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杜润生 胡福明 高尚全 马立诚：回望三十年改革
发布时间：2008-12-22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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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2月20日，新京报举办“日志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高峰论坛。论坛由主题报告和经济、文化两场高峰对话组成。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牵头起草的1982年“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正名，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原计划出席此次高峰论坛的95岁的老人日前因肺炎住院，在病房撰写了报告，委派自己的外孙到论坛现场宣读。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呼喊发出于1978年，那篇不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文章的作者之一胡福明作了主题报告《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民主运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变化是引入市场经济、除旧布新。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的高尚全先后参加了中央三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本次论坛作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的主题报告。改革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著名政论家马立诚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大争论》的主题报告，对四次争论和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总结。
杜润生：农民进城务工 尊严要有保证
杜润生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牵头起草1982年“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正名。
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最大的变化是引入市场经济。农民投身市场，创办工业，进城打工，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引入市场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综合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但也引来一些问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优胜劣败，两极分化和城乡差别不断扩大难以避免。目前，农民大多数属于弱势群体。中央将“三农”工作列为重中之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一个战略性举措。
未来几十年，还需做些什么？已不是我这个95岁的老人能预测准确的了。一般看来，未来的问题不会更少，只会更多、更复杂。
我想，要考虑的问题至少包括：
一是，缩小城乡、地区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
二是，继续减少农业人口，又要保证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就业和有尊严的生活，劳务输出要有出路；
三是，发扬政治民主，村、乡一级直接选举、罢免政权负责人，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包括组织农会等；
四是，公平与效率兼顾，力求在农村教育、卫生、福利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农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和社会公民同等的权利，缓解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五是，人口与土地、水资源、能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在今后50年中可能恶化，也可能总体恶化、局部好转，争取矛盾不要激化；
六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性别失衡、少数村庄空壳化等矛盾将更为突出，只能缓解，不能消除；
七是，人的现代化（包括干部），这是大难题。
总之，50年后，中国“三农”问题不会全部解决，但是农村与农民肯定比现在更富裕、更进步。
高尚全：政府干预救市 并非否定市场
高尚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冲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影响经济、社会生活，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美国政府采取的有关救市政策中，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措施。于是就有人说了，美国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在国内，有人说我们过去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是错的，应该发挥计划的基础性作用。也有人认为，市场化过了头，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我认为，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干预，这是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与宏观调控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
指出这一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我们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另一方面，现实情况表明，作为最终需求的基础，我国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还难以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外需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扩大内需的着眼点放在投资扩张方面，而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扩张更主要的表现为政府投资扩张。
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甚至取代市场。同时，也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的广度和深度问题，是宏观与微观协调机制问题。
胡福明：解放思想要让人民讲真话实话
胡福明 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
前天，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重要讲话，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改革开放是建设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的历史，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
解放思想是改革的先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幕。广大干部党员、人民群众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各单位的领导人、各部门的领导人、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我们的媒体积极地参加，展开了讨论，这就是发扬民主。所以，这场大讨论是民主运动。
怎样才能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解放思想必须发扬民主？很简单，解放思想就是要抛却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理论观点，突出不合时宜的、落后的体制、机制。
发扬民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是推动改革的需要，是加强党的先进性的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解放思想就是要让人民讲话，让人民讲真话、讲实话、讲新话、讲心里话；解放思想就是让人民参政议政；解放思想就是认识人民的民主权利，我们必须积极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小步，不停步，不断扩大民主权利，推动改革开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更加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归根到底，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
马立诚：靠“反对改革”解决不了问题
马立诚 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著名政论家。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经历了4次大的争论。
第一次大争论是1978年后发生的，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两个凡是”？第二次大争论是1992年前后，是“要市场经济还是维护计划经济？”，第三次大争论是从1995年到2006年，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
第四次是，2004年以来，由郎咸平教授的文章引发的争论，一个是“左派”利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煽动倒退；二是弱势群体利益遭到侵害以后质疑改革。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到现在，这个争论还没有完全解决。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重要讲话里回答了这些问题。
前三次争论我们看到，通过思想解放推动了突破，使得改革开放不断打开新的局面，在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思想解放呢？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尤其在今年我们面临不少困难，经济结构还没有很好地调整，产生了一些问题的情况下，仍然要靠改革，靠思想解放，靠观念创新来解决，靠倒退，靠骂、靠否定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在第四次大争论中，能不能像前三次那样突破，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个人觉得经济、行政等方面都要解放思想，创新观念。
经济改革方面，进一步打破所有制歧视，放开民间金融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行政改革方面，我们要从全面的，与民争利的政府行政模式中解放出来，要向服务型、阳光型的政府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思想转变。当前，要防止“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思潮在中国抬头，预防中国改革开始进入一个动荡期，但靠“反对改革”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没有前途的，只有依靠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