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镕：为中央农研室“打工”

这里记述的几件事，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农村改革初期采取的审慎而得当的措施，颇堪品味

少时作文开头难，就写上“光阴如箭”；如今到了“奔八”之年，才真正体会到时光如箭如梭的境界。2008年，就是中国从农村改革启动的改革开放30周年了。
发端自安徽省的农业生产“大包干”，首先波及到与江苏省接壤的泗洪、盱眙等县。中共江苏省委三次派去了调查组。第一批回来是报喜——“平安无事，温饱有望”；第二批是亦喜粮食增产，但冻死了牛，扒了些农机和公房；第三批则上纲为“修正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用大喇叭对着安徽喊：“不让‘包产到户’的妖风刮到江苏来”，不一而足。
于是，江苏省委又派出了调查组。在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问一位老同志：“包产到户”究竟好不好？答：“我是翻来覆去，思来想去，结论是四个字——很难讲的。”轮到我汇报，也是怕“方向道路”等风险，呈上书面汇报，题曰“访谈记录”，纯客观，未置一评。但是这个小“花招”过不了关。
书记追问：“你的观点呢？”我只得如实回答：“从记录中可以看出，上层反对者多，基层拥护者众；从增产数据看，包到户的比到组的产量高，最高的是‘大包干’。”会后，省委常务书记胡宏把我叫到办公室悄悄谈，细细听。后来，他轻拍桌子：“看来这么搞，干部‘吃白搭’的问题可以解决；农民收了粮先归自己家了。”
我们还是建议：主要负责同志出马吧！于是，省委书记亲自点将，包括搞理论的沈立人，搞计划的顾丽青及省委直属研究室、办公厅、农委等一面包车人，浩浩荡荡，直接到了泗洪县上塘公社谷墩子大队。那里的农民正忙着打场。一个会计说，吃了24年救济粮，今年“大包干”，收了粮打点家具，准备结婚。转了一圈，到处欣欣向荣。
书记又问：“不知地主富农怎么看？”新华社记者殷学诚和我自告奋勇，到地主成分家庭去看看。有一家，四个儿子都未婚，剃着光头，但他们也说“包产到户”好。我俩如实汇报，书记听了很高兴，说基本上都赞成，回去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推行吧！继而又一拍脑袋说：“慢着，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赞成的……”我说：“解放几十年了，这些称做‘小地主’的，其实已是子女或第三代了。原本说地主三五年也可改变成分嘛！”
这时一位同志说：“‘包产到户’好是好，就是容易滑向单干。”书记向来欣赏新观点，说：“这个‘滑’字用得好！”农委的周浩急了，冲口而出“好个屁！”接着双方激辩，争得不可开交。当时，省农委（1983年改名为农工部）有出名的三员大将：陈志方写“包产到户”，朱培才跑“包产到户”，周浩讲“包产到户”。书记一直耐心听着（很可惜，这三位同志现在均已谢世）。
这场辩论，几十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在调查中，我们还从农民中得到许多教益。例如，争水、争牛、争农机怎么办？农民说“抓阄”就行，最公平。体育比赛抽签，也就是“抓阄”呀！等等。当时我把这些事情都写成“村头闲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后来，中共中央连续发了有关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地方上常去参与的有四个代表：时称“东吴”（我）、“西赵”（四川农委主任赵文欣），“南杜”（杜瑞芝，广东省顾委副主任）、“北霍”（山西省委副书记霍泛），分别代表华东、西南、中南和华北。
当时，江苏省的一些观点为中央采纳，并融入文件，众所周知的是邓小平同志称赞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等。杜润生在其自述中，还专门写到当时也有争论的话题：“江苏闯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三足鼎立的农村经济综合发展路子，也叫贸工农一体化。”
今天看来，有些问题的是非很明显。但是，当时每迈出一步，都十分不易。有时还免不了妥协和折中，等待瓜熟蒂落。
那时参与中央文件制订的操作流程，一般是春季酝酿题目，回来调查；夏季碰一次头，深化主题；到9月间再去汇报，进入初稿写作，其间要开多次部门座谈会，协调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参与座谈和争论。
到了11月间，一般就开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因为中国农民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作为农民的代言人，慷慨陈词，争论激烈，当时被戏称为“农民议会”。会后，有时还得留下一些同志协助修改文件，然后报中央。
到年底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第二年元旦正式发出（其中1987年，由于前面已发了几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件，推迟到1988年1月20日，才发布《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农村工作文件，即第五个“一号文件”）。
这里再记述的几件事，反映了党和政府在农村改革初期采取的审慎而得当的措施，颇堪品味。
“阳关道”与“独木桥”对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有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句话首先被提出，并非在安徽，而是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会议上。
当时思想解放还处于“早春时节”，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根据贵州“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情况，勇敢地提出在贵州打算全面推行“包产到户”。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易辰立即表态：“我们不能搞那个东西。”（附注）池必卿针锋相对：“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两位省委书记的话上了会议简报，成了搞不搞“包产到户”之争的最形象的表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分成三方——赞成的、反对的、“骑墙”的。最后意见取得一致：允许多样化，不搞“一刀切”；凡是有利于集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增加收入，都可以支持，不拘泥于一种模式。后来，进一步演变出许多农村改革举措，允许分散决策，以分散风险、降低改革成本。这是第一步农村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
“家庭”两字不可丢1984年的“一号文件”，提出了“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要统分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基础是家庭经营，它与农业现代化不矛盾，农业服务体系主要是办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
但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一时并未平息。1984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胡耀邦同志会见时，也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耀邦同志要杜润生同志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的前缀词“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国际友人疑虑。
杜润生在座谈会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的反对。多数同志认为，这个前缀不能认为只是一般的定语，而是定性的，绝不能丢。“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去掉家庭为基础，联产承包到组、到队，仍是“大锅饭”“二锅饭”。后来这个提法就没有变。
此事到1989年又有过余波。当年的国庆节讲话，在联产承包制前面未加“家庭”两字。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发源地之一）农民上书中央，担心政策要变。江泽民总书记迅即在1989年12月1日召开的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基本政策不会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凡讲到联产承包制的，都冠以“家庭”两字为前缀，或说明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雇工问题之争在历次会上都提出了农村雇工问题——什么叫雇工？学徒、帮工算不算？雇工是否剥削？最多准雇几个？党员可不可以雇工或被雇？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可以再看几年。
经济理论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了内部报告，认为人分两种：一种人想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经验或能力、资金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同志不再担任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部级研究员。杜润生同志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回来后，他在小范围作过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
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作家的论述，终于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一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比普通工人高一倍，他可以请两三个学徒，三四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这样一合算，雇人可以不超过八个为宜。
找到了根据，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宜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这样规定后，争论并未解决。因为有几个乡按马克思讲的雇工不超过八人，砖瓦窑都办不下去了。会上，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多数人取得了六点共识：
一、中国这么大，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
二、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说的，再看几年。
三、马克思当年也是假设，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
四、不能只从道德角度审视，要研究经济关系。
五、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办法处置，而要允许试试，比较、反复，择善而从。
六、有些事物共存于一个机体之中，不能任意搞乱，捣巢伤卵。
于是，在1984年“一号文件”的第三部分第四条，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而且，对雇工超过规定人数而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这在当时是一大突破。
从上述几件事可以看出，这几个农村“一号文件”，确实是来自实践，不拘泥于教条，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及时决策，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总之，“打工”几年，获益深深，为当时那支“三农”队伍而自豪。杜润生后来在九十寿辰时说，那时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且至今未发现一个腐败分子。

（附注）
黑龙江省后来认真学习外省经验，创造了机械化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组相结合的办法。到1983年，87.1％的生产队均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不再坚持自己的“阳关道”主张，而是诚恳地告诉基层干部：责任制形式可由群众选择，因地制宜。当年，全省粮食产量突破600亿斤，比1982年增产70亿斤；农民收入等均创历史新水平。

吴镕：曾任江苏省委研究室主任，江苏省省委农工部部长，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