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毅: 旁听首都第二次新闻界座谈会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旁听了那次“否定之否定”的座谈会，即1957年首都第二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时间虽短，印象极深，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从1957年6月1日起至7月初，团中央举办了“宣传工作讲习会”，同时召开的还有各省“团报主编座谈会”。那时我任《贵州青年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仅一年多时间，按规定我应该去参加的只是团报主编座谈会，但因时任团省委宣传部长有其它公务，不能前往出席，组织上便安排我还要代其出席“宣传工作讲习会”，因各地州市团委宣传部长也要出席讲习会，便给我安了个领队的头街。

好在两个会议都是安排在中央团校举办，大课也都是统一听讲，课后分别讨论。我热衷于参加的是团报主编的讨论，便把平时讲习会上以省为单位的主持讨论的工作，交给了团省委宣传部参会的一位同志。

那时我也就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很有一股钻研工作的劲头。我是带了一大堆问题去参加团报主编座谈会的：比如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的关系；机关报的工作指导性和内容的多样性的关系；机关报代表领导机关说话与代表群众说话的关系；报纸的战斗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如何统一的关系等等。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对上述这些问题，我在学习、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把它们带去会上互相交流和讨论吧。

然而，那时全国的形势已在迅速变化，党开展的整风运动正转往反“右”方向，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早在宣传工作讲习会开始前的5月15日，毛泽东便亲笔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章在党内高层传达。文章一反几个月以来批判教条主义的态度，转而为他们辩护，说这些人大部分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与此同时，把矛头反过来对准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说他们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并说: “这些人比较危险”。并直指新闻界说，“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等等。宣传工作讲习会开学之初，《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同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只在党内一定范围传达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六八内部指示”，吹响了“反右”的号角，作出了“反右”的战略部署。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带到会上想去交流和讨论的这些问题，无疑都是敏感时期的敏感问题，稍有不慎其后果不堪想象。然而，我当时却未意识到，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办报业务需要研究的范围，与“右派”的观点和“右派的进攻不是一回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后来的情况表明，我的这种想法既十分的幼稚又十分的可笑。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已经紧锣密鼓的“反右”的形势下，团中央举行的这次宣传工作讲习会和省级团报主编座谈会，最初都是按照学习座谈的常规形式安排，丝毫没有涉及“反右”的内容，也没有安排“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央团校宽敞幽静的校园里呈现出的是派“世外桃源”的气氛。

但这种宁静的气氛很快被康生的讲话打破了。讲习会的大课都是请领导和专家学者来作报告，来作过报告的有邓子恢、安子文、许立群（杨耳）等等。康生也是被请来作报告的领导之一。他报告的主题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一上台便开口教训起来，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关起门来读‘四门课’（注：指党校常设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其实那次宣传工作讲习会并没有按此设置课程），你们的敏感性跑到哪里去了？你们知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最近作了什么指示，写了什么文章？”接下来他又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以教训的口吻贯穿了他讲话的全过程。他要求立即改变教学计划以跟上形势需要。

请了像康生这样的大人物来作报告，团中央的书记们没有到场，连中央团校的校长佟英和其他副校长也没有出现，主持宣传工作讲习会的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轶青也没有来，在场的只有主持大课的中央团校教育长马石江一人。马石江当即向康生作了检讨，表示接受批评，立即进行整改。

后来的教学计划也真的改了，但改得有点匪夷所思，不是按照当时反右的部署组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便“引蛇出洞”，而是别开生面地组织大家去参观别人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去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是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当时大概是北京比较热闹的大学之一吧，这里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林希翎，她当时还没有被戴上“极右派”的“桂冠”。我们一走进人大校园，便看见一张署有她名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的大意是: “因斗争需要，本人临时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希望战友们坚持战斗……”。当天晚上我们去参观的辩论会场设在校园里的一个广场上，广场上安有电灯照明，还接有话筒和喇叭。

初夏的夜晚，晚风徐徐，一解白日的闷热，广场上聚集了不少师生和听辩论的外来者。辩论的主题是“民主”的话题，要求不能泛泛而论，而是联系实际讲道理、谈观点。方式是双方对等上台，轮流发表演讲。参与辩论的有男有女，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者，也有结结巴巴辞不达意之人。看得出来，每个参与辩论的人都是在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信念进行辩护。

那时离毛泽东“六八内部指示”过去了十来天，而指示的内容这时又只传达到了很小的范围，那些发自内心、主动登台的辩论者们，他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正在往已经设计好了的圈套里钻呢？当他们在灯光如昼的广场上满怀热情，竞相登台，唇枪舌战之时，也不会知道自己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

首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6月24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座谈会，团中央宣传工作讲习会的组织者安排团报主编们去旁听这个会议，而安排省地市宣传部长们继续去各单位参观“大鸣大放大辩论”。我身兼着双重的身份，可以随意作出选择。自担任《贵州青年报》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后，我就自我定位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也正在思考着如何提升《贵州青年报》的办报质量，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旁听“新闻工作座谈会”。

组织者通知我们参会时，并没有使用“旁听”这个词，而说的是“去参加”会议。我们都知道，我们参会的身份不是座谈会的正式出席者，而是旁听者，大家都没有去介意这个旁听者的身份，反而感到特别的轻松，“旁听”意味着只听讲不发言，既能增长见识又不去担风险，何乐而不为？

座谈会召开的地点是在东单附近的《北京日报》社四楼的会议室。出席会议的人员并不多，首都新闻界的头面人物却几乎悉数到场，邓拓、安岗、常芝青、王芸生、张恨水、赵超构、金仲华、张黎群等都出席了会议。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对新闻界来说可谓是“电闪雷鸣”。在5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之后，形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批评文章，还点了《光明日报》的名。《文汇报》立即发表社论表示接受批评，《光明日报》社因这篇“批评文章”而造了储安平的反。这一动向对全国震动很大，新闻界就更不用说了。种种迹象表明，《文汇报》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并未过关。

我们这些团报主编在当时都还算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都想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作为，因此就得努力钻研业务，并且在同行中寻求学习的榜样。就我来说，当时最为崇尚的有两张报纸，一张是《中国青年报》，一张便是《文汇报》了，觉得这两张报纸办得很活跃，内容丰富，个性鲜明。可现在的情况是《文汇报》挨了批评，《中国青年报》的处境似乎也不太妙。

因此，接到去参加第二次新闻座谈会的通知时，兴奋之余也有些提心吊胆。不是为自己提心吊胆，而是为这两张报纸的编辑部和它们的负责人担忧。我是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走进《北京日报》大楼四楼会议室的。

座谈会由安岗主持，他当时的职务是人大新闻系主任。他身穿一件白绸短袖衬衫，矮矮胖胖的个子，显得容光焕发，给人一种年轻气盛、资格老的印象。但他话讲得很少，似乎只说了两句话:“座谈会现在开始，请邓拓同志先说几句。”扮演着名副其实的“司仪”角色。

邓拓身材微瘦，显得老练深沉，一副学者相。他的“开场白”依然很短，短得只有几句话，而且声音不高，坐在后排的人几乎就听不清楚他讲了什么。这和想像中的肃杀气氛大不相同，相反地起到了一种镇静剂的作用。

在邓拓讲完话之后，《人民日报》的两位部主任先后作了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第一次座谈会”上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例如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吗？报纸是否还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机关报是否需要指导性？以及报纸的党性、阶级性等等。他们都准备了全文照念的稿子，而且大概是由于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而不擅长发言的缘故吧，讲得平平淡淡，比起人民大学里那种慷慨激昂的辩论和演讲感染力差多了。

当第一个发言者正在埋头念稿时，一男一女行色匆匆地进入了会场。我当天的日记有这么一段记述: “两个迟到者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走进会场。男的长着一副大块头，戴一副宽边眼镜，约莫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旁人介绍说：‘他是徐铸成’；女的身着衬衫黑裤，约三四十岁的年纪，他便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了”。他们的出现使会场产生了小小的波动。靠门边的几个人站起来主动给他俩让座，邓拓也站起来招手，要他们到前面去坐，但看见他们已经在紧靠门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也就没有再勉强。

那时，对于《文汇报》的总编辑徐铸成，我内心是充满着敬仰的，《文汇报》创办时他就主持编务工作，后来又担任《文汇报》主笔，曾读过他的成名作《晋祠访冯记》和其他的新闻作品，可谓“神交”已久。浦熙修的名字是近年来才知道的，她早年曾任《新民报》记者，有着新闻界四大花旦的美誉，我曾读过她写的《新疆记行》，从中感受得到她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情结，我对她也是仰慕的。今日却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初次见到两位仰慕之人，心头难免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会议进程中徐、浦二人一直沉默不语。只有在《光明日报》的一个发言者点到了罗隆基和《文汇报》的“关系”时，浦熙修才站起来声明了一句，说: “这不是事实！”这一声明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发言者继续念他的稿子，会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但这一插曲却被汇报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故而引来了7月1日他为《文汇报》而作的那篇有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的这段话: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会场上的这么一个小插曲，竟然反映到了最高层，引来如此一段火药味浓烈的文字，其原因只要读完了“社论”全文就会一目了然。

座谈会上的发言基本上是一边倒，也就是对“第一次座谈会”上的“否定”进行“否定之否定”。《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的发言算是一个例外，他对自己在“第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也许张黎群是“被安排来作自我批评的吧。

当大会主持者宣布他发言时，显得瘦小而精干的张黎群站起来，走上发言席，操着四川普通话，拿起事先准备的稿子快速的念了一遍，便离会场而去，他的态度显得有些傲慢，发言的内容又显空泛，给人留下的印象正如后来“七一社论”说的那样，就“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

但奇怪的是，无论是“七一社论”还是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的批判“右派”的文章，都没有点过张黎群的名，他也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也许他是受到什么特殊“保护”而被纳入“内部处理”范围的吧。

张黎群当时在青年报的办报人中很有威望，他每次在《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讲话，一般都刊登在中青报的内部通讯上，这个内部通讯是要发送到各省级青年报编辑部的，供大家学习参考。他的讲话我几乎每篇必读，而且觉得他讲得很有新意，很受启发。

张黎群当时作自我检查的内容主要是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关于“留声机”和“布告牌”的言论，这个言论是公开登了报的，影响很大，主要的意思是: 不能将机关报办得很死板，办成各级领导机关的“留声机”和“布告牌”。他的讲话见报后曾引起我的思考和共鸣，我也认为，机关报对领导机关的工作部署和意图当然要着力宣传，但要根据读者对象，采取生动有效的形式进行宣传，比如“团报”面对的是广大青年读者，就得根据青年的特点来进行采编。照抄照登照发其实是很省事的，但这起不到引导青年主动和热情去学习的作用，这样的办报方法也是最不讲效果的。

张黎群那时的发言虽然刻薄了一点，但他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在问题的提出者已经作了检讨，这样的问题就不能再去讨论和研究了。

如果说张黎群的检讨基本上还是与会议的基调一致的，还是属于“否定之否定”的范围，那么座谈会上唯一的不同声音则来自中国新闻社的一位姓郑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似乎有些急不可耐，当张黎群发言完毕离开发言席时，他急步走到发言席，不经大会主席的允许便说开了。他的广东口音很浓，听他的发言很吃力，但基本的意思还是听明白了的。他主张社会主义的非党报纸可以与党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像过去的《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样。他还说有朋友劝他不要作这个发言，否则明天的报上会登上一条：“右派分子郑某某大放厥词”的新闻。他对朋友的劝告不以为然。他认为有话就应该讲，有什么样的后果就不必去考虑了。

他的发言顶多不过用了十分钟，由于事发突然，没有任何人对这位年轻人的发言有什么态度，会议按原来的安排继续进行着，似乎这个插曲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进入会议室便收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纸都还没印满的铅印稿，是由会议上统一发放的，文稿内容是昨天那位姓郑的年轻人的发言全文。如他所料，他已经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座谈会议程也因此作了调整，特别安排了中国新闻社的两个年轻记者上台对姓郑的年轻人的发言进行批判。其中一个的发言还特别说到，他事先劝过郑不要发言，但他却不听，一定要跳出来。看来这位姓郑的年轻人本来是平安无事的，只因不听别人的劝告，自己跳出来当了右派。

座谈会上的这个插曲，使我们这些原认为离“右派分子”十万八千里的年轻办报人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原来“右派分子”还是很容易当的啊！

我们只旁听了两天的座谈会就没有再去了，原因是“中南海”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参加宣传工作讲习会的代表，但具体的时间没有确定，让大家随时准备着。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候在中央团校里，两天后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毛主席及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并合影留念。短短的两天“旁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回到工作岗位后，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吸取中国新闻社郑姓年轻人的教训，小心谨慎行事，但终究没有逃脱被戴上“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直至1981年3月才获得彻底平反。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