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历史的简单法则:导致失败的犯错者总是要还账的。
《伟大的长征》正在热播,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让国人再次熟知了一次,也让大家再次恨了一回。
不过,实话实说,当你看到一个德国人不呆在自己的工业化国家,而在中国的贫困乡村跟着闹革命,跟着玩命的时候,还是让人感叹的——在20世纪的前期,世界革命的浪潮是如此汹涌澎湃,革命者是那样坚信全球共产主义的明天必然到来,他们愿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流血牺牲。这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人们很难体验的。
1973年(李德逝世前一年),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Chronik: Aufzeichnungen aus China, 1932-1939)出版。趁着纪念长征的时机,可以翻翻此书。
(一)毛泽东和李德代表洋土之别
由于中共革命发生于共产国际的启动,于是一开始就在内部发生了土洋之争,共产国际凝聚了洋派人士,未进入共产国际圈子的算是土派人士。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出人员,乃为典型的洋派人士,毛泽东当时没有出过国,为土派人士。
李德回忆录公然嘲笑毛泽东的土著身份,“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但是,在遵义会上,就是这个土著人物,掀翻了洋派代表李德的桌子。
(二)李德关于长征本身的解释是自相矛盾的
李德一方面否认长征是“军事上失利的必然结果”。
他说,长征“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根据毛轻率提出的并在历史记载中至今流行的说法,突破封锁是军事上失利的必然结果,并且是在敌人的压力下进行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一支被打垮的、而是一支完整的军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领导者们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计划作出这个决定,完全是出自本意、出于明智的考虑,即苏区内的不利的战略总形势。”
另一方面,李德又不得不承认,“人们至多可以说,苏维埃运动在中国遭到了一次政治上的失败。蒋介石的第四和第五次‘围剿’的经验说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国际环境和民族状况中,比较小的和互相隔绝的苏区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
无论李德怎么说,他也掩盖不了遵义会议的核心问题是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清算,而错误路线之所以是错误路线,乃是因为被失败证明了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三)李德不得不承认军内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
遵义会议的转向不是基于理论认识而是基于军队的不满情绪。
李德写道,当时,毛泽东“所凭借的是许多长征参加者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在新编部队和后勤纵队中屈服于突围的困难、惊慌失措和只想到退却回家的人的情绪。毛不去反对这种情绪,反而对此大加煽动。由于敌人在此期间加紧进行追击,我军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又损失了许多时间,现在必须加快行军速度,而这也给毛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借口,因为逃兵和掉队的人数在日益增加。”对很多红军指战员来说,“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
可以说,没有失败,就没有不满情绪,没有不满情绪,就没有东西可以煽动。
(四)避开宏大叙事,紧紧抓住错误事实,便站到了制高点上
遵义会议上,按照李德的描述,“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激烈攻击博古、周恩来,当然首先是我。我们承认,在确定第一军团行军方向时,我们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正象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一贯性的’,过失在于情报侦察的不准确。”
李德说,“会上,既不谈国际形势,也不谈对苏联的关系和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斗争,甚至关于抗日战争,这个中国红军未来的战略目标和多年来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主要口号,在会上也只字未提。会议的唯一题目是关于反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的总结。会议内容的这种限制,以及会议的组织成份,从一开始就保证了毛泽东去贯彻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纲领。”
李德承认,“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人们就会懂得,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遵义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占了上风。”这就是说,导致失败的犯错者总归是要偿还欠账的,而未犯错的人们有着天然的清算权力,这就是历史的简单规则。
读懂这几条,便会明白遵义会议何以如此。
来源:黄力之文化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