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北大清华的早春与鸣放风暴

发布时间:2026-11-20 14:31 作者: 郭力 浏览:500次

1956年和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度。1956年,年初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重新评估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2月中下旬,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公开批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的震荡,中国共产党在经过认真讨论和思考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的勇气。指出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犯了严重错误。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方针,这一系列方针政策昭示着执政党接受苏联教训,试图开明施政的意向,因此营造了一个政治上的小阳春。

从思想改造运动以后,一直处于政治高压之下的高等院校,敏锐地感受到了早春天气,尽管骤然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明显带有功利性,但真诚而爱国的知识分子们选择相信党,相信政府是信任他们,需要他们为国效力,建言献策。

北大和清华,作为双峰并峙的最高学府,集中了中国最顶级的学术巨擘,拥有最优秀的精英学子,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两校很快呈现出新的气象,两校的师生,特别是初生牛犊的学生们,很快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于学术探讨、教育体系,直至思想自由、体制弊病,均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是对顶层号召的回应,又是基于自身经历的独立思考。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正是乍暖还寒的1956年,北大和清华的政治景象。

早春天气中的校园“惊蛰”

苏共二十大报告对“个人迷信”的批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问题的表态和“双百”方针的提出释放出宽松开明的信号,这种信号在北大和清华激起了波澜。

时任清华动力系助教中杰英回忆:195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用六版半篇幅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报告,其中严厉谴责个人崇拜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人为地使得某一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神明,不符合《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的真理。报告还郑重地提出实行集体领导,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可能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政权(包括议会道路),战争可以避免……等等一系列新的观点。大学生们头一次听到这样新颖的说法,吃惊了,思考着,油然联想到许多国内国外的事情……是的,正如《解冻》的作者爱伦堡所言“思想旅行不要护照”,曾休眠多年的疑点纷纷苏醒①。

北大数学系54级学生于劭、生物系54级学生程光胜回忆:1956年寒假以后的大二下学期政治课的安排是学习联共(布)党史,但在4月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政治课停了联共(布)党史的教学,改学苏共二十大文件,而且是作为正面材料讲授的,尽管二十大文件并没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但是对“个人崇拜”的严厉批判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授课极大的激发了北大一批活跃的年轻学子对体制弊病的探索与反思。

程光胜说:当时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让我们听了很兴奋。

于劭则清楚地记得政治课期末考试的时候他抽到的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在斯大林时期站出来,而是在他死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于劭给出的答案是赫鲁晓夫公开发表的为自己辩护的说法,而主考老师非常满意,马上就给了他一个五分②。

或许是受到突然转向的政治课安排的影响,数54同学对政治课教学长期积蓄的不满被激发出来。1956年6月,数54级八名同学给报社写信对政治课教学提出意见,这封信发表在195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上,题为《希望改进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他们在信中提出:政治课教学内容重复,很多在中学学过的内容在大学还要大同小异地再学一遍。内容琐碎,讲授不深入,结论多,论证少。在教学方法上,很少鼓励同学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有时对不同看法进行讨论时,老师往往又用“立场”“思想方法”的帽子把他不同意的看法否定掉,而不是以理服人。老师有这样的提法:“应该首先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再来体会它的正确性,”我们认为,这种提法限制了学生的思考,使得有些同学有这样的感觉:学政治理论是去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只要背熟就行,可以不求甚解。政治理论课必须好好改进,目前的政治理论课实在使我们学不下去。

写信的八个同学是数54级洪允楣、刘景麟、张景中、于劭、黄乘规、徐元洪、张恭庆、王选。

八人之中的于劭回忆:事实上,这八人在当年绝大多数是学习上的“一时之选”,而这封信的观点,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当年年级中占绝大多数的“中”和“右”的学生的共同观点③。

据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助教黄延复回忆:1956年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明”的文章《评高等学校的“先进集体制度”》,显然是对清华引为骄傲的“先进集体制度有所非议”。

该文认为:高等学校领导方面“把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地了解为平均要求和平均发展”,而奖励先进集体制度是体现这种指导思想的一个“最集中的组织形式”。

该文又说,学生学习中过分强调“集体互助”,对学习差的学生造成“不应有的压力”,和在考试中使用“外力突击帮助”的办法以提高“考试成绩”等现象,都是“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性质的一种必然性的表现”。

1956年7月10日,校刊《新清华》发表对“先进集体”制度不同看法的文章,开始组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些人认为“先进集体”制度磨掉了青年人的棱角, 妨碍了青年个性的发展,促使干部热衷于表面现象,不适当地追求指标,必然导致强求一律、学习竞赛,另一些人认为,“先进集体”能培养同学热爱集体,热爱专业,热爱学习的优良风气,“先进集体”制度是对同学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可以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使先进带动落后。至于在学生思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不能归咎于先进集体制度本身。

1956年7月,建筑系研究生英若聪(英若诚之弟)等要求学术自由,呼吁改善研究生待遇,并对从政治上压制梁(思成)氏学派表示不满。据《清华大学整风反右大事记初编》记载:建筑系研究生英若聪、梁友松等闹工资问题,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声称“非罢考不能刺激官僚主义”。下半年,英若聪又企图发动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的“新建筑运动”,提出三条纲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民族形式、反对谈理论,否定学术批判的意义。并说:“资本主义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可抗拒的规律④。”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北大、清华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1956年2月24日至25日的二十大闭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正式名称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肃反大清洗对党内异见分子和大量无辜者的屠杀,大搞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这份报告并未在当时公开,参加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闭门会议,但是在会议结束后,苏共将报告文本交给了还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因此,中共在二十大结束之后,便已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

在中国,秘密报告只在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中传达。而在国外,1956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了报告的副本,并于同年6月由《纽约时报》首次公开发表了报告的部分内容。

1956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报告的全文,进一步推动了秘密报告在国际上的传播。很多英文报刊都转载了报告的内容。

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从不同渠道了解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有些北大学生父母或亲属中有高层人士,他们从亲人那里获知信息。

气象专业54级学生陆一强在打成右派后的交待材料中说:1956年暑假后,室友同学褚宗祥从家里回校后,告诉他,他从在民主党派任职的父亲那里看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把内容告诉了陆一强,陆一强听了非常震惊。俄语系55级学生朱汉生父亲是国民党起义军官,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入狱。他一直由姑姑抚养,而姑姑是阳翰笙的秘书。朱汉生从姑姑那里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散布给了班里同学。

北大还有不少学生在中学即学习英文,有很好的英文基础。当时北大的第三阅览室有外文报刊开架阅读,一些教师和学生即从英国《工人日报》和美国《民族前卫报》等报刊直接看到了秘密报告内容。

数学系54级学生陈奉孝回忆:有一天,我在第三阅览室看见任大熊老师在看一张英国的《工人日报》,我凑过去一看,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看懂,于是我也借来看。

思想活跃的北大学生看到秘密报告中披露的斯大林暴政,完全颠覆了昔日的印象,自然引发了一连串质疑和思考。

陈奉孝回忆: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⑤。

数学系54级学生刘景麟回忆: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是一个斯大林的崇拜者,中学时就读过莫斯科版的他的传略。听说有这样一个报告,但上面一直是否认的,说它是美帝国主义的伪造。一天,王选同学告诉我第三阅览室开架原版的美国《民族前卫报》上有报告的摘要,我去看了,仅有的中学英文水平,只能看一个大概,但那些数字着实让人吓一大跳,党内一批批的清洗,是想不到的,号称都是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特殊材料的布尔什维克党怎么会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不全是空穴来风,我曾经看过讲基洛夫被害的电影《伟大的公民》,虽然是斯大林时代拍的,也能看出党内斗争的血腥⑥。

历史系55级学生郭罗基是后来著名的右派学生沈元的同学,他回忆说:沈元在阅览室里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很多看法。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强烈的拷问长久地在年轻人的心中震荡。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⑦。

中文系54级学生薛鸿时回忆:当时北大图书馆订有英国《工人日报》,有一期上刊登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摘要(约合中文一万五千字),当时借阅的人不少,我是经上海老乡沈元介绍才知道的。由于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王府井外文书店也有售,不难找到。看到揭发出的斯大林滔天罪行,我感到极大的震撼,受到了深刻的启蒙教育。那时我还没读过乔治·奥维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对前苏联还缺乏起码认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⑧。

中杰英回忆了秘密报告在清华引起的反响:当时清华“图书馆公费订阅的外文报刊,以多种文字转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开摆在阅览室的架子上。而无线电专业的师生,略施小计即可清晰地收听全世界的广播,其中也有友好国家的电台。还有若干有上层关系的学生,据说在家里尽可放心阅读大字本的赫氏报告和披露苏共历史内幕的译著。等到学校当局发现事态严重采取封锁措施时,消息早已扩散,设防晚矣。当年我的一位学生,便曾悄悄拿来秘密报告的手抄本给我看,神色沮丧而惊疑地说:‘中先生,难道这是真的,这不是在做梦吧……’按说理工科学生平时多是不大关心社会人文方面的动向的,但这时一反常态,去报刊室阅览的人忽然多起来了,纷纷搜寻信息,甚至将外文书报的片言只语撕下来偷走,拿去私下译出传阅,难怪有人说,群众情绪是第一信号⑨。”

波匈事件与《再论》在北大、清华的反响

1956年下半年,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披露,引发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巨大动荡,为世界瞩目。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爆发,酿成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事件,我国对苏联的镇压持支持态度。中国的媒体对波匈事件有公开报道,公众可以了解到事件的大致情况。

北京大学在1956年冬的某个深夜,组织学生干部和部分团员观看了匈牙利事件纪录片的内部放映,看过片子的学长们都对纪录片中将处死的共产党人吊在电线杆上的恐怖场面印象深刻。

从当时的内部参考上可以看到,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对事件的反映也不尽相同,在集中了一群先锋思想者的北京大学更是激起了思考的波澜。

1956年11月14日新华社内参报导: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学生金怀诚、何华昕、彭敏修、邓贵介在看了波匈事件报道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我们现在就认为过去波兰很糟,但是在此以前所见到的新闻报道和我们现在的看法矛盾很大,在这儿坦白地说,对新闻我们就多少有些怀疑。”

物理系气象专业53级学生胡伯威当时虽然没有看到秘密报告,但他从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文件上感到苏共中央明显在批判斯大林,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基本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同时表明中共一向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胡伯威对此有难言的感觉。

6月,波兰发生针对政府的工人大罢工,这令人震惊的事件颠覆了以往媒体报道中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形象。胡伯威思潮起伏,他想到在党的“八大”之前向党中央进言。他提笔写了两封信,分别寄给党中央和《人民日报》。写给党中央的信抬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同志”,有几个要点:1.认为个人崇拜在中国是存在的,主要表现是由来已久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宣传。2.对毛泽东的歌颂崇拜也许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但它的基础是中国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民意识和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的习惯势力。这和马克思主义原本是格格不入的。3.从苏联的教训看,放纵个人崇拜宣传终将导致严重后果,不能小看这个问题。4.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出这个问题,制止、杜绝个人崇拜宣传⑩。

胡伯威给《人民日报》的信则被新华社56年11月10日《内部参考》刊登,这封信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说: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消息的唯一来源是报纸,首先是《人民日报》,报纸对千千万万读者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给读者。波兰和匈牙利最近的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极力避免报道事情消极的一面,而赶快去报道人民如何拥护、支持政府。人们不得不透过自己的报纸的字句,去猜想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因为他们发觉,如果老老实实按照报纸的提法去了解事情的话,习惯的逻辑已经不能用了。我希望我们的报纸真正变得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大胆、爽直、生动、活泼、可亲,得到群众由心底对它的信任和爱护⑪。

几乎与胡伯威同时,清华建筑系51级学生蒋惟泓写了给党的“八大”的一封信,蒋惟泓说:在斯大林的晚年,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退化,制定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论,终于走上了极端的个人崇拜的道路。斯大林同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延用了半军事时期的制度和管理方法,就必然会大大限制了人民创造性的自由,从而助长了个人崇拜的风气。斯大林式的管理方法不仅在苏联,而且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我党也并不例外。我想就我能力所及,提出在我国公有制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建立起某些新的制度、管理方法和论点,以适应我国和平建设时期的新情况,希望提请我党同志讨论。

蒋惟泓提出的观点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公有制应该赋予人民广泛而深刻的民主和创造性的自由,以促进社会飞跃的发展。譬如工业生产,各个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产品种类、规格,产品数量……都是按计划规定的,计划里没有的,则该企业不必去想。这样,显然就会抑制其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

在文艺方面,现在的文学艺术好的实在太少,……作家、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主要责任是寻找个性、创造个性,并提高人们的个性。所以他们本身应有很大的个性自由。但是他们现在常常受到作家协会等机构的社会工作、创造方法的限制,以及一味强调他们配合中心工作,使他们的主动性不能很好发挥。同时,由于各项工作中表现的机械的半军事的作风,在文艺作品中充满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他们往往是政治教科书的翻版。

蒋惟泓在信中提出了几条具体建议:

一、制定灵活的计划并给予各企业或单位之间以竞争的余地。

二、精减与分散机构,保证各个小单位有很大的独立性,能制定计划,开展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及质量。

三、在一定程度上,各个机构应有选择干部,个人应有选择工作的自由。

四、我认为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应该给予人民兴办企业、学校机构及发行杂志报刊的权利。

我建议多鼓励民办杂志和报刊,这对发挥人民创造性自由,对学术的进步,对巩固公有制是有利的。

公产民办的方式不仅在中小型的事业中可以适用,在某些大的行业中也可根据情况允许其建立。

五、把保密制度的范围缩小到最有利的程度,并取消军事机构的特殊地位。

六、关于党的建设。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大建设时期了,但是,我党的建设理论许多都是沿用军事斗争时期的,或者运动时期的。

在和平建设时期,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和军事时期区别开来,应该更多地鼓励党员发挥创造性的自由,每个党员不仅是领导意图的执行者,而且应该是创造性完成任务的人。

我建议,根据和平建设时期的特点来修改党章中某些不适当的地方,并增添新的章节⑫。

胡伯威、蒋惟泓们是当时北大、清华精英学生的代表,他们聪颖敏锐,有充沛的政治热情和思考能力,关心国事,敢于表达。苏共二十大揭露的斯大林问题令他们警醒、深思,他们锐利地洞察到中国已出现类似的体制问题,他们以赤子之心大胆进言,期待他们信任的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改革,推进社会走向公开、公正、民主、自由。胡伯威的信锋芒所向意识形态,直击体制的核心弊端,犀利尖锐,一针见血;蒋惟泓则开诚布公,察情务实,注重建设性,他们的信既有那个时代精英青年的社会关注、家国情怀,又有北大、清华两校学生的不同面向和特质。

然而这些热情单纯的学生高估了官方的开明和对言论的容忍度,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的影响在中国带来的小阳春在波兰匈牙利事件后开始逆转。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警惕,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中共认为,波匈事件的发生外因是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颠覆,内因是匈牙利等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镇压。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阶级斗争被重新强调,斯大林的功过被重新评估,反对个人崇拜不再被提及。所有这些精神,被阐述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一文中。此文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

胡伯威回忆,他所写的两封信的后续是: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做了一个关于学生政治思想动态的报告。他主要是讲国际共运出现波折以来我国学生中的思想动态,批判了很多错误思想。讲到后来,他突然提高声调说:据我们得知,我们北大有一位同学在“八大”开会之前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竟要求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和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我忘了当时他接下来用了些什么话来评论这个“有一位同学”,反正他是把这件事作为学生思想走偏的极端例子提出来的⑬。

时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阮铭回忆:“1956年12月中旬的一天,蒋南翔的秘书邵斌通知我,要我下午去校长办公室见蒋。见面时,蒋南翔说,毛泽东对波匈事件在大学生中的反应很重视,还提到航空学院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大字报。毛泽东要中央委员到大学作报告,让总书记邓小平带头。邓小平办公室已来通知,邓小平决定来清华。蒋要我准备一下,同他一起去邓小平那里汇报学生思想情况。……(去后)我看他(邓小平)是不耐烦听人讲长篇大论的,便只用七八分钟简单汇报了学生对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主要是对苏联出兵匈牙利有不同看法。比较尖锐的看法,是有个学生讲共产党屠杀人民,人民也会反抗杀共产党的。蒋南翔也简单提了一下教师中的疑问,对于波兰与匈牙利为什么一个和解,一个要用兵镇压? 邓小平不再发问,自己讲了起来。他说,问题出在苏共20大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引起混乱。事后又判断错误,对波兰剑拔弩张,对匈牙利优柔寡断。哥穆尔卡和苏联是兄弟党内部分歧,我们主张和解;纳吉不同,布达佩斯反革命把共产党员倒挂起来,不能退让。现在中央正在写一篇大文章,回答国内外一大堆问题,文章点名批评了铁托在普拉的讲话,他要各国党清算斯大林分子。我们认为对斯大林,第一保护,第二批评,这把刀子不能丢。现在欧洲动荡,我们比较稳定。学校里有一点波动,主席叫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到大学演讲,要我带头,我就到你们清华去,下个礼拜文章一出来就去⑭。”

邓小平所说的“大文章”,就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观点与“一论”不同,代表了波匈事件后中国官方对斯大林问题态度的逆转。

《再论》发表后,邓小平来到清华做报告,对于邓小平的报告,清华人的反映不一。时任清华党委宣传部长郭道晖回忆: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中共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还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⑮。

而清华土木系学生王铁藩回忆:邓小平一口气讲了五个多小时,听者人困马乏,但也有记忆深刻的:他谈及多处工人罢工,农民闹社,学生罢课;在就为什么只摘要发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提问时,总书记以诙谐且霸气的语气说:“摘要摘要,摘我所要嘛!⑯”

1957年初,北大和清华都停课学习讨论《再论》,目的在于统一思想。

北京大学组织了全校性的学习讨论,讨论的要点是关于“民主”问题:其一“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其二是“社会主义还要不要有大民主”⑰。,所谓“统一思想”,是让大家接受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大民主。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还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主流意识。然而在一些思想活跃者集中的系级,如数学力学系54级,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数54级学生刘景麟回忆:他所在的五班,双方争论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高教部的领导曾去旁听他们的讨论。刘景麟说:上级让他们写一份承诺,在任何时候都不参与大民主,遭到他们的拒绝。数54级学生干部陈良焜回忆:过去在学生的政治学习中,基本上都是主流意见成为共识,而这场辩论却首次以各唱各的调而收场。陈良焜认为:这场争论为后来的鸣放和反右埋下了伏笔。

清华大学土木系学生王铁藩回忆:清华在2月18日至24日停课一周,学习《再论》和早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周都学了些什么日渐模糊,唯一清晰的是关于立场问题的学习。我的怪论——立场即偏心眼儿,被记录在案,待到反右狂飙来袭,批判了我一个整天,并借以坐实了我的右派罪行。

王铁藩还提到1957年1月校刊《新清华》对钱伟长文章的讨论,认为这是反右运动中对钱伟长整肃的前戏。王铁藩说:邓总书记讲话后的第十一天,1月23日,发生了一件与讲话毫无关联的大事——《新清华》第二版全文转载了发表于1月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对钱伟长先生的采访,并在“编者按”中提出“有必要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因钱先生谈及“培养工程师是不现实的”,故这场讨论被戏称为“摇篮保卫战”。鉴于官史于此以一言带过,故对其中蹊跷处稍议一二。

一,《新清华》编者按云:“这篇谈话……是钱伟长同志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发表之前也未经他本人审阅,所以还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 钱先生当时是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28种职衔的公众人物,记者为抢头条新闻,未经本人审阅就予以发表不违常情。但钱先生常在清华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的是切磋时间,何苦如此匆忙呢!

二,《新清华》转载钱文时,还刊出机械制造系教研组主任座谈的意见。这篇“主任座谈的意见”的篇幅一倍于对钱先生的访谈,文中几乎将随后许多年里司空见惯的大批判手法——上纲上线,深文周纳,肆意篡改,轻蔑无视……尽皆付诸实践。这场讨论的结果毫无悬念,蒋校长完胜;但其本身却是一大悬念——蒋校长为什么不合时宜地展开这场摇篮保卫战呢?所谓“时宜”者,可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执政党正要缓和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毛泽东正在酝酿他的“正确处理”呢);另一方面,执政党抑或正在谋划引蛇出洞(?)。无论哪一方面,此时此刻的“激蛇出洞”岂不自乱阵脚?对此悬念合理的解释是,蒋校长迫不及待地对钱先生下手了!它预示着57风暴之于清华将极其惨烈⑱!

北大“5·19运动”及与清华的交集

1957年5月,北京大学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开始了整风运动。

5月19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二班的一群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为“质疑校团代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由此拉开了北大鸣放,史称“5·19运动”的序幕。

第一张大字报从内容到形式并不吸引眼球,然而在以思想活跃著称的北京大学,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意气风发,密切关注时代脉动的年轻学子们迅速关注并跟进。

据当时的好事者统计,从第一张大字报到5月20日下午5点20分,全校已有大字报162张。一些极具震撼力的大字报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哲学系56级学生党员龙英华:要求开辟民主墙。

数学系54级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要求取消党委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文系54级沈泽宜、张元勋:诗体大字报《是时候了》,沈泽宜: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在纸上。张元勋: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物理系53级谭天荣:《一株毒草》,提出“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

物理系54级刘奇弟: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分子,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物理系53级严仲强:《自由主义者宣言》:难道苏联在过去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须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展开自由争论,全面的揭露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环境中苏醒过来。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物理系53级王存心:《利己主义原理》:社会上人们用来评判人的行为善与恶的道德标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己愿望的体现。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必须能满足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己愿望,才能稳定。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生产力之类在推动社会前进,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在利己愿望并不断要求这种利己愿望得到满足的社会上的人。

物理系54级沈迪克(笔名谈谈):《谈谈无阶级社会中的人的等级》,提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由出身、政治条件形成的等级、特权问题。

物理系55级王书瑶:《高度极权是危险的》,提出:6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

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王国乡:《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蒋文钦(笔名江文)《论人事档案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沿用旧时期的人事档案制度,正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之一;改变过时了的制度,正是整风运动的目的。

中文系55级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

哲学系56级学生叶于泩《我的忧虑与呼吁》,提到“鸣放方针提出之初,有百分之九十高干不同意”,“贯彻鸣放障碍重重”“有人要毛主席下台”。

化学系54级学生张锡锟《卫道者逻辑大纲》:卫道者的面貌: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化学系53级学生李燕生:诗体大字报: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

这些观点尖锐、言辞犀利的大字报打破了燕园的平静。对大字报中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不仅以大字报的形式,还有不少人发表演讲,展开辩论,57年5月下旬的北大,俨然成了中国的海德公园,学生们搬出大饭厅里的桌子,演讲者跳上桌子即开讲,质疑者或赞同者间或会打断发言者插话,之后持不同观点的人接二连三跳上台子发表,那些天,北大校园从早到晚热闹非凡,有人说,最热烈的时候,一个晚上,被演讲者踩坏了十几张桌子。

北大是第一个开始大鸣大放的高校,在5·19及之后的几天,其他高校还在沉寂平静的气氛中,但北大如火山喷发的沸腾景况很快传到了其他高校,一时间引来了很多人围观,近在咫尺的清华自然是捷足先登。

时任清华政治理论教研室助教黄延复回忆:年纪大些的清华人当还记得1957年5月20日清华师生纷纷奔赴北大校园观看大字报的情景。5月19日,北大校园出现了可能是整风运动中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次日(20日)清晨,北大大饭厅附近的墙壁上,即“被五颜六色的纸张布满”,许多大字报对学校及党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或建议。……当天下午,出现了一张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所写的《一株毒草》,谭天荣的大字报,立刻在北大校园里引起连锁反应,截至20日下午五时止,北大校园里一共贴出大字报162张,清华师生纷纷前往看的,就是这些大字报⑲。

有的清华学生到北大看大字报之后,将北大的鸣放情况宣传到清华。在1958年1月30日《新清华》刊载的批判水91右派学生的文章中说:右派分子张学荣从北大归来,声言找到了好内容,他们……贴出了“北大巡礼”的大字报,说什么“林希翎在北大冒死谈胡风……”扬言“要求请林女士来校讲学”。

清华来北大看大字报有些是有组织的。清华电机系91班高越农回忆:5月下旬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让我们党小组集合一起到北大看大字报,要我们及早防范,以免这种琳琅满目的大字报风潮在清华蔓延。党支部交代,不要被大字报里的假象迷惑,要警惕有反动分子在里面趁机发难,必须密切注意所在班级落后分子的动向⑳。

由于两校的历史传统及时任掌门人江隆基、蒋南翔治校理念的不同,两校的政治氛围是不一样的,北大比清华要自由激进得多,清华在蒋南翔领导下,1953年就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在清华学生中有效地强化了政治导向。然而,1957年整风鸣放的大背景不同,鸣放是党中央号召的,5月中旬以后,更是要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因此清华校方也不能制止鸣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大点起的火也烧到了清华。5月24日,清华电机系学生孙宝琮发起的同人社团“庶民社”以刊名“庶民报”贴出清华鸣放第一张大字报《神·鬼·人》,庶民社取名源自李大钊的文章《庶民的胜利》。而大字报的题目《神·鬼·人》则借名自巴金的一篇小说。文中的“神”和“鬼”,被认为分别影射中共和国民党及有关方面,“人”指普通百姓。据黄延复回忆: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中午,学校有关领导就通过校办有线广播发表讲话,鼓励大家用大字报方式对党委提出批评,帮助整风。与此同时,团委书记和学生会负责人也在墙报旁边张贴声明,表示支持开辟民主墙,让广大群众参与鸣放。校方的态度让很多师生打消了顾虑,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清华园。

在庶民社登场两三天后,清华电机系学生赵树范在大操场一角的宿舍门前安放课桌和扩音设备,设立了“自由论坛”,此后一连数日,“自由论坛”成为演讲者发表激进言论,听众广泛聚集的场所㉑。

在清华的鸣放风云初起的时候,北大的“5·19运动”已是如火如荼。5月24日,北大西语系54级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据当年参加座谈会的法语专业54级学生夏曙蕾回忆:座谈会规模不大,在哲学楼一个教室举行。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到场,但只听没有表态。这次小型会议引发了西语系之后几天的一系列事件。

在这次会上,西语系英语专业54级学生周铎发言,讲述了自己在公安系统工作时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经历。据新华社5月27日内参报道,还有一个调干女学生谈出了她原在家乡时遭受所在县的一个干部强迫要与她结婚,幷采取了各种扣大帽子的威逼手段。一个名叫时荣章的学生(共产党员)也在系会里暴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发展党员的计划以及伏老㉒来校参覌时的部署。

周铎的遭遇以及时荣章和其他同学的发言,令在场的听众情绪激动,当场就有人高呼:“我们要控诉!”在场的冯至先生说: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主持会的西语系讲师黄继忠和西语系学生会遂决定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定名为“三害控诉会”,于5月25日在办公楼礼堂召开。据采访过黄继忠的丁抒记载:“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㉓。”

5月25日,西语系学生会在学校办公楼召开“三害控诉会”,西语系56级学生顾文选参会并成为重点发言者,他讲述了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据顾文选自述,他1949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肃反中被以“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的罪名批斗和殴打,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被指控为打人,关进监狱,被非法关押四个月。终因无法定罪被释放。他因此而丢了工作,幸而他文化素质较高,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宽松环境中考取了北大西语系。顾文选的讲述绘声绘色,很有感染力。头一天在西语系54级会上发言的周铎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也曾在公安机关工作,并且也与顾文选一样在肃反中受害,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备受虐待。周铎在讲述自己遭遇时十分动情,声泪俱下。

那场控诉会听众很多,年轻的学子们很多没有经历过肃反,北大的肃反也规模较小,手段远没有公安局的严酷,因此,对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听众反应非常强烈。很多人震惊于艳阳天下的新社会,竟会有如此无法无天的事情!不少人因同情和悲愤而落泪。中文系54级学生沈泽宜说:“两位同学控诉完毕会还没散,我转过身去,发现离我几排座位的中间部分坐着林昭,她的眼睛已经是红红的了㉔。”

沈泽宜回忆:两位同学控诉完毕,西语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手中拿着两位同学的控诉稿,“泪涔涔下,抬头对我们说:’同学们,我向你们保证,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定把这两份控诉书亲手交到毛主席手中!’他的话音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淹没㉕。”

西语系办公楼控诉会之后,黄继忠和西语系的学生朱承立等人认为北大整风揭露“三害”效果很好,但其他学校还没有动起来,应该宣传到校外去,他们决定在5月26日去清华宣传。清华之行向北大校党委做了请示,江隆基是不赞成的,但又不能强行阻止,只能采取另外的措施。26日清华之行由黄继忠带队,有西语、中文等系的学生共29人,据参加去清华活动的中文系54级校友张元勋和笔者采访到的几位校友回忆:去清华的活动并不成功,北大的领导应与清华已打了招呼,演讲并没有多少人听,还遭到不少质疑,另有显然是北大校方安排的数名北大学生干部跟随而至,起了搅局的作用,现场很混乱。

清华的学生对北大29人来宣传的活动也有回忆,电九学生干部高越农说:北大来了一个鸣放宣讲团,被早有提防的清华左派堵在体育馆南,最后狼狈地被轰了回去㉖。时任清华土木系学生会主席王铁藩说:(26日)北京高校运动会在我校举行,上午快结束时,有来自北大的20多人,白色北大校徽别在右襟之上,声言来清华宣传,并带有宣传品。他们当即被谭浩强(时任清华学生会主席)率领的同学们包围,并向其询问。他们始则语言含混,同学们多困惑,加上校党委早有布置,一时竟形成质问。他们中一人,西语系讲师登台演说,被同学质问得面红,颇为狼狈。……此时讲台移至明斋东头,有北大同学连续上台发言,多对北大来宣传的人进行批驳㉗。

高越农和王铁藩的回忆印证了北大29人去清华宣传的活动,是两校领导事先通气,清华组织学生进行围堵非难,并有北大派来的学生跟随搅局。

1958年1月25日“新清华”刊登了“群集”撰写的《群魔碰壁记——记北大29人事件》,记述虽颇多歪曲和丑化,但却说明了29人事件在清华的影响。

其实,清华学生对北大29人团的排拒一是奉校方之命,二是不愿意买隔壁的账,在清华校内,鸣放仍在推进。

北大“5·19运动”的深入与清华鸣放的推进

5月底和6月初,北大“5·19运动”进入了深入阶段。各种观点针锋相对,争鸣如火如荼,甚至出现了“控诉会”“去清华宣传”这样令校方认为很出格的活动。但激进的学生们并不认为应该收敛退缩,而是认为各路人马各自为战,力量太分散,成立社团的意向呼之欲出。

数学系学生陈奉孝曾回忆: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觉得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一些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于是,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据王国乡、王书瑶等参加者的回忆,这一天是1957年5月29日。

陈奉孝回忆说,会议是大约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㉘。

“百花学社”成立后的重要工作是创办刊物《广场》和对外宣传北大鸣放,传递北大大字报合集——民主接力棒。《广场》的创办由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王国乡倡议并组织稿件,王国乡因6月份要去吉林实习,在6月初将《广场》的后续工作交给了中文系文学专业学生张元勋。

“百花学社”的另一项工作对外宣传也在积极进行中。陈奉孝回忆:谭天荣、谭金水(东语系日语专业53级学生)、李燕生(化学系53级学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与这些大学的活跃人物进行联系㉙。“百花学社”与清华哪些活跃人物联系尚未看到具体记载,但两校的激进派肯定是有所交集的。

因北大的“民主接力棒”传播到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师院、天津大学等高校,引起强烈反响,这几所大学的鸣放由此拉开序幕,与北大相似的左、右交锋非常激烈,南开等校校方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控制局面,有记载说南开广播站说北大已处于“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的无政府状态”,令学生感觉受到压制而气愤苦闷,于是,有人写信给谭天荣——因为他的大字报影响最大,请求北大学生去天津介绍北大情况,支援南开等校鸣放。于是,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杨路、沈泽宜等六人于6月2日至5日赴天津宣传北大鸣放,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师院、天津大学进行了数场演讲交流。其中谭天荣的演讲《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最为轰动,在南开等院校成为最热门的争论话题。

从6月初到6月中旬,同人刊物《广场》的编辑出版成为“百花学社”成员重中之重的工作。《广场》的编印经历了募捐经费,送印刷厂印刷时被工人拒印,扣押纸张和原稿,被迫由铅印改为油印,在反右已经开始的巨大压力下,日夜加班,刻印稿件,油印装订500份,在5月22日校园售卖时,被校方安排的积极分子虚假购买若干册,并旋即被公开焚烧等一波三折与惨痛结局。

清华的鸣放,据清华动力系助教中杰英回忆: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学生社团“庶民社”在鸣放期间共出墙报四期,外加一期漫画专版和三期油印刊物,所有内容均涉及敏感话题。其中有关肃反五篇,记述和谴责肃反违法违宪,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有关于民主的四篇,讽刺现行民主是招牌和帽子,有利时拿出来,不用时丢弃。还有评论党政对整风态度的八篇,总其要义是批评领导落后于形势,动员积极分子揭露“三害”不力。除此之外,庶民报还转载了若干其他人的言论,其中政治理论教研室十位教师的联名大字报影响最大㉚。

庶民社与北大的“百花学社”地位相似,是清华鸣放中最主要的学生社团,但其组成却与“百花学社”不同,发起人孙宝琮入学前曾在军队文工团工作,有文艺基础,进入清华后参加了清华剧艺社,任政治干事,并负责舞美和后台管理,由此跨系结识了一些思想倾向相近的校友,如:电机、土木、机械、建筑等系的学生张悦钟、王晶清、李正春、李大京(女)、郑海泉、宗国梁、关洪野等,这些校友即是庶民社的基本骨干,鸣放期间与孙宝琮一起成为清华的点火者。

庶民社的成员有限,活动也仅限于清华校内,他们曾计划建立分支组织,如文学社、“猫头鹰诗社”、“战斗摄影社”等,还曾打算将从清华剧艺社分裂出来的“大学生剧团”扩展到其他学校,酝酿排演剧本《卡门》《李闯王》《民主青年进行曲》,以及由孙宝琮自编的《秦皇墓》,中杰英认为,《秦皇墓》的寓意比较明显。但这些都只是“设想”而已,未及实施反右运动即已开始㉛。

在5月26日北大贴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翻译节选之后,清华也发生了同样事件。在“庶民报”的近旁,有人贴出了秘密报告部分译文抄件,引来观者如堵,后很快即被人撕毁,招致公众指责。当时很多人以为是庶民社所为,但据土木系学生会主席王铁藩回忆:秘密报告的大字报是他组织的社团“和风社”贴出的㉜。

如前所述,清华电机系学生赵树范在大操场一角的宿舍门前安放课桌和扩音设备,设立了“自由论坛”,清华的自由论坛虽不及北大热闹,但也触及了不少敏感话题。最主要的话题是对肃反遭遇的控诉。

中杰英回忆:电机系学生金慕仪,因涉嫌加入过三青团,在肃反时被斗争。最终并未定性,但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折磨。他在自由论坛上诉说自己的遭遇时,当时的校团委干部,同属电机系已毕业留校的党员刘倬云,因曾主持参与整治金慕仪而良心受到谴责,当即在现场忏悔流泪,称自己是误伤好同学的罪人,并当众与金慕仪拥抱要求原谅。由于刘倬云是曾经的整人者,又是团委主要成员,因此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很多被无辜斗争的肃反对象,纷纷上台鸣冤叫屈,要求道歉赔偿。影响较大的有印尼华侨学生冯国将。冯国将是双重国籍的印尼华侨,因慕清华之名和期冀报效祖国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在肃反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特务无辜受到迫害,冯国将能言善辩,又有华侨学生的特殊身份,因此敢于直言不讳,他在自由论坛上讲述自己和他人的种种遭遇,痛斥肃反“破坏宪法,蹂躏人权,成绩是负数”。冯国将口若悬河,演讲极具感染力,引起很多人共情,现场群情激愤㉝。

由自由论坛引起的,还有黑名单事件,一位吴姓党员在“自由论坛”透露,他所在的团支部受辅导员指示,曾将全班同学按照左、中、右排队,而这种排队直接影响到助学金、入团入党、毕业分配等个人切身利益,此事传出后,引起全校哗然,有学生直接找到班干部要求交出名单,同时还引发了“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话题。

5月下旬,在面对教师食堂的醒目位置,贴出了一张很轰动的大字报,题目是《某某某的儿媳妇》,这是一张批评高干子女享受特权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为:“儿媳妇”被指定为团总支书记,未经协商选举,不够资格。此人官太太架子大,脱离群众,车接车送,自带美食,经常不去食堂吃饭。不遵守卫生公约,不扫地不打水,其作风令室友大为反感。大字报的六名作者都是团干部和儿媳妇室友,也是革命后代。此大字报因牵涉高层,迅即被撕掉㉞。

清华电九学生高越农曾撰文回忆《某某某的儿媳妇》大字报的主笔刘光,高越农眼里的刘光有主见,真诚爱党,非常理想主义,她对特殊化和党在政治运动中的错误很愤懑,对冯国将这样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同学非常同情。冯国将在自由论坛上的发言,曾遭到时任清华团委书记的阮铭反驳,刘光认为阮铭的反驳不是说理,而是打棍子,表现出官僚傲慢态度,于是她召集班里的党员开会,推举出另一位党员文郑麟作为代表在“自由论坛”发言,表示他们对于肃反的态度,后来这个演讲被定性为第一个代表党组织的叛党宣言㉟。

阮铭也是清华鸣放中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土木系党员周庆贤曾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不完的故事》,指责阮 铭为追求女友潘某某,让潘某某享受特权:当时流感爆发,大量学生病倒,全校停课一周,得病的学生都集中到“室内体育馆”隔离,而阮铭让发烧的女友到党委组织部长家休息,治病。周庆贤还批评阮 铭与女友在公众场合打情骂俏,不顾影响。周庆贤的大字报引起很大反响,在清华园内掀起了一场“要求罢免阮铭”的热潮。为此,阮铭曾到“自由论坛”做检讨发言㊱。

与北大“5·19运动”几乎都是激进学生挥斥方遒不同,清华的鸣放不仅有阮 铭、刘倬云等校级党团干部的参与,一些学生会干部也有亮眼表现。

土木系学生会主席王铁藩与其他学生会干部有感于工作中没有自主权,事无巨细都要任上级摆布,写出了集体签名的大字报《傀儡的呼声》《保密与愚民》等,其中“我们是团委的傀儡,是钦定而非民主选举的当家人”,引发热议。

建筑系学生会主席许京强等贴出辞职声明,称“系学生会徒具虚名,而成为团总支的生活福利机构”,“团总支对学生会的领导是包办代替”,并自认“来路不明,问心有愧”㊲。

清华鸣放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字报论战:罗兰与S.C辩论战。1957年5月29日和30日,电机系研究生韦德高以笔名“罗兰”贴出大字报《维护人权》和《公审胡风》,对肃反运动中的违法做法进行全面质疑和诘问,提出“重新估计肃反运动,拿出数字来,拿出事实来”,“把尊重人权、尊重法令作为重要项目,列入党和政府的整风内容”,“从速建立尚不完备的法制”。罗兰提出“仅仅按已公布的材料来证明胡风是个反革命集团,是很不充分的”,“我要求:及早公布起诉的全部依据,公开审判胡风”。

动力系助教中杰英看到罗兰的大字报,以笔名“S.C”写了大字报《为历史辩护》,反驳罗兰。他说:“胡风的组织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坛一方。……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方法拔除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政治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蓝色的手段达到红色的目的,它排斥人权神圣和人道主义等等空话。”

S.C的文章遭到罗兰的愤怒驳斥,他称S.C为“杀气腾腾的卫道者”和“假冒人道的伪君子”,S.C为此写出《再为历史辩护——回答罗兰的反驳》,他指出:列宁和高尔基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胡风是政敌的某种类型和过去式;历史在前进,但留下了黑脚印;宁可流一百颗眼泪,不可失去六万万人的心。罗兰和S.C的笔墨战在清华引起了轩然大波,双方的支持和反对者皆众。

结果,让罗兰和S.C万没想到的是,两人竟被指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联手反动殊途同归”。中杰英说:自己与韦德高素不相识,从未谋面,什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进攻”不知从何谈起㊳?

北大的“5·19运动”是学生们的擂台,没有一位教授参与,而清华的鸣放,却有钱伟长先生这样的著名教授活跃的身影。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5月16日《北京日报》刊载对钱伟长教授的采访,钱伟长表达了“高等学校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应该“充实基本训练”等看法。

1957年5月27日,钱伟长教授在中共北京市委座谈会上发言,提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所有工作中依靠内行不够。党委制是形式,教权要下放。

钱伟长教授不仅发表言论,还参与了一些活动,他作为策动民盟《科学规划》出台的主要人物,参加了章伯钧、史良组织的“六教授会议”(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这次会议针对一些高校鸣放中的乱象,误以为党委已经失去控制学生的能力,提出由“民盟”出面去做学生工作,稳定局势。这次“犯忌”的会议被认为是民盟要与共产党争权,成为引爆反右运动的雷管。

钱伟长非常反对院系调整中的“理工分家”,他提出重新进行“理工合校”,并鼓动学生签名集体请愿。

钱伟长教授还曾登上“自由论坛”,据王铁藩回忆:钱先生现身论坛,着栗色西装,鼓励大家学习上注重打好基础等,谈及过去的清华时,钱先生说:老清华并不完全是照抄英美的一套,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的。当有人问及扣帽子事,钱先生说,自己摘掉就是!随即举手做摘帽状,潇洒自如㊴。

钱伟长最令清华领导光火的是,直接质疑批评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说:从各方面反映的几位党委的发言,说明对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信任的。如蒋校长所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认为这样的领导思想的本身就有宗派主义情绪。

钱伟长还说:在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这被认为直接挑战了党的领导。

钱伟长在培养学生的目标上也直接和蒋南翔唱反调,蒋南翔认为,清华大学的要为国家培养“红色工程师”,钱伟长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

最终,钱伟长成了清华最大的右派,蒋南翔在清华反右运动的总结中说:钱伟长是全校右派的旗帜。……这次在运动中混水摸鱼,显露了原形。

清华大学另一个赫赫有名的教授右派是被毛泽东直接点名的黄万里教授。

黄万里教授在鸣放中,于《新清华》第182期(5月17日)、第193期(6月7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这篇小说借三个知识分子的议论,对北京的市政建设提出批评,并激烈批评“文人多无骨”,指责有些学者在三门峡治理方案讨论中,放弃科学态度,一味讨好政府。同时也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教育模式,不注重基础教学的偏误。黄万里的小说最要害的表达是对当时“体会领导意图”“虚伪的靠拢”“专门歌德”“样样歌德”风气的抨击。

蒋南翔将刊登有《花丛小语》的《新清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颇为不悦。《花丛小语》也成为黄万里被划为右派的铁证。

清华还有一个教授右派颇为另类,在反右运动已经风起云涌的7月8日,清华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投书校刊《新清华》,提出《劳动党发起宣言》和《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要求发表,结果成为自投罗网的大右派。

清华还有一个著名的党内右派袁永熙,袁永熙的身份特殊,他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与妻子陈琏同为地下党员。1947年9月,陈琏夫妇受其他案件牵连,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面前,机智应对,没有暴露身份,保护了组织机密。在后来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时,写了“悔过书”。这成为后来袁永熙政治生涯中洗不清的污点。

袁永熙的右派罪名摆上台面的只有“在党委发动鸣放时不摆观点,暗中点火,散布说清华党委会违反中央方针和市委指示,没有放的决心,以动摇群众对党委领导的信任”,“在参加整风论坛时,给右派言论鼓掌,将右派攻击的矛头对准党委”,在右派处理时,按照惯例老账新账一起算,首当其冲提到他在做地下工作时,“被捕后自首”,成为堕落成右派的“根源”。

北大“5·19运动”历时二十天,清华鸣放仅持续了两周,这短暂的风暴过后,两校所面临的是风霜刀剑的秋后算账与赶尽杀绝。

 

注释:

①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50页

②见于劭《五十多年前事》未刊稿

③于劭《我们——北大数力一九五四级》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326~328页

④黄延复《风乍起——“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见新浪网黄延复博客《五七风暴》

⑤陈奉孝《梦断未名湖》2005第309页

⑥刘景麟《往事——阶级斗争是那五年的主课》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167页

⑦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170~172页

⑧薛鸿时《梦断未名湖》见王大鹏等主编《梦萦未名湖——北京大学校友忆往录》黄海数字出版社2014第231页

⑨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50页

⑩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61页

⑪同上书,第262~266页

⑫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惟泓给党的‘八大’的一封信”,见1956年12月10日第2074期新华社《内部参考》

⑬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61页

⑭阮铭《寻找自由——自由的追求与毁灭(1937~1966)》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第163~165页

⑮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本人亲历论析整风反右运动》载《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08.2

⑯王铁藩《我亲历的清华反右》未刊稿。

⑰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6第44页

⑱王铁藩《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修订稿)未刊稿

⑲黄延复《从北大“5.19“到清华”5.24“》见新浪网黄延复博客《五七风暴》

⑳高越农《忆刘光》见《清华大学电机与电器五九届毕业50周年纪念文集》自印本第91页

㉑黄延复《从北大“5.19“到清华”5.24“》见新浪网黄延复博客《五七风暴》

㉒伏老: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他于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访问中国,并在5月5日来北大参观。时荣章所谈内容是指伏罗希洛夫来北大时,学校部署各系安排学生干部监督所谓“有问题”的学生,以防生事。

㉓见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纪实》

㉔见沈泽宜《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们是“怎样炼成的”》天行健出版社2010第123页

㉕同上书,第123页

㉖高越农《忆刘光》见《清华大学电机与电器五九届毕业50周年纪念文集》自印本第91页

㉗王铁藩《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修订稿)未刊稿

㉘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第499页

㉙同上文,第500~501页

㉚参见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61~62页

㉛同上文,第62页。

㉜王铁藩《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修订稿)未刊稿

㉝参见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63~64页

㉞同上文,第65~66页

㉟参见高越农《忆刘光》见《清华大学电机与电器五九届毕业50周年纪念文集》自印本第91~92页

㊱参见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67页。王铁藩《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修订稿),未刊稿

㊲王铁藩《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修订稿)未刊稿

㊳参见中杰英《我和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73页

㊴王铁藩《我所亲历的清华反右》(修订稿)未刊稿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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