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文革惨死记

    去年秋天王友琴来邮件，说她要编《文革受难者》第二集，问我能不能写写严凤英之死，收进这个集子，我回复道：

关于严凤英之死，我偶然跟刘晓波谈起，他也要我写出来，前几天还来催过。我至今不敢动笔，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题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标题：《我们的七仙女》，可是——“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堪比中国古代凌迟剖腹，碎棺戳尸的阴惨之刑，昭然施行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伦理底线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有被重新歌颂的？平反是如何绕过了这个惨烈的细节？而忘掉这个细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下笔，是我面对不了这几个问题，我一动笔就心里发慌。我不能陈述完事实就了事，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着一字。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穿越了古与今、南与北、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当今、官场与市井的一曲黄梅调，无论后来被多少人反复咏叹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绝响，而严凤英这个“坠入凡间的精灵”，曾给中国民间带来的艺术享受，几乎空前绝后，是目下演艺界的“天王巨星”们无法企及的。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期可以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象的恐怖之境。一个艺人（江青）升天，气焰万丈，则普天下的艺人均成另类，或入狱为囚，或揪斗致死，或忍辱自尽，活得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身受戕害之剧烈，无人甚于严凤英。无疑，这不是一个“黄梅戏巨星”个人的荣辱沉浮之道，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但又不尽然，严凤英惨剧所映射的解读空间和涵义，早已溢出这些范畴。

严凤英丈夫对妻遭残杀的叙述

八十年代我因采访书写的缘由，闻听过无数文革惨祸，可是严凤英的遭遇，还是让我听得喘不来气。那是一九八八年岁尾，我带《五四》剧组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标是两个安庆人：刚刚找到墓冢的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严凤英。十二月十八日记载：“中午一时抵合肥，住炮兵学院。晚上与导演去找王冠亚（严凤英丈夫），未遇。”十九日记载：“下午再去王冠亚家谈严凤英事件。极惨。严吃安眠药自杀后，被剖腹。”我从当年的采访记录里，也找到了王冠亚的口述，有两页，第一句便是：“严凤英六八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亚的大致陈述是：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以下直接引述采访记录：

“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我至今还记得王冠亚的样子，瘦弱、清瘦，一脸不甘吞忍的哀怒。虽然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一九八五年他也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庆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这一切，算是还了严凤英一个公道了吗？只有王冠亚知道，九泉之下的严凤英，要的是一个公正。

别说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区。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于是，邓小平审判并监禁“四人帮”，也在全国逮捕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这么一场清算，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报了私仇。这里缺的也是一个公正。

杀戮现场指挥：军代表刘万泉

又二十年过去了，王冠亚还是没有放弃。最近我在网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来跟当年我的采访记录对照，关于“开膛破肚”的事实，这篇文字叙述得很详细，列录如下：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当年王冠亚并未对我提起那个军代表的姓名，在这篇文章里，这个名字出现了：刘万泉，一个军队俱乐部主任。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王冠亚这段话，真叫我对他刮目相看！

中国人是毛氏大厮杀的同谋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Ｃｈａｒｉｓｍａ）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征，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干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于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厮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于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于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于事。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么，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苏晓康：中国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重要作家，电视剧《河殇》总撰稿人。）

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

·解滨·

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细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道，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1944年7月20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Ｃｒｉｍ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78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1967年底他作为12军的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姑且把他定为嫌犯6408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