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相信人民，就要相信民营经济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讲述“民营经济30年”

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

诞生  老百姓永远有权生活得更好

新京报：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时，有媒体用“抗争三十年”这样的措辞来形容民营企业的诞生和壮大，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保育钧：这个表达不太准确，我更倾向于说，民营经济是“看”出来的。

比如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傻子瓜子的故事。当时个体经济逐步做大之后出现了雇工，但是雇工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后来就换个提法，叫做农村种田能手和城市做工巧匠，可以请一两个帮手，三四个学徒，总数不得超过7个，有人说这个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必须雇佣八个人，但这实际上是沿用了解放初期定地主富农的标准，因为长工和短工超过8个就是地主。当时傻子瓜子雇了100多人，于是姓“资”姓“社”的争论就开始了，当时的安徽省农委对傻子瓜子做了一番调研，写了份报告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的表态是可以“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样一直从1982年看到1987年，直到十三大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了这个问题，然后到1988年修改宪法，民营经济终于合法了。

新京报：你说过民营经济是被饿肚子逼出来的，为什么？

保育钧：最初民营经济并不是政府有意培育出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知青就派不下去了，而且下乡了的知青也想回来，那么1400万人的就业怎么解决？所以1979年国家工商局写了一个报告，让搞个体户，但是不许雇工，北京的大碗茶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

农村不用讲了，联产承包是典型的饿肚子饿出来的，万里到安徽发现只有十分之一的生产队能吃饱肚子，只能允许农民创新。三资企业是借钱搞建设搞出来的，当时提出要搞十几个大庆，但是没有钱怎么办？最开始有人建议找外国人借，陈云问那怎么还？有人建议用煤炭来还，中央没同意。到了1978年10月，有位领导找通用汽车借钱，别人一听就笑了，说我们合资就可以了，何必借钱。领导听不懂合资，别人就给他解释，说像结婚似的，他一听更害怕了，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但是汇报到小平那里，小平说，这个办法好，这才确定下来。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什么作用？

保育钧：民营经济不是政府有意为之，应该说当时政府在主动改革的部分，还是老思路，还是把重心放在国有经济上面。十年浩劫后民营经济能够重生，都是民间的创造，现在回头去看，邓小平或者说那一代领导人的英明在于没有简单粗暴对待，在前途还看不准的时候，并没有沿习过去马上进行批斗的老路，而是选择让实践检验。他们很明白，老百姓是没有过错的，老百姓永远都有权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当年深圳人逃到香港去，开始要批判这是叛国，但习仲勋说不能这样搞，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过去，后来就有了特区。

独立  红帽子的戴上与脱掉

新京报：《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说，“在开始时民营企业的创办只与摆脱贫困有关，经营者的产权意识并不清晰，或者说是有罪恶感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最近黄光裕被抓的事情，又引发了新一轮对于企业家原罪的争论。

保育钧：我个人很反感所谓原罪问题，如果站在旧体制立场上讲，这个大概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在历史发展上讲，这个无论如何是进步。你谈原罪，等于是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因为这三十年我们不就是一直在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在自己创造自己？我经常说，中国有1400万私营企业主，这当中有些人出点问题太正常了。

新京报：但是不能否认中国民营经济最开始和权力结合得很紧密，比如在历史上很多民营企业是以“红帽子”的方式存在的。

保育钧：“红帽子”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刚才说了在1982年到1987年有五年的争论期，争论民营经济是不是合法。当时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这个事件在《人民日报》上讨论了半年。民营企业等不到这个时间，所以就要戴个“红帽子”，苏南的民营经济都是戴着“红帽子”起来的，不然你怎么发展？当时银行贷款都需要开个介绍信，你有顶帽子，很多经济活动才可以开展，最典型的就是鲁冠球的万向，戴了顶乡镇企业的帽子。但是我不同意有些人说这些企业最开始产权不清的说法，内部产权其实一直都是清晰的，这个只是一种策略。

新京报：红帽子是怎样慢慢脱掉的？

保育钧：后来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探索越来越明晰，戴红帽子最开始是方便，后来发现成了束缚，因为政企分开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在这个前提下，当然很多企业愿意主动脱掉。同时政府也支持这么做，特别是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之前，1988年鲁冠球就万向只有3千万资产的情况下，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股权。

新京报：现在民营企业的“红帽子”脱得怎样了？

保育钧：现在99%都脱掉了。但是民营企业还是没有安全感，比如著名的“红帽子”民营企业家涂景新案，他本来是在江西的一个红帽子企业，干得还不错，后来去了海南，也戴了顶帽子，结果挂靠的单位换了领导，产生很多问题，然后忽然就说他犯罪了，最开始被判了死刑，多亏工商界一直在多方想办法，抗争了五年，最后无罪释放了。所以不能单纯指责企业想挂靠权贵，要想想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怎么样。

发展  如何打破“玻璃门”？

新京报：中国民营经济一直在寻求突破垄断势力，但是总是被各种因素所打断，你认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保育钧：如果要从民营经济自己身上找问题，我们可以说民营经济本身是封闭的，不是太愿意和人合作，这样肯定比较势单力薄。但是最主要还是在垄断资本一直排斥民间资本，民间资本突破时碰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就是很多业内人士抨击的“玻璃门现象”（看得见却进不去）。

新京报：2005年2月国务院3号文件颁布了“非公36条”，要求放宽准入和平等竞争，但是很多人认为这几年的实现情况并不乐观，你怎么看待？

保育钧：“非公36条”落实很难，原因就是碰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比如2006年12月18日，由国资委起草，出台了一个《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等于把“非公36条”给彻底否定了。还好后来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平等保护”和“平等竞争”，现在看来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面临的长久问题就是“平等”。

新京报：这种平等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保育钧：最主要是市场准入标准和金融配套。我们说现在垄断行业设定的准入标准是狐狸给乌鸦请客，标准定得那么高，我们当然进不去。金融方面要求四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是不现实的，出路在于开办民间商业银行。

我现在很担心的是这次金融危机会延迟银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时间，因为可能决策层想要控制金融风险，但是实际上这次出问题的主要是在金融衍生品领域，民间借贷向来是最守信用的，风险也是企业和银行自担的，你看浙江的民间借贷就一直做得很好。如果你相信人民，就必须要相信民营经济。

新京报：你也说到了金融危机，这会给民营经济带来什么冲击？

保育钧：当然首先是冲击很大，北京市16%的企业都受了很大的损失，40%的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但是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洗牌的好机会。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创新意识、市场稳定的企业，肯定可以进一步发展。也许暂时来看，民营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弱，中国民营经济的比重可能有所下降，但是整个改革绝对不会往回走。

我可以说，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过民营经济的作用，因为它吸纳的就业摆在那里，大家都很希望中央利用这个机会，把“玻璃门”彻底打破。我一直在说，强调公有制主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应该谈的是公有制为主导，只有这样，民营经济的活力才能真正展现。

你谈原罪，等于是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因为这三十年我们不就是一直在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在自己创造自己？

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过民营经济的作用，因为它吸纳的就业摆在那里，大家都很希望中央利用这个机会，把“玻璃门”彻底打破。

我一直在说，强调公有制主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应该谈的是公有制为主导，只有这样，民营经济的活力才能真正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