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 永:发现历史中的历史 ——再思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断裂与延续

发布时间:2026-11-17 14:18 作者:满 永 浏览:1,111次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海内外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便已起步,迄今已历70余年。70余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在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逐渐进入了一个继续深入推进的瓶颈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史料拓展的客观限制等因素,也与如何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有关。其中最为显见的一点,就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不断发掘影响历史进程的底层逻辑来凝练学科的深层问题。要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学术研究中发掘并累积学科深层问题,需要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在这个问题上,海内外学界已经有过一些讨论。相较中共党史研究抑或是中共革命史研究,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仍有继续延展的空间。

以史料的利用和由此形成的历史认知为依据,70余年来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时止。海内外学界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多是依据公开的二手史料,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记录和思考。第二个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前后。这个阶段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受1978年开始的历史反思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叙事逻辑。相较于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大量一手档案史料的公开和利用。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以来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地方未刊档案史料的利用以及地方研究取向的兴起。

本文拟就70余年来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学术历程作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当代史研究如何穿透历史的表层,探寻潜藏在历史深层的时代问题。要指出的是,本文无意也无力全面系统地回顾70余年来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发展状况,仅就70余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阶段性变化略作讨论,以期能对中国当代史研究深层问题的发掘和凝练有所助益。

一、历史的即时记录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

将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当代史研究视为即时的历史记录,主要源于这个阶段的研究所使用的史料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周杰荣和毕克伟在评述海外学界早期的1950年代中国研究时指出,这些研究多“以情报和中国报纸译文为原始资料”,其显著特征是对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记录和思考。陈耀煌在概述同期海外学界的研究特点时也指出,报纸对中国革命胜利功绩的宣扬,使这些研究普遍得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控制方面超过了“苏联与前现代中国的统治者”,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典型如傅高义在其有关1950年代广州的研究中指出,中共革命的胜利不仅成功解决了广东由来已久的“地方主义”问题,还解决了更困难的“中央对一个地区的控制问题”。他得出这些结论的主要史料基础,就是同期《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上的相关报道,这点其本人并未讳言。只是从事后披露的史料来看,傅高义的这些结论并不可靠。如傅高义视为革命胜利之功的“反地方主义”,在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就被重新定性为仅仅是“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这种情形说明,即便是对正在或新近发生的历史的记录或思考,如果缺少相对多元的史料,也很难形成相对客观的历史认知。这种情形在同期的国内历史记录中也有体现。

国内关于中国当代史的早期书写,首先源于中共对于自身历史经验的重视和总结。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强调中共只有把自己“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1951年6月,胡乔木在中共成立30周年前夕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主要内容虽然侧重中共成立30年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涉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两年的历史。这应该是国内较早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综合性叙述。相较于胡乔木立足于经验总结的综合性叙述,学界关于中国当代史的早期讨论多聚焦于特定主题,其中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石礎初版于1953年的《中国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是国内较早关于中国当代土地改革历史的讨论。尽管和当下的土改史研究相比,这本70余年前的著作在史料运用和结论上都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但就形式而论,该书仍是当时较具学术色彩的著作。如该书对其所引用的史料都标注了出处,这在当时侧重宣传的历史书写中是难得一见的。当然,该书主要以《新华月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史料基础的立论,也影响了其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相较于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早在1954年改造仍在进行之时,吴黎平就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出版了《从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该书的主体虽然都是讨论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但还是专章讨论了中国的革命转变和过渡时期问题。如果说吴黎平的讨论更多聚焦于理论分析,杨坚白和吴江1958年关于八年经济建设成就和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讨论,均集中于经济建设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可算是典型的经济史研究。同样,许涤新初版于1957年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949—1957)》、薛暮桥等人1959年所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1960年编写的《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可算是典型的经济史研究。

就出版与写作的时间来看,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讨论,都集中出现在1956年之后。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系统总结经验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在于从1957年起,研究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成为国家历史科学研究规划的重要内容。如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就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组。稍早启动的《中国史稿》编写,也准备在现代史的部分用三章篇幅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这个计划最终虽然因为史料的缺乏以及政治形势的变化未能落实,但由此可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已经进入国家历史科学研究规划的议程之中。

无论是学界的自发研究,还是作为国家规划的历史编写,早期的中国当代史书写都有着较强的即时记录特征。这些即时进行的历史书写,并不避讳多元史料的利用。如《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在编写过程中,就在采用报刊报道文章的同时,还援引了“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报告和专题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材料”。应该说,仅就史料的利用而言,这本书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学术色彩。尽管如此,史料仍是同期历史研究的主要困扰。也正源于此,1960年田家英就决定,原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三章之一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历史,暂时不写。田家英作此决定,就是因为意识到“‘大跃进’以来有许多数字是假的”,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这说明,即便是即时的历史书写,研究者也会力求采用更为多元的历史资料。

相较于后世进行的历史研究,即时书写的历史更需要因应时势的变化。就早期国内的中国当代史书写而言,无论是个人的自发之作还是国家规划的历史编写,主要目的都在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进而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成就。典型如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其通过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中,就将“研究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列入1958年需要重点研究的20个项目之中。同样,河北北京师范学院63名同学和5位青年教师于1958年合作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也是意在“向国庆节献礼”。这也是国内首部直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名的论著。许涤新初版于1957年的著作,几年之内就多次修订再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反复修订再版的目的,就是要把不断变化的政治时势,如“三面红旗对国民经济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反映到书中去”。这样的写作目的突显了即时历史书写难以摆脱时势变化影响的不足。

从海内外学界的研究来看,早期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很难突破史料的限制。如张济顺就指出,在主要依靠报刊等即时记录的史料影响之下,早期海内外学界的中国当代史书写虽然得出了迥异的历史认识,却在实质上是“异曲同工”的。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和讨论还是意味着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书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便已经开始。只是这些早期的历史书写在历史认知和史料的多重制约之下,仍然需要在学术化的进程中继续推进。1976年开始的历史转折为这个进程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海内外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历史反思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推进

中共党史学界在梳理党史研究的学术进程时普遍认为,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此前后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中共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的重要推力。中国当代史研究亦是如此。只是相较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在1978年前后的历史转折关口,如何认识和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政治议题。

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方针。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于闭幕会议上的讲话在谈及国内外关注的历史评价问题时指出,“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要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这样考虑的目的,主要是以“向前看”的方式确保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顺利实施。不过平反冤假错案和社会各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很快就使历史评价成了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

早在1978年9月,叶剑英就建议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便将争议的问题“摆开来讲”。叶剑英的提议获得了中央的认可。1979年1月,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开幕。胡耀邦在会议引言中明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就是“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中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便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与此同时在务虚会之外,各界对于历史的反思也在深入。如同年3月,陆定一就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需要总结,只有如此才能学会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回应理论工作务虚会内外的关切,1979年6月,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时发表一个讲话。同年9月,胡乔木向在京中央委员汇报讲话起草情况时指出,讲话稿起草中“一种意见希望把过去三十年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总结一下,认为不总结一下不能统一思想。另一种意见相反,主张不要涉及过去三十年的问题,只作一般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最终,起草组决定对过去30年的问题“作一些最基本的总结”,因为他们认为“对过去的历史作一些总结性的说明,总的说是有助于党内思想的统一而不是有害于党内思想的统一”。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最终经过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讲话稿,用了近半的篇幅来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历史,尤其是首次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讲话,是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30年历史的首次系统回顾。但正如胡乔木在讲话稿起草说明中所言,这样一个庆祝讲话,很难“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胡乔木所说的这个“专门的文件”,就是中共中央两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为纲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次年3月,邓小平在与胡乔木等人的谈话中明确,起草历史决议的中心意思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这个原则反映在最终形成的决议稿中,就是胡乔木所说的“决议稿并未隐瞒或掩饰任何重大错误,只是有些问题没有说得完备,有些次要的问题没有提罢了”。尽管如胡乔木所言,决议对中国当代史上的有些问题说得并不完备,但是作为中共中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权威论述,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问题的总结,还是开拓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讨论空间,开启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决议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议的通过掀起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热潮,其中最为显见的是《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二是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历史的回顾,奠定了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叙事逻辑。

在历史决议通过的次年,胡乔木便提议编纂《当代中国》丛书,并在1990年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和编纂。及至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已经编纂出版150余卷。作为首部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方方面面的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丛书既呈现了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更为当代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史料基础。正如有研究所指,《当代中国》丛书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史档案的开放和史料的收集、保管与利用”。典型如作为丛书辅助成果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以及《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等史料集迄今为止仍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史料。《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推动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史料整理和出版步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大型文献史料丛书的相继出版,都推动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这些都成为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史研究学术进程不断推进的基础。

历史决议的颁布在助推中国当代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同时,也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叙事逻辑。决议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余年的历史之时,将30余年的历史分成了四个历史时期,其中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被确定为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七年;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被确定为“遭到过严重挫折”的十年;从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年,则被明确为陷入严重“内乱”的时期;1976年之后是一个转折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决议关于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叙事都是当代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叙事逻辑。如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前三卷的书名《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和《大动乱的年代》就几乎完全采用了决议关于1949—1976年历史的论述基调。及至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仍然延续了同样的叙事逻辑。

应该说,1976年之后的历史反思以及历史决议的最终颁布,拓展了学界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讨论空间。胡乔木在论及党史研究时曾经指出:“历史研究永远没有最后一页,是不断发展的。当然要有论断,但不要表现出一种姿态,好像在下最后结论。……我们的党史是开放式的,不是企图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分析完,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中国当代史研究同样如此。早期国内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之所以会被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束缚,固然有史料的限制,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彼时的历史研究是不容讨论的。决议对于历史的反思冲破了这种束缚,使学界关于1949—1976年间的历史研究可以出现争议和讨论。如决议在强调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七年“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同时,并未隐讳社会主义改造同样存在缺点和偏差。正是这样的反思意识,为学界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提供了可以讨论的空间。

1976年开始的历史反思在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走向学术化进程的同时,也因为这种反思主要聚焦在政治决策以及整体历史发展脉络的讨论,因而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宏观层面的历史论述。这样的论述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具体问题的讨论空间,但在总体上仍然属于表述意义上的政策形成史,而非实践意义上的政策执行史。也因如此,1976年之后的当代史叙事仍然沿用了此前的逻辑,认为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带给中国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1949年前后的历史仍旧是断裂大于延续。

无论从历史进程本身还是中共历史进程的特性来看,仅仅聚焦于政策形成史的历史书写都是不完整的。胡乔木曾经指出,人们对中共党史书写的期待,“不只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更重要地是要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做的”。如果“说”等同于政策形成,“做”无疑就是历史实践。任何政策只有付诸实践才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对中国当代史研究来说,如何呈现“做”的历史同样是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聚焦政策形成史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更要关注政策在地方实践并被不断修正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反思如果说是开启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并在政策变动的史实重建和历史发展脉络的讨论中呈现了一个局部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史面相,那么走向地方并关注政策实践过程的历史讨论,则提供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当代历史图景。

三、走向地方与中国当代历史的再发现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当代史研究长期陷于宏观政策形成史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反映政策实践过程的材料难得一见。这种情形在1976年开始的历史反思中不断得到改善。韩钢就指出,19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资料整理、编纂和利用的趋势之一,就是史料的整理和编纂不再限于高层决策,而是开始“追踪高层决策在地方的实施过程,进而考察地方与高层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史料整理和编纂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影响同样突出。典型如《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在编纂过程中,就特别注意收集整理“各大区和省、地、县的有关报告”,甚至是“部分乡村和社队的典型材料”。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史料整理,一个有别于宏观政策表述的农业合作化历史得以呈现。如笔者就依托类似的地方实践史料,指出了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存在一个隐藏于集体化体制困境之中的内在动力因素。

得益于地方史料的不断利用,1970年代末期以来,海内外的中国当代史学界都开始出现了一种不断趋向地方的研究视野转向,并在2000年之后蔚然成风。仅就海外学界而论,这种转向得益于两重因素的推动。一是1978年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使多数的中国研究者能够有机会来到中国体验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二是地方史料的整理和编纂为这种研究转向提供了支撑。典型如塞尔登从延安到五公的转变就是如此。在早年写就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塞尔登特别强调了“延安道路”的“别具一格”以及“超越战争时代”的贡献。而到了1980年代书写五公村的历史时,1949年前后历史的韧性又成了他们强调的重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识转变,原因之一就是塞尔登在研究五公村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能够“成为第一批到中国农村进行系统研究的美国社会科学家”。相较于阅读政策文本甚或是报刊文章,这样的实地调查无疑更有助于研究者把握文本之外的历史实践过程。

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地方历史实践的关注,共同呈现了一个有别于政策表述的历史过程。他们发现,1949年后的中国有着1949年前中国的印迹。简言之,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未造成历史进程的骤然断裂。在表面上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之下,隐含了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这种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共革命传统的连续性;一个是历史进程本身的连续性。

有关中共革命传统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延续,1978年开始的历史反思已经有所涉及。如历史决议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发生并延续十年之久的历史原因时,就强调“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是其中之一。这种分析成为之后历史反思的基调。如薄一波在分析“大跃进”运动的成因时,也认为“有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问题”。同样的认识也成为学界反思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各种实践偏差的普遍认知。如刘一皋就指出,1949年后中共对群众运动的重视,原因之一就是“群众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形式”,在1949年之后中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总会以其惯性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来”。王奇生也认为,“中共在苏区和根据地时期,早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后,势必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治理技术和革命思维,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整”。

有关历史进程的连续,主要指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在城乡社会底层并不存在一个截然二分的断点。在表面上的历史巨变之下,城乡社会底层仍然在遵循着一些旧有的逻辑。如施坚雅就指出,无论对集体化还是市场,“共产主义者们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传统结构,不得不在它们呆滞的力量之上进行建设,不得不通过它们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的机构努力。如果传统的中国村庄因此而以生产大队的形式被相对完整地带入现代世界,那么,基层市场共同体却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它的持续性”。施坚雅能够在早年就得出这样的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在历史变革发生之时有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的经历。这种经历让他对同时代的历史变革有着更真实的理解,也更能发现变革的限度。

同样是得益于对地方历史的讨论,中国学界的当代史研究也逐渐发现了城乡社会的历史连续性。如张乐天在浙北农村的研究中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虽以封建迷信的名义批判了乡村传统仪式,“但批判没有取消传统的仪式,只是限制了它们的规模,改变了某些程式。在意识形态的控制放宽以后,很多做法又恢复了原状,有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济顺在当代上海的研究中也发现,“在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上海的历史并未断裂”。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进程。

无论是革命传统的延续还是历史进程的延续,都意味着1949年后的中国仍留存有1949年前的影子。1978年以来海内外学界对1949年前后历史连续性的呈现,无异于历史的再发现。借由这种历史的再发现,一个历史中的历史得以显现。而历史中的历史得以呈现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以史料为引领的当代史研究的地方化转向。就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而论,回到地方也意味着回归历史实践。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地方化转向,在不断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学术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走出地方的困境。尽管走向地方的历史研究并不等同于“碎片化”,但是如何凝练跨越地方的深层问题,仍然是中国当代史研究需要处理和面对的,否则不断精细化的当代史研究便很难走出自说自话的困境。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历史连续性的呈现为核心的历史再发现,为立足于地方的当代史研究走出地方提供了可能。因为相较于充满地方性的具体问题,藏于历史深层的连续性可以成为跨越地方的共识性问题,从而为不同地域的当代史研究对话提供了可能。

从深层问题凝练的角度思之,只关照革命经验和历史进程的延续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要探寻并凝练出当代史研究的共识性问题,首先要关照的是在1949年的时间节点上,历史决策者是如何认识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以及他们在认识和应对这些问题时有哪些可资凭借的思想资源?这些认识和应对又如何形塑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代史研究深层问题的思考。但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止于对革命经验和历史进程延续性的发现,而要在历史的长程中审视这些问题的形成和演变。概而言之,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更有待于研究者在长程历史中把握其时代语境与内在逻辑。

四、长程历史与中国当代史的时代问题

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哲学史研究时曾言,研究者“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而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指研究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秉持此种治学态度,对深化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也尤为迫切。因为既往的中国当代史研究时常会陷入“以今度古”的“倒放电影”叙事之中。这样的叙事实则无助于把握中国当代史的时代问题。因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础是研究者能够站在历史的时间点上理解时人的所思所想。

即便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研究者还是无法真正重返历史时空直面过往的真实情境。在这种情形下,从长程历史中回溯时人的成长历程就成为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的可行之径。具体到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研究者要把握当代史的时代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时人的问题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问题的追索中,历史的长程视野显得尤为必要。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和认识都不会是在瞬间形成的。换而言之,即便立于1949年这一中国当代历史的起点上,也不能将时人对中国当代史时代问题的感知定格于彼时,而是要将其置于更长的历史时空中,在持续不断的历史演进中,探寻其时代问题的形成脉络。因为对多数当时已近中年的历史决策者来说,他们早已过了思想认识的形成甚或是定型期。在这种情形下,青年时代奠定的思想基础和认知框架,往往会成为他们感知中国当代史时代问题的思想资源。

薄一波就曾经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曾经受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不无关系。这种潜藏在思想深处的历史延续性,毛泽东本人并未讳言。在描绘新中国建国蓝图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就不无感慨地说过:“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这段话虽未明言,却切实流露了其对康有为未能找到大同之路的惋惜。这种惋惜之情说明,康有为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影响,并非如其对斯诺所言,早在1920年前后就被胡适和陈独秀取代。事实上是早年形成的思想认识一直潜藏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并成为他在1949年绘制新中国建国蓝图的重要思想基底。

类似毛泽东这种流淌在内心深处的思想认知,在同期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同样存在。傅高义就指出,邓小平在1926年留学莫斯科之时,就形成了服从命令绝对必要以及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环境而定的认识。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早年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与认知,“终生未曾改变”。这个判断同样不无道理。如1981年中共党内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出现争议之时,邓小平就提出了“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要求。这个要求的思想基础正与邓小平早年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如出一辙。

毛泽东和邓小平青年时期的思想认知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延续,都成为他们在1949年后描绘新中国的建国蓝图以及应对时代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除此之外,在1949年的历史节点上,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同样在延续。典型如毛泽东本人所指,1840年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反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重要诉求,就是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正是基于此,孔飞力认为,“尽管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就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它却在某些方面仍然反映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基本考虑。……当我们谈到‘中国现代国家’时,是否也可以简要地说,它形成于帝制晚期,而在1949年的革命中生存了下来?”因此,无论就历史问题的延续还是决策者的思想认知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面临的时代问题仍然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也是在这个时代问题的牵引之下逐步展开的。深植于历史决策者内心深处的早年思想认知,成为他们应对这个时代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问题上,费正清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路西恩·派伊同样指出,1949年后毛泽东的“目光超越了如何管理一个崭新社会的细节问题”,而是“着眼于如何塑造一种新人”。从毛泽东对新中国建国路径的规划来看,两人的分析确有其道理。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毛泽东就曾强调要“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以“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这个建国路径虽未明言塑造新人的问题,但以组织起来的方式改造人的诉求却是相当清楚的。正是在这个路径的指引之下,1957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强调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的政治目标。时隔五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对反动阶级实行的专政,就是为了“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1964年,周恩来也指出,“人生有限,改造无限,这是辩证的,加入了党以后还要继续改造,我们这些人都要改造”。这说明,以塑造新人的方式建设新国家,是中共应对时代问题的普遍共识和重要的社会政治实践。

塑造新人从政治理念转化为社会政治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史的发展进程,并因而成为近年来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热点。只是既往的研究在论及塑造新人的政治实践时,多将其作为当然的历史现象而未深究其源出何处。笔者本人的早期研究亦是如此。相较于这些聚焦政治现象的讨论,余敏玲有关中共宣传机制和形塑新人之间关系的分析更为全面和深入。不过聚焦宣传的分析,又使其虽然意识到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新民说是中共新人理念形成的背景,还是更强调苏联经验的关键性影响。

毋庸讳言,苏联经验确实对中共塑造新人政治理念的形成有所影响,但若将新人塑造的理念置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长程中审视,又不难发现,中国知识界的新民说论述较苏联经验对中共塑造新人政治理念的形成更具决定性影响。因为早在接触苏联经验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视人的改造为国家与社会改造的重要路径。如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有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政治理念。也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理念,毛泽东在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时,就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作为学会的宗旨。仅从新民学会的命名可见,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关于新民说的思想讨论,对早年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未随历史情境的变迁而消退,反而不断得到强化。如在1937年为陕北公学题词时,毛泽东就强调了“要造就一大批人”的政治目标,直至1966年7月,又进一步提出要推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政治实践。很显然,毛泽东此时论及的“思想革命化”就是其早年“变换全国之思想”认识的延续。这也说明,毛泽东早年形成的思想认知,同样影响其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者如果忽略了这样的思想联结,就很难理解中共对当代中国时代问题的认知与应对。

结 语

从即时记录、经验反思到近年来地方化研究的兴起,70余年来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在持续推进学术化的同时,也揭示出了一段潜藏于表层叙事之下的“历史之中的历史”。在地方发现历史中的历史,既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不断走向学术化的结果,也为其突破地方研究局限奠定了基础。只是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无论是革命经验还是历史进程延续性的发现,都仿若历史认识的“拨乱反正”,是对历史进程本该如此的回归。正是如此,革命经验和历史进程的延续性之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不能被过分夸大。因为相较于延续性本身,延续何以形成?又如何在实践中影响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都是更为值得讨论的问题。进而言之,发现历史中的历史,不应该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探寻深层问题的终点,而应是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在延续的历史进程中探寻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深层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这种延续何以形成。无论从历史的决策者还是普通参与者的视角审视,历史进程延续的关键之点,都在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很难摆脱其既往形成的历史认识的影响。由此,中国当代史研究所要发掘的历史延续性,就不能止于表层历史中的革命经验和历史进程,还要关注潜藏于深层历史中的思想认知和时代问题的延续。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本文认为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断裂与延续性的讨论,不能止于1949年前后革命经验和历史进程的对比,而是要回溯至历史决策者思考时代问题的思想形成过程。概而言之,研究者在探寻中国当代史的深层问题时,目光不能局限于1949年的当代起点,而应上溯至1919年乃至更早。因为无论就决策者的思想认知还是时代问题的延续来看,1949年的历史表层之下还潜藏着“1919年的时刻”。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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