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 粉碎“四人帮”消息是怎样传出的

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当晚10点多至次日凌晨4点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玉泉山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讨论拟向全党通报的16号文件。

借助不同的渠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迅速扩散。不过，跟1971年传播“九一三”事件消息不同，人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01

最早传出消息的源头至少有四个：

第一个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叶帅。在抓捕“四人帮”之后、召开玉泉山会议之前，他跟粟裕、叶飞等老同志打了招呼。

第二个源头是一件大事：10月6日晚上10点，耿飙带队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要求保密，仍有人悄悄传开了。

杜修贤是新华社常驻中南海的摄影记者，据他回忆：

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第三个源头是汪东兴。10月7日凌晨，“玉泉山会议”刚结束，汪东兴就根据会议安排，给不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时任广州军区政委）、许世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时任新疆区委第一书记）逐一打去电话，通告情况，征求意见。

第四个源头可能是李先念，时间在7日上午10点后，甚至更早。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一书提到了两个细节：

“中央领导人把这个胜利的喜讯个别告知了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邓颖超立即去看蔡畅、康克清等老同志，和他们同享欢乐。”

从50年代中期起，李先念一直住在中南海东花厅，与周恩来、邓颖超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于情于理，推测李先念尽快告知邓颖超是能够成立的。

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5号楼继续开会，时间不长。会后，就把外交部一些重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打招呼，从此开启一系列打招呼会议，知晓的人就更多了。

 

02

大多数老干部听到消息后，都是喜出望外、欣喜万分。

10月7日凌晨6点，姚依林的女儿匆匆赶到友谊医院，把抓捕“四人帮”的喜讯告诉正在这里住院的父亲。姚依林兴奋不已，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里报喜。

曾志当时住在万寿路中组部干休所，据她回忆：

大概十月七日上午七点多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有点纳闷：自己是中组部供养的干部，平时来往的人又少，这么早来电话，会有什么事？我疑惑地拿起来一听，原来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打来的，她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忙问她：

“是哪四个人，怎么一回事？”

“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四人帮’呀！”

“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我一听，兴奋得手都在发抖。恶魔终于伏法了，我如释重负。林月琴继续赶着打电话告诉别的同志。

我放下电话，手舞足蹈，赶紧把消息告诉女儿、女婿，只是不敢大声呼叫，因为对门八十一号就是中央警卫局，我早就怀疑他们在我家里装了窃听器，消息还没有公开宣布，怕有差错，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7日那天，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告诉了正在上班的儿子、邓小平的小女婿贺平，要他立即通知邓家。贺平的妻子、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事后描述：

“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为了安全，邓小平夫妇和三个女儿选择一个卫生间听贺平“传达”，且紧闭房门，放开了自来水。邓榕写道：

“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

得知喜讯后，徐帅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

聂帅说：“中国得救了！”

余秋里说：“我的病好了，可以上班了！”

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拂晓才睡着，后来从床上掉到地板上也不自知。

 

03

较早得知消息的，不一定都是北京人。

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当时在南昌汽车附件厂工作，他的记述很精彩，信息量很大：

我是江西省第一个知道“四人帮”被抓这一消息的人。10月6日当晚，叶帅交代粟裕大将：“赶快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告诉阿丕。”我父亲从粟大将那里得知了这一重大消息，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刻骑着自行车赶到市区，向黄知真叔叔报告了这一个令人振奋的大好喜讯。黄知真叔叔兴奋万分，连连说道：“我们总算熬过来了，中国从此有希望了。”之后，黄知真叔叔显得非常冷静，为防止“四人帮”的死党和爪牙垂死挣扎、狗急跳墙，他要求省委的领导都不要住在家里，马上都住到外面去。他还把刚刚配备的一把大左轮手枪让我拿着。当时局势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黄知真任江西省委书记（另有第一书记）。陈小津接着补记了此前的一些情况：

他（指黄知真）密切关注着江西“四人帮”死党们的动向，作了应急准备，甚至还跑到井冈山查看线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掌握着全省武装警察指挥权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在我工作的南昌汽车附件厂，我也把厂武装部和保卫科的枪支都准备好了。这些枪都经过仔细的擦洗和保养，还到野外试射过。

从1976年元旦起，各地的县中队离开了军队序列，移交公安建制，改叫人民武装警察中队。陈小津这段文字，说明当时的形势有多紧张、复杂。

 

04

较早得知消息的，不一定都是党内人士。

董竹君女士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解放前长期帮助中共地下党，文革中无辜入狱五年整。10月7日早晨，她接到老朋友李又兰（张爱萍夫人）的电话，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她在自传中写道：

“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哪，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二十七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当晚，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那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带着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穿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

“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几杯，对得起谁呢？”

第一个把喜讯告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的是郭沫若，他张开双臂同许拥抱，连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许德珩后来回忆：

“当时我们高兴的心情，不啻于第二次获得解放，绝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

当曹禺的女儿万欢赶回家中报喜后，曹禺的心情很复杂：

“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这一段心理描写可能道出了大多数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的心声。

 

05

最早公开传播消息的，竟然是在“四人帮”经营多年的上海。早在10月7日，南京西路等处就出现了大标语：

“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已被捕了！”

警察撕掉了标语，对围观的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但惊人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在武汉，10月8日傍晚，老作家周而复得知消息后立即上街，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看到了一条大标语：

“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

大标语吸引了很多行人，有些驻足观看，有些一望而过，有些带着怀疑踽踽离开。

在成都，最早带回消息的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马识途，他在北京出差时听到了消息，回到成都就作了宣传，有人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抓“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还以手抄本、油印本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

 

06

几家欢乐几家愁。

1976年10月，还在前台的造反派已经不多。当他们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时，自然高兴不起来。

上海造反派头头的连锁反应已广为人知，此不赘述。下面介绍的，是陈益南先生记述的长沙情况。

陈益南与新中国同龄，父亲在解放前加入了地下党。他在文革初期参加了造反派，文革后期担任长沙某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据他回忆：10月12日晚上，造反派中有人偷听《美国之音》，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新闻。第二天上午，长沙市总工会大院里站了很多造反派骨干，窃窃私语，众说纷纭，但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

消息悄悄传开，听者目瞪口呆。那几天，长沙的造反派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又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打听消息，心中一团乱麻。

个别造反派头头表示：“搞不好，我们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去了。”

但陈益南认为这种言论不存在思想与实施基础：

造反派们的造反，并非是造共产党的反，造反派更不是反共的国民党，而只是造所谓“走资派”即当权的官僚们的反，并且一直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自己也都以做一名共产党员为荣。因而，造反派可以造许多高官的反，唯独从来没有对抗党中央的心理与思想，是典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即便是四人帮倒了，但由于抓四人帮是以党中央的名义进行的，即便造反派对此有种种不满，但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人能主动走出“反对党中央”那一步的。除非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又有人另外打起了党中央的大旗，造反派们才可能做出新的选择。然而，连造反派十年掌权的上海，都表示拥护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央，那其他地方，又还有什么人能敢于公开对抗？

个人认为，这段话讲得实在、客观。

 

07

消息是怎样传到境外去的？

外国记者观察中国，主要依靠对中央媒体释放的信息进行分析。

10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等两个决定。

10月10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严厉指出：

“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从10月11日起，《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连续刊登毛泽东“三要三不要”的语录。

与此同时，原来反复宣传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忽然绝迹，原来几乎天天见报的王、张、江、姚等名字也不见踪影。

嗅觉灵敏的外国记者从这些信号中看出了蛛丝马迹，尤其是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

韦德三个月前才派驻北京，唐山大地震后住进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的防震棚。他从一名中国雇员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信息，10月9日告诉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罗杰斯；罗杰斯则告诫他：中国是一个政治严肃的国家，不可轻易发出这样的消息。

韦德便找中国官员核实，得到的答复是“无可奉告”，但面部表情似乎没有否认。韦德又分析北京大学新贴出的一些大字报，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11日，韦德果断发出了新闻稿，英国《每日电讯报》次日就以《毛的遗孀被捕》为通栏标题，在头版头条发布了新闻；罗杰斯也发出了“路透社北京10月11日电”。这一消息立刻轰动了世界。

10月16日，香港作家金庸也以《打垮江青，普天同庆》为题，在他执掌的《明报》上发表了社评，其中写道：

“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08

最早出现群众游行集会的城市竟然也是上海。

从10月15日起，上海群众自发上街游行，支持中央决策；数以万计的群众涌入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为什么不传达中央有关指示。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

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发[1976]16号）正式发出。

21日，北京市150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此后，全国各地都连续举行了庆祝游行。

洪学智上将时任吉林省石化局局长，听到喜讯后无比激动，组织全局职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召开，忽然窗外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越来越大。得知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也不开了，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当时，我是湘南某镇的一名初二学生。一天，全校师生参加了庆祝游行。我们以红旗开道，举着大大小小的标语，喊着口号，队伍拉得很长。穿过长长的老街，看客众多，我们抖擞精神，口号响亮。后来，走过一个叫作“七里田”的村庄，来到空旷的田野，口号声停了下来，我们开始嬉闹，然后掉头，列队走回学校。

彼时年少，不知道我们庆祝的是一艘巨轮的转弯，每个人的命运都将深受影响。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结束五十周年。

2026年10月3日

（作者说明：本文所引资料，均来自正规出版物。）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