出针线来缝补。

大便也要先“报告”

长期过着被严密监视生活的彭德怀，已经习惯了那机械般的程序：清晨六点起床，一天中每件事都先喊“报告”，取得值勤哨兵同意后方可进行。

“报告，我要洗漱。”

哨兵表示同意。

彭德怀每次洗脸都要洗头，打上肥皂后使劲地用手揉搓，最后把脑袋栽到脸盆里冲洗。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的室内始终保持着一脸盆干净水，反正往返都是倒掉旧的换盆新的。早晨洗漱完毕，他开始叠被子。他整理床铺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没有丝毫的马虎敷衍。

洗漱、叠被完毕，他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那天彭德怀连续报告了四五次，哨兵回答依然是“等一等”。他憋得实在受不住了，终于咆哮起来：“你不会下个命令，叫我不解大便吧！”

“等一等！”哨兵还是这样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什仿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上厕所，不等一等又有什么办法呢？

吃完早饭后，彭德怀就坐回到办公桌前，举着一副放大镜看书报。当时，每天发给他们一份《人民日报》。他的桌子上还摆放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每天认真地看完报纸后，就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上面用红蓝铅笔、钢笔和圆珠笔画满了道道杠杠，还记了不少密密麻麻的笔记。

看书累了，彭德怀喜欢在屋内活动一下身子。每到这时，他就要报告：“我要活动活动。”哨兵也会随口应道：“可以，你活动活动吧。”彭德怀立起，在十几平方米的室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大步走动，有时还练正步，或双手一抬一落，不断地运气，进行深呼吸。他就像一头被关在囚笼里的老虎。

按照规定，彭德怀和其他监护对象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每次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放风时，他由带班员或哨兵领到屋后的一块空地，哨兵捡起石块或树枝在地上给他画一个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的圈子，哨兵讲一声：“就在这圈内活动吧。”他就只能在圈内走动走动，不能迈出圈外半步。

转移“提审”总要争吵

彭德怀又要被带去审讯了。

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审彭德怀一次。通常是上午早饭后，一辆红旗轿车驶到一号门前，将他和负责监护的哨兵一起带走。这一次，正好茅飞值勤。轿车驶到五棵松后，一直向北，开到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村小院的院门前。

茅飞想跟着彭德怀进审讯室，被一名长得白白净净的专案人员挡住。他只好立在院墙外等着。彭德怀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咖啡色的油漆办公桌。彭德怀坐在特制的约半米长的木凳上，凳子用黑漆刷得油光闪亮而且较高，彭德怀坐在上面好像是半坐半站着。

每次审讯，彭德怀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

缝补衣服，哨兵紧张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烤得人汗流浃背。彭德怀的监护房里，更是闷热得就像一个蒸笼。彭德怀穿着裤头、汗衫，还是不断地用报纸当扇子扇风。

夏天的衣服不够穿，他就把那件破了的圆领汗衫补了又补。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最不愿他缝补衣服。每次缝补衣服时，按要求哨兵必须紧靠着他，预防他自杀。

这天，彭德怀又“报告”缝补他那件圆领汗衫了，茅飞走进监房，紧靠着他聊起了天。

“彭总，这件烂汗衫扔在外面也没人要，你又不是没钱，怎不买一件新的呢？”

“小家伙，要是我当国防部长那阵子，我可要批评你了。”戴着老花眼镜的彭德怀扭过头，朝茅飞笑了笑，“我们军队有个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这里面有政治哟。过去，我们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烂了也舍不得扔掉呀。我们的穿戴，都是人民负担的。人民子弟兵应该时时刻刻想到人民，想到我们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就是丢了我军的本色呀。”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的神情非常严肃。

茅飞知道，彭德怀为了革命事业，一生无子女，只有一个侄女彭梅魁在北京。他只是在没有衣服换洗的情况下，才叫监护他的哨兵朱双虎到他侄女那儿取来他的旧军装。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墙角那只小皮箱，里面仅仅装着两套旧军装，最好的一套还是他当国防部长时穿的马裤呢将军服。

1959年秋，彭德怀离开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了。他很坦然地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

“帽子不摘，死不瞑目”

自从被打倒受监禁后，他身上就患了皮肤病，尤其是夏天更严重。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

彭德怀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沉重的政治压力，使彭德怀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发高烧达到40度，嘴唇起泡，浑身发烫，哨兵马上报告连长，连长立即请示中央专案组。最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后，茅飞和另外两名战士将彭德怀送进301医院治疗，住在西楼将军楼204室。

经过三天紧张的抢救，彭德怀才清醒过来。

“我在哪里？”彭德怀问茅飞。

“在全军总医院为你治病呢。”茅飞俯下身子对他说。

彭德怀嘴角露出笑容：“谢谢你们！”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问茅飞：“今天几号了？”

茅飞看了一下日历回答：“今天是1969年8月11日。”

茅飞和彭德怀正聊着，专案组的人突然来到病房，他们看了看彭德怀的气色和病历，马上通知哨兵让彭德怀出院。其中一个高个子还说：“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德怀一听，愤怒地吼道：“是的！我不会死的！我向马克思报了几次到，马克思都不收我，让我回来了！我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死掉！这顶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茅飞发现，彭德怀只有在暴怒的时候，才能显出当年挥师百万、斗志昂扬的雄姿。

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彭德怀由哨兵搀扶着上了红旗轿车，重新回到监护小院。

司务长拿着工资表让彭德怀签字，司务长说：“你大病一场，这个月是否买点西瓜、水果保养一下身体？”

彭德怀摇摇头：“不用了，还按老规矩办。”

“那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体呀！”茅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彭德怀望着他们，脸上微露笑容：“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我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这样做，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就按我的话去做吧。”

无数次请求见毛主席

有一天，彭德怀找一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我的侄女经常表示想来看望我，我没有答应。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彭德怀给茅飞讲述了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谈话，要他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并共进午餐的事。（参考阅读《杨尚昆谈1959年庐山会议》）

那天上午8时15分，彭德怀应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走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稍停片刻，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言。”彭德怀向毛泽东解释他向彭真等人谈过的不愿去大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备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彭德怀曾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此时，他为了进一步向主席表明他不去大三线的理由，便将三条保证重述了一遍：“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正谈着，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先后来到。几人对彭德怀一番劝说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出来工作也是真心诚意的。”

整整四年过去了，彭德怀对毛泽东和他的谈话记忆犹新。他激动地对茅飞说：“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万句吗？毛主席和我谈话时，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毛主席的话总不会过时吧？”

打这以后，彭德怀每次在被提审的时候，都向中央专案小组的人要求重新工作，要求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候他还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党再工作几年啊！”

每当听到彭德怀大声要求出去工作时，茅飞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审查八年了，还没有结论”

按专案组的规定，冬天，每星期允许彭德怀洗一两次澡，由值勤哨兵带他到海军司令部大院的一个小浴室去洗。一次，茅飞带他去洗澡时，彭德怀像顽童似的悄声问：“你说快了吧？”

“什么快了？”茅飞不解地问。

“快放我出去工作了吧？”

茅飞心里很难过，但嘴上还是安慰他：“我想快了。”

彭德怀微笑着说：“既然九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要结束了，还关我干什么？放我出去还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嘛。”

彭德怀哪里知道，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参考阅读《彭德怀在最后的日子里》）

可怜彭德怀还蒙在鼓里，幻想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他未能盼到为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岁的顽强生命。

已经复员回到家乡的茅飞，是从连队战友的口中得知彭德怀逝世噩耗的。战友告诉他，彭德怀在逝世前两个月，中央军委派来专案审查人员征求彭德怀“临终谈话”。彭德怀舌头已经僵硬，但他还是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总理，我们相处了三十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策略的。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最后关于自己的“案子”，彭德怀只讲了这样一句：“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

茅飞听着战友的叙说，心里很悲痛。但在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茅飞也只能默默地为彭总落泪，寄托他对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无限哀思。

（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老兵读史，摘自《亲历记：1978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