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历史转折五十周年的纪念

五十年前的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果断采取措施，一举擒获“四人帮”及其党羽。“四人帮”祸国殃民已久，广大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官方称此举是“执行人民的意志”，并非为虚。当时流传的歌词“十月里响春雷”，以及郭沫若的诗“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虽然都是政治宣传之作，但是的确反映了人民的欢快心境。

首先说一些跟史实史料相关的东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即便是级别很高的官修史书，里面纰漏也非常多，比如《叶剑英年谱》、《李先念传》，以及诸多重要亲历者的回忆，对于一些关键时间和人物交涉过程记载都是错误的。

《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叶剑英的秘书张燕则回忆说早在9月10日华叶就碰头，其实如果根据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堪称最权威的记载都是错误的，两人在9月中旬没有见过面，到了下旬才开始直接碰头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十几年前，笔者有幸得到机会聆听怀仁堂事变幕后策划者的后人，或者抓捕行动亲历者回忆当年往事。这前后又出现了几篇高质量的回忆和研究文章，结合不同资料进行比对、证伪，笔者在此尝试整理一个粉碎“四人帮”策划过程的来龙去脉，以及重要人物的角色作用。

粉碎“四人帮”按功劳划分，最关键的应当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人，笔者认为三人虽然有职务高低之分，但是历史作用都是同等的，三人缺一不可。华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当时的一号人物，如果没有华参与，此事缺乏政治合法性，叶剑英谋划起事过程中，叶选宁提出“开会权”的问题，即没有华的支持，一切都是师出无名；叶是开国老干部的代表，又为人正派、德高望重，没有叶，缺乏道义合法性，事后也无法安定局面；汪长期掌管中央警卫部队，如果没有汪，则很难如此迅速漂亮的完成抓捕，很可能是必须经过很多历史曲折和激烈斗争，才能完成这个历史转折。

至于官方史上曾经提到过的其他人，笔者认为他们虽然在总理去世、主席病重后，曾经向叶帅表示对局势的忧虑，或者提议过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具体行动并没有直接参与。叶选基和叶帅警卫参谋马西金曾经有个生动的回忆，怀仁堂行动完成后，中央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叶帅处开会，李先念最先赶到，他并不知刚才惊天动地事情的发生，还以为叶帅病了，一进门就问：“叶帅怎么啦?有什么病呀?”在京政治局委员一共15人，这次摆了11个沙发，纪登奎还提醒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4个人没有来呀!”这说明事变除了主谋华叶汪和执行者吴德等人外，其他人参与都不深，即使行动完还浑然不知。

根据叶选基等人的回忆，华叶汪的联手和接触也是漫长、小心翼翼的过程。1976年7月，叶剑英听说华国锋在处理科教界“右倾翻案风”时，对胡耀邦颇为同情，于是驱车去华国锋家探视，华国锋则亲自到门口迎接，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由衷敬重，两人达成一个重要共识，解放军是唯一的军事力量，绝对不允许搞“民兵武装”，这等于粉碎了“四人帮”另组軍事力量的可能。此次秘密会面，华叶心里彼此有了底，并产生了相互信任。

叶剑英也曾经试图向另一位关键人物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探底，他知道陈锡联经常在中南海钓鱼，于是8月份主席病危的时候，一反常态在叶选基的陪同下，从西山来到中南海钓鱼，特意选了距离陈锡联很近的地方，试图搭讪，结果陈锡联马上收起鱼钩就走了，从叶帅旁边经过也不打一声招呼。

华国锋也曾经在国务院西楼，召集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等人开会，试探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结果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其他人则不吭声，谈话也就无法进行下去。华国锋此后仍采取对信得过的人单线接触的做法，幸好这几位参会者没有一人向“四人帮”泄露开会话题。但是纪登奎、陈锡联对此事的不坚决态度，恐怕是他们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叶汪的接触则迟至主席逝世之后，这方面武建华的回忆最为权威，9月12日，叶剑英趁着守灵之际找到汪东兴，汪东兴则丝毫不遮掩，直接向叶帅亮明自己的立场，说“江青很早就想搞掉我”、“他们在搞分裂党的活动”；9月15日，叶汪再度见面，汪甚至讲出“周勃平定吕氏之乱”的话，意图再也明确不过了。这样两人也奠定了共识。

华与汪的初次相互试探也是始于9月14日，彼此第一次没有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康生的秘书李鑫，到了9月21日双方才有了第一次面对面交流。而此期间华与叶的彼此沟通和探底也都是通过李先念传话。可以看出，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三方都是非常谨慎的态度。

关于确定行动方式和时间，则在9月底和10月初，尤其是10月2号华叶、华汪和叶汪分别两两见面，确定了迅速以隔离审查方式解决四人帮的决定。汪东兴本来提出解决问题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叶剑英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说必须迅速、避免夜长梦多，他去见汪东兴，因腿脚不好，走路累的气喘吁吁，汪东兴叮嘱叶帅走慢点，叶帅说：“慢不得！要一鼓作气啊！”一语双关，华国锋也说最好一周之内解决，显示出他在关键问题上的决断力。

粉碎“四人帮”归功于华叶汪的运筹帷幄，及李先念、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支持。但是，从“文革”后期社会思想和政治力量对比的演化来看，“四人帮”倒台属于必然。

比如，“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前夕，毛泽东于1975年11月13日特意做批语：“过去（文革之初——笔者注）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应是胡乔木——笔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他还对毛远新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毛泽东已经从全面整顿中看到了老干部的决心意志和治国路线的受欢迎程度，知道“文革”不得人心，他们也不可能彻底被打垮或屈服，为避免身后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特意指示要保护老干部。有了这两条指令，他还不放心，等邓小平列出打招呼名单后，又指示打招呼会“老干部先开，青年暂缓”，以避免造反派趁机批斗打压老干部。

因此，全面整顿主要参与者基本都算软着陆，虽然遭受政治批判，但是除了邓小平外，媒体尽量避免直接点名，并且都没有遭受人身迫害。

2月7日，姚文元策划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万人批胡耀邦、李昌的大会，并准备做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播放，胡耀邦干脆请病假拒绝出席，主持人让李昌绕场走一圈，以示羞辱示众，没想到全场观众以掌声来表达对胡李中科院整顿行动的支持。

所以，到了1975年、1976年“文革”已经是强弩之末，大众已经觉醒，“文革”之初那套斗争方式已经行不通，再拿出来用就成为闹剧。1976年3月底和4月初，全国各地都出现借悼念周恩来，来发泄对“四人帮”不满的群众运动，事实已经宣告“文革”的全面破产。

纪登奎对当时局势变化洞若观火，认为主席去世后局面必然大变、“四人帮”必倒台。1976年6月份，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祥林来京，纪登奎次子纪虎民去看望他时说，中央现在分老派和新派，主席一旦去世，老派就要“大干一场”，把江青、张春桥他们抓起来。李祥林回河南向多人讲这个话，结果被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民英听到，周觉得兹事体大，于是写了一份专奏毛主席的内参，姚文元事先拆开看了，看后觉得“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开始确信自己有垮台的可能。姚此时尽管耀武扬威，口诛笔伐邓小平及胡张周万“四大金刚”，但已经感到自己的灭亡，说明历史潮流势不可挡也！

 

再说粉碎“四人帮”历史意义。有人说，“四人帮”无非就是政治局里的四个成员，论人数是少数，论级别也比不上华叶邓，抓了他们意义有那么大呢？“四人帮”人数虽少，但是江青凭借领袖夫人的地位，享有路线天然正统合法性优势，动辄以领袖意志代言人自居，张春桥、姚文元则在陈伯达倒台后就独享了意识形态解释权，所以他们人少能量大，占据政治话语制高点，不打倒他们就无法纠正“文革”。

过去我们的教科书和宣传上都是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历史转折的意义，在历史叙事上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一片黑暗，三中全会后一切光明起来，所有改革问题都迎刃而解的感觉。其实如果认真研究改革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历史二分法并不能成立，历史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充分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并没有解决所有的改革障碍，很多核心问题上新与旧的冲突持续到1992年南方谈话，甚至更往后，就连最基本的包产到户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反改革的决定，所以，无限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的不客观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最重要有两个：一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二是开始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但是经济建设怎么走，是强化加强对人控制的计划模式，还是市场模式没有定论，并且此后几年一度计划派处于强势地位。过去因为要树立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所以要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从政治上讲，这对于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识推动改革是有巨大积极作用，但是从学术上讲，它的意义可以做进一步探讨。

最近一些年，当代史学界也对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九一三”事件，有的认为是粉碎“四人帮”，笔者倾向于：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的是一个漫长过程，大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开始，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职、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且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终点。

其间，“九一三”事件、尼克松访华、第一次老干部复出和全面整顿、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都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可以说他们的合力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缺一不可。

粉碎“四人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事件发生的内在关系上都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实质上看，从粉碎“四人帮”起，关键性的历史转折就已经展开：

1977年2月底，胡耀邦作为第一个被打倒的八届中央委员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7月邓小平复出，到1978年2月，被打倒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多数都已经出来恢复工作，4月，中央给右派全部摘帽，所以拨乱反正始于粉碎“四人帮”；

1977年3月开始，胡耀邦就开始在中央党校组织研究人员系统批判1957年以来流行的各种“左”的学说，1978年5月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民间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从1977年就已经悄然开始，思想解放也始于“粉碎四人帮”；

1976年底之后，中央其实已经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开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引进外国设备，华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考察经济工作，而非阶级斗争（当然华的经济建设思路仍旧摆脱不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条路注定也是不能成功的）；1978年春夏中央接连派遣代表团，前往西欧、日本、东南亚和港澳等地考察，考察团带来的信息，让中央高层感觉到中国发展水平与外部的巨大悬殊，以7月份国务院务虚会为起点，开始反思经济体制问题，酝酿改革，并且开始着手策划设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形成也始于粉碎“四人帮”。

所以，粉碎“四人帮”对旧秩序的冲击，对社会觉醒和改革的促进，大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者只不过是对这种变化结果的承认，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重在上层权力和上层建筑，但是对社会普遍意义影响上，粉碎“四人帮”更大。

那么，粉碎“四人帮”产生了这么强的历史影响力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是宣告了1957年以后各种“乌托邦”式的，脱离实际的，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的种种社会建设思想的破产，迫使全党上下探索新的路子，这为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宣告了“四人帮”推行的用高压、残酷斗争对待不同意见干部群众的模式的破产，大家开始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再次就是粉碎“四人帮”后，华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唯一同时兼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总理的领导人），但他无力掌控全局，随着老干部的复出，高层权力出现暂时的间隙，这为改革派官员进行各种探索尝试，以及为民间的思想启蒙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总之，粉碎“四人帮”实质是对过去思想和秩序的粉碎，是历史转折的最关键前提。我们多数人都是生长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历史转折的发生，使得上亿人告别政治贱民的身份，可以有尊严生活；使得农民逐渐摆脱城乡二元机制枷锁，可以到更广阔空间谋生；使得知识分子告别思想的高压钳制，可以有更大自由进行研究创造；使得年轻人不再上山下乡，有机会参加高考，改变命运，这一切成为建设一个按常理、良知治国的起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恩这个转折的发生。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