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光南：说我们“震撼了世界” 日本记者把我吓坏了

■口述人简介

常光南 河北隆尧县人，1926年出生，1947年解放军“大反攻”前的民兵参军动员中被“投票”选中入伍，转战太原、临潼，尔后随军入川。1971年起任广汉县委书记，1979年，在金鱼公社（今金鱼镇）推广、试行“包产到组”经验。1980年，根据县委决定，拍板在向阳建立乡人民政府，第一个摘去“人民公社”的牌子。1983年10月任德阳市市长，1988年9月当选德阳市政协主席，1993年10月退休。现居德阳。

1980年8月，在向阳供销社一个二楼上，开秘密会议。一个生产队来几个代表，讨论哪个当乡长，哪个当副乡长。当时定下了“三不准”：第一，不登报；第二，我们不往外介绍情况，不宣传；第三，不造声势。挂牌那天，我到温江地委开会去了。说是“三不准”，实际上，把牌子一换，热闹得很。群众对这个公社化意见多得很，一听说把公社的牌子换了，就有人开始放鞭炮，自己买的鞭炮，噼里啪啦到处放。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仅一年后，同样为了“吃饱饭”，位于中国南端的四川省广汉县，也悄然试验着“包产到组”。比小岗更进一步的是，包产到组不仅直接导致公社名存实亡，更最终使公社被摘了牌子，为乡政府取代代。而此时距1978年12月22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不足两年，当时的公报上还赫然写着，“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定不变”。

如果说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先声；那么向阳公社摘牌，则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试试水。而这一“震撼了世界”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就是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

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常光南反复说，“‘包产摘牌’，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今年已82岁高龄的他，身体硬朗，和蔼健谈，讲起“包产摘牌”的前前后后，却出人意料地平淡自然，少了人们期待的波澜起伏。

他坦然承认，年轻时同周围的人一样，对“公社化”这一寄托了共产主义美好愿景的运动充满热情；但建国后长期“左左”的影响下的发展，则让他从理想逐渐回到了现实，并使他成了在“猫耳朵上挂铃铛”、摘公社牌的人。

从包产到组，到成立乡公所，再到向阳撤公社建乡政府，在常光南的讲述中，一切都看似水到渠成。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形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创造”，靠的是“中央支持，省里支持，群众拥护”。但在当时，敢动人民公社的牌子，无异于断人民的“桥梁”，，这不仅是“违宪”之举，更关乎路线之争，甚至关系到一个时代一种体制的问题，“这个风险太大”。

同历史上多数改革者一样，常光南也做好了“回家种田”这样的最坏打算。幸运的是，他避免了朋友所说的改革者没有有好下场的命运，因为这次他手里握了一柄“尚方宝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这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就是在广汉的改革，归结起来就四个字：包产摘牌。包产，群众吃饱了饭；摘牌，这个就解决了体制的问题。

1952年，我转业到彭县做组织委员，当时土改都过去了，所以工作主要是搞生产，搞合作化，搞公社。那个时候刚解放，对公社化不是很了解，也不晓得公社化到底是啥个样子。但作为年轻人来说，想搞新鲜的东西，群众的热情也很高。后来我从彭县调到广汉，做县委书记。

四川这个地方，自然条件非常好，又有水，应该说条件非常优越。但是我在农村基层工作几十年，农民还是富裕不起来，还是很困难。作为我来讲，心里总觉得有点儿（不是滋味），你说工作不想搞好不是，你说不辛苦也不是。为什么没搞好？这是我经常想的东西。

我觉得，当时主要是“左”的影响。“左”指什么？比如当时搞公社化的时候，说的是自愿，实际上是一刀切，把你的土地收了，你就不能不参加公社。所以我觉得搞不好，对不起群众，心里还是比较难过。在没有改革以前，我都经常这样想。

给猫挂铃铛 没鼠敢去挂

那时我是广汉县委书记，老家的大队主任向我反映搞浮夸的问题。我就问他，你们为啥不到县上去反映呢？他就给我摆了这个故事

1976年粉碎“四人帮”过后，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会议，那个时候我是广汉县委书记，也去了。开完会顺便去了老家，我的一个叔父，对公社化的意见很大。见了面，我说我是县委书记。他就说，（这里）搞浮夸，吃不饱饭，生产没有搞好，你这个县委书记是不是也这样搞？有点儿向我撒气，实际上是他对共产党有意见。

到了晚上，大队的主任任臣子来看我的时候也跟我摆（注：四川方言，摆龙门阵，闲聊），说咱这个村子里，公社叫报的产量没报够，工作组到村里来，就对我这个村长说：“你这个村子的产量没报够，你们回去再想想。”公社也不说叫你报假的，只是说没报够（他叫你浮夸嘛）。支部书记就只好开队长会。会上，大家说我们报够了。支部书记说不行，没报够，今天你们不报够，大家就别回去睡觉。这时有一个聪明的队长就站出来说：“对对对，我们在挖红薯的时候，没挖干净。”还一个队长说，老鼠吃了好多。这样，一晚上一会儿就报够了。这个会也就开完了。

我就问任臣子，你们为啥不到县上去反映呢？这个浮夸要不得的嘛。他就给我摆了一个故事：一群老鼠开会说，猫经常欺负我们，甚至把我们的生命都给吃了。老耗子说，我们开个会，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有个小老鼠说，我有个办法，就是在猫的脖子上挂个铃铛，它一响，我们就跑。老耗子就说，这个好，谁去戴？大家都不开腔了。他讲这个的意思是跟我说，哪个敢去县里反映？

（四川）这边呢，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不是说亩产万斤，放卫星嘛。当时每个生产队都建了好多仓库，说我们种了好多田。上面不信，叫我带人去下面看。到那里一看，是有很多仓库（但里面都是空的）（笑）。那个时候搞食堂化，（家里的）桌子都放到（仓库）里面去了，上面铺席子，盖一层粮食，假的。我当县委书记，也了解底下的情况，也浮夸，只是有的多，有的少。党委知道不？都知道实际没那么多。当时大家都这个心情，你报得少了，就是你社会主义没搞好。

后来又征购。把粮食都拿出来，有些地方就不够吃，吃不饱就更不想干了。当时群众对公社化的形容是：做集体的活，蹭着干；自留地的，不要命地干。广汉还有句话叫，走拢十字堰（四川当地的一种水利工程），全天就画圆。画圆就是计公分，你今天出了工了，给你画个圈圈。社员出工，只要走到这个地方，就算你出工了，走得好不好他不管，所以庄稼长不好。

当时公社的体制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就是生产队，大队，公社。队为基础，生产队管最基层。这个生产队搞得好有粮食，那个生产队不好没粮食，就调过去。这个生产大队搞得好，那么生产大队没吃的，从这个大队调到那个大队，这叫“一平二调”。第一是平，第二个是调，这是公社的权力。这样一来，就严重影响了生产队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当时就这个情况。

包产到组好，就是不敢搞

1978年，金鱼公社搞了包产到组，产量增产了五百多万斤。他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他把我“骗”走了。广汉的改革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清楚生产没搞好的原因，就是“左”的影响，没人敢说，过去的批判斗争都弄怕了。

省委领导最后就开了腔，金鱼公社搞的这个办法，方向道路上没得问题，想搞的可以推广，还有不同的看法的，回去搞个试点。

粉碎“四人帮”过后，组织上让我当县委书记，我觉得很光荣，也很高兴。咋搞？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很重，所以经常骑车去下面转（四川方言：四处走），目的是了解一下怎么搞。

转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生产队搞得非常好。就是西高公社（现为西高乡）五大队（现为金光村）的一个生产队。我到那儿碰到个老头，老头不跟我说（实话），要我去找队长，队长也不敢跟我说，让副队长跟我说。后来我说，我是县委书记常光南，学你的经验来了。你生产为啥搞这么好？他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他把我“骗”走了。但是他“骗”走了我，广汉的改革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1977年10月10日上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开会的精神和讨论工农业大上的问题。会上，我就介绍西高这个情况。公社党委书记讨论，情绪都很高，说只要你常书记同意这个办法，一亩田增加一百斤，增加不到一百斤，撤我的职。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清楚生产没搞好的原因，就是“左”的影响，没人敢说，过去的批判斗争都弄怕了。

后来大家还是有点心虚，就琢磨要搞得请示一下领导。先是跑到温江地委，碰到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就说，这样搞不得。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办法能增加产量，但就是不敢点这个头，怕挨斗嘛。

我就叫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夏埂坤和农业局的陈继荣同志两个人跑到省上，找分管农业的杨万选副书记。杨万选说，粉碎“四人帮”了，你们可以搞个点嘛。那个时候我们请示他，想全县搞。他不同意，他说你们先搞个点。他说试点，是口头说的，也没个文件，但他没说在一个生产队里搞，也没说在一个公社里搞，也没说在一个大队里搞。我们最后就选了一个公社———金鱼公社，给大家做了工作，金鱼公社搞好了你们全县推广。

1978年10月，秋收过后，金鱼公社的产量增加了五百多万斤。当时全公社大概有两万多亩地，一亩田平均增加两百多斤。金鱼公社党委就把这一年的包产到组情况给我画了一个表，一部分包了，一部分没包，一部分包得不好，把这三种情况，还有增产的比例，给我报来了。当时我就把上面的主要数字，用写信的形式，报给省上。省上那个时候赵紫阳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汝岱是农业组的组长。杨汝岱看了之后，就说：“这个很重要，一个公社一年就增加了五百多万斤，这个很重要，要给领导汇报。”

我把表给了杨汝岱后，就到大邑县开会去了，温江地委召开的播种小春的现场会。晚上吃饭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赵书记来了，和大家一块儿吃饭，他对地委领导说，今天晚饭后开一个县委书记座谈会，你们地委的常委都参加。吃完后，就在大邑县县委的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会上，赵书记就说，常光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公社一年增加500多万斤的经验，给大家说说。他看了我报告的数，就马上跑过来了解这个情况。

我就在会上做了介绍。说了后，大家说这个办法好，“包产到组这个办法好，就是不敢搞”。（笑）有人说，常光南这个经验，是一个创造。有的人说，那样搞都可以？那样不是把生产队都给瓦解了，那是分生产队嘛。

省委领导最后就开了腔，金鱼公社搞的这个办法，方向道路上没得问题，想搞的可以推广，还有不同的看法的，回去搞个试点。我听了这个话就很高兴，这是肯定了，回去之后就全县搞。搞的时候，有的包产到组，有的包产到户，全县热火朝天的。

我们秘密摘下公社牌子

当时定下了“三不准”：第一，不登报；第二，我们不往外介绍情况，不宣传；第三，不造声势。可是牌子一换，就有人开始放鞭炮

因为省委领导说方向道路上没得问题，关键是这一句话，所以就都分了。四川与广州不同，不是一条条街，这边叫院坝。有些地方，弟兄三个人在一起住，（组成）一个院坝，是一个组。我们说的包产到组，实际上很多地方是包产到户。当时我们还不敢说是包，叫“三定”，定任务，定土地，定人员，猪牛跟着户走。你交了任务，多余都是你的，你们分。完成任务剩得少就少分，多就多分。这样一来，积极性一下子都来了。

包产到组搞下去过后，大队、生产队就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础都没有了，调什么粮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公社咋个办？这是我考虑的事情。

后来，省委赵书记到广汉调研了一个星期，我陪他在全县看了工业、农业、城市，到处看。他离开广汉那天，是个星期天，他在院坝里走来走去，问我还有啥子要说，我就说需要我说的我都说了，看书记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书记当时已经提出来改革了，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机关呀，我们现在这个机构呀，钻到牛角里面了，回头都不好回，这个必须要改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一是我们的机构已经走向牛角里面了，死胡同；一个是说今后要改变这些行政单位，把企业权力扩大，中国才有希望。

1979年6月，赵书记的秘书通知我，说书记要出国，叫我也去，去了英国、瑞士、法国。参观人家这些工厂时，我就发现，人家工厂里的人不多，特别是领导不多，厂长又兼技术员，又兼会计，一个人担任几个职务，都是这个公司，那个公司。所以回来以后，包产夏季过后，我就成立了农业公司、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公司主要是管技术，比如，农业公司，就管品种、治虫、水利等等。过去，公社也管（这些），但它是一把抓，上边一条线，到底下分好多条，所有（事务）都在公社里。所以有人说公社干部是“样样懂，门门瘟”。意思是，你啥都懂，但不专业。成立了三个公司以后，上面成立了一个农工商总公司，专门管经济。

1980年3月份，赵书记要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找谭启龙、杨汝岱、杨万选等几个主要领导谈话。广汉县委几个领导也去做了汇报。这个会上，赵书记就说，他要调北京了，广汉这个点今后还要搞。他叫我汇报，要我提还有什么意见。我说，队为基础，基础都没有了，我们准备把公社成立一个乡公所。赵说可以嘛，先搞一个点嘛。他又问谭启龙，因为他走了谭启龙要做省委书记。谭启龙说，领导都同意了，我也同意嘛。这就开始了。

后来大家又反映，乡公所是解放前的叫法，不大适应。另一个，公社的牌子咋办？公司的牌子挂起来了，乡公所的牌子也挂了，谁领导谁？公司在公社领导下，还是在乡公所领导下？（这些）都不明确，反正糊里糊涂的。

7月底，我到东北拿菜籽去调（换）玉米，又碰到了赵书记。他当时叫我汇报，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大家就想把公社的牌子去了，换成乡政府，因为解放过后，我们就成立的是政府，乡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赵调去中央的时候，赞成成立乡公所，但没有把公社的牌子去了。我到东北的时候才正式提出，把公社的牌子正式去了，改成乡政府。赵说，势在必行，可以搞。

我当时就记下了他这句话，我也知道这个“势在必行”的含义，回来就给大家传达。大家说，势在必行是叫你快点搞。1980年8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在向阳供销社一个二楼上，开秘密会议。一个生产队来几个代表，讨论哪个当乡长，哪个当副乡长。当时定下了“三不准”：第一，不登报；第二，我们不往外介绍情况，不宣传；第三，不造声势。这个会开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内容比较集中，布置第一书记叶文志，去组织木匠做牌子，找漆匠，先把牌子弄好。会上定了先挂牌子，后开大会，每一个生产队选3个18岁以上的代表，然后把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选乡长、副乡长。

那个时候生产队长高兴得很。楼上开了会，然后我就到下面动员了。动员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现在生产队都包产了，公社有名无实，不存在了，通过领导批准，要把公社的牌子换成乡政府的牌子，过去公社的主任就作废了、没得了。

其实老百姓都（对这件事）清楚得很。我从北京回来，向阳很多人都知道了，因为公社党委书记知道嘛，群众很快也就都知道了。我在向阳公社开会，说是秘密会议，但实际上群众中间都传开了，哪个当乡长，哪个当副乡长，要做工作嘛。这个东西大家都想搞得很，关键谁负责的问题，谁出头露面说这句话。

挂牌那天，我到温江地委开会去了。说是“三不准”，实际上，把牌子一换，热闹得很。群众对这个公社化意见多得很，一听说把公社的牌子换了，就有人开始放鞭炮，自己买的鞭炮，噼里啪啦到处放。

那个时候怕得不得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毛泽东体制这个东西，特别是把这个体制改变了，也没这个动机，就是想让大家吃饱饭，群众富裕起来

换了没几天，全国人大就打来电话追问，你们有没有这回事？办公室主任郑学成就说，有，在向阳，我们搞个试点。那头就问，哪个叫你们搞的试点？他就说，我们自己要搞的，实际不敢说（是上面指示过的）。

郑学成给我一汇报，我说，“糟了，说不往外宣传，咋个又到北京去了？”后来才知道，挂了牌子后，新华社一个记者看到了，就把牌子照了相，送到了北京。当时我的思想很紧张，他也不说你对，也不说你不对。这也说明我当时很幼稚，不可能不往外说嘛，不可能别人不晓得。

那个时候怕啊，怕得不得了。因为“左”啊，跟现在不同。当时我有四个儿女，也准备好了：两个儿子准备当木匠，两个女儿当理发员，我就回老家。为啥这样想呢？我看这个不会斗争，我是木工你斗啥，我是剃头的你斗啥？我呢？你斗我，我跑农村去了，我劳动去了，这个都准备得很充分了。

（实际上）挂牌之前，也有人有意见。家里人劝，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也说，搞不得，中国历史改革，没有一个好下场。我当时想呢，共产党要群众满意，自己算啥嘛，你是当官的，你是县委书记，你不搞，哪个搞，群众敢搞？而且，我这个搞，上边有人支持的，出了问题，我可以说我是请示过的，我可以推一下。你不叫我当县委书记，我就不当了嘛，当农民总可以吧。

搞之前，想法还不多。搞了以后，周围一反映，想法就多了（注：指担心多了）。全国人大打了电话不久，日本的《读卖新闻》来了6个记者。找到我说，想了解你们这个向阳的牌子咋摘的。我就不同意，找了个副书记带他们看去。我悄悄跟这个苏治良副书记说，“不准到向阳看，其他公社都可以看，日本人看了还了得，东转西转，就是不带他们到向阳去”。其中一个日本人，会说中国话，是翻译，走的时候说，万里副总理叫我们来你们广汉，看你们向阳的牌子是乡政府的牌子，我们的任务就来证实这个东西。你们不要我们看，我们理解，我们看不了。他要早说万里，就好说了，他走的时候才说的。

日本记者走了没几天，《参考消息》就登了《读卖新闻》记者写的消息，登了好长，大概一个版，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其中有两句话把我吓到了。前面说了向阳公社的改革，摘了公社的牌子，后面说“现在中国已经改变了毛泽东的旗帜”，就这句话把我吓坏了。还有一句话，他说，“震撼了世界”。（苦笑）

看了这两句话就吓得不得了，饭也吃不进，觉也睡不下了嘛。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毛泽东体制这个东西，特别是把这个体制改变了，也没这个动机，就是想让大家吃饱饭，群众富裕起来。

等了十天半个月，紧张得很。那个时候还能干什么？反正搞就搞了，等嘛。我找到谭启龙，他是（四川省委）书记嘛。我说，谭书记，乡政府的牌子挂出来了，看起来不行，日本记者都登了报纸了。他手一挥说，“我都看了，我都知道了”。我说不行就把它换了算了，他说挂出来就挂出来了，他还给我撑腰（笑）。

我给他汇报的目的呢，是探探他的口风，看到底对不对。如果省委再说不对，就糟了。他的意思是说，坚持，不要怕。我估计省上事先给中央通了电话，知道中央的意思了。他是省委第一书记嘛，中央有什么事情，肯定要跟他说。

反正几天没好好吃饭，心里想糟了。但是心里也明白，我没有反毛主席，历来我还是听毛主席话的，还是听党的话的，叫我搞啥我搞啥。现在我搞这个事情，也是中央说的，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啥叫解放思想？这就叫解放了嘛。还有，两届省委书记都是支持的嘛。还有赵紫阳，在东北他是点了头的嘛。有时候心里这样想，还觉得不怕（笑）。

后来国务院又来调查。调查组就肯定，肯定了我们没错，表示支持。走的时候，专门给县委作了汇报，汇报过程中态度都很好。我也把我搞的过程给他们汇报了，他们也理解。我说我搞这个是请示过的，你不说请示，你自己搞啊，这个是要不得。

他们回去过后，给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同意了，说继续搞下去，这下就放心了。

我只是一个“二传手”

我今年82岁了，最满意的就是包产摘牌。虽说这样，倒不是我一个人能搞起来。群众把这个球传给我了，我给它推过去。如果没那个条件，不可能

我在广汉的时候，还搞了财政包干，那时候田纪云是四川省财政厅厅长。财政包干跟包产到户一样，上交国家的，剩下都是你的。过去，财政是报账制，除去人员、公费支出，剩下都上交。其实跟生产队都是一样的，平调制度。你挣得多，上交得多，挣得少，上交得少的。我们给省上报，省上给国务院报，全国都实行这种报账制度。这样一来，（地方）就没有积极性，你有多余的钱，但不能用，要上报，批准了你才能搞，批不准你就没办法搞，像县委的房子，几十年都不能盖，没有钱。

后来，1983年德阳建市，我就调上来做市长，广汉的改革就没搞得太好了。1988年又做了德阳市政协主席。五年市长，五年主席。来到德阳后，主要是做政府工作。这些我都觉得没得啥。关键是在广汉摘牌的事情，这个风险大。到今天，这个证明，合乎邓小平解放思想的要求，合乎群众意见，也合乎中央现在给群众办事情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

在广汉的改革，我觉得首先自己要有动力。我在基层搞了几十年工作，都觉得没搞好，这个责任不一定说要由我来负，但作为基层领导，心里不是滋味儿。咋个能搞好？这个是动力。但是它得要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上面。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说解放思想，这个时候就到了。条件有了，时间到了，就要动手。北方有句话叫，占着茅房不屙屎。你自己是当县委书记的，你自己不搞，哪个搞呢？群众想搞好，他没有这个权力。

我今年82岁了，最满意的就是包产摘牌。虽说这样，倒不是我一个人能搞起来。中央支持，省里支持，群众拥护。我呢？只能算是一个打排球的二传手，群众把这个球传给我了，我给它推过去，只能起这个作用。如果没那个条件，不可能。省里不支持，我不敢搞。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要让群众拥护，就要多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得到你的利益，群众才会满意，群众满意，才会拥护你这个党，你这个政府。不管是外国，还是中国，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谁要脱离了群众，谁的江山就不稳；谁要把群众的事情办好，群众拥护你，你的江山就稳。

我想，这个理论并不是我个人懂。都懂，关键看你能不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