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

齐燕铭同志的名字，我是上世纪40年代开始知道的。1943年，延安上演过一出京剧《逼上梁山》，演出很轰动，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剧本是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杨绍萱写的，编剧和导演就是齐燕铭。毛泽东特地致信杨、齐，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高度评价：“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那时在延安，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熟悉他本人。

同燕铭同志熟识，是建国以后了。5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曾经两度共事。1956年国务院设立专家局，他兼任局长(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我兼任副局长之一(我的主要工作在中宣部科学处)。1975年国家计委设立经济研究所，我兼任所长(我的主要工作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是这个所的顾问之一。关于这两段共事，我写过一篇回忆，收入了我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里，这里不再赘述。

我的印象中，燕铭同志是一位儒雅、善良、有些书生气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他早年就读中国大学，颇受吴承仕教授影响和栽培，毕业后在多所大学包括母校中国大学任教。除了国学造诣，燕铭同志还多才多艺，善诗词歌赋、金石书画，而且对京剧一直有兴趣并有研究。这样的人，党内实在不太多。他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城工部、统战部、国务院都是总理得力可靠的助手。60年代后，总理派他到文化部，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这是专门同知识分子、同文化人打交道的工作。分配燕铭同志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是用其所长。他不仅文化素养和思想水平高，思维缜密，考虑周到，办事细致，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同文化界、知识界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与之有良好的沟通。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手，燕铭同志席不暇暖，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得周恩来赏识；作为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他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可贵贡献。可是他后来的遭遇，却令人痛惜。1963年、1964年，毛泽东做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严厉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甚至挖苦道：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样的帽子，当时足以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燕铭同志因此受到严厉批判，被免职外放；“文革”一来，更是历经磨难，身陷囹圄，备遭摧残。直到1974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燕铭同志才被“解除监护”。粉碎“四人帮”以后，燕铭同志担任了全国政协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正当他倾心竭力、重新施展才能时，疾病却夺去了他的生命，其时，“文革”结束刚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他走得太早了!想起这些，就唏嘘不已。

燕铭同志一生中的一“誉”一“毁”，很有些耐人寻味。一“誉”：一封信函，备加赞赏；一“毁”：两个批示，极尽指责。历史证明，那“誉”至今经受了考验，那“毁”却是根本错误的。“文革”后，燕铭同志恢复了名誉；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工作也有了新的评价：建国十七年的文化工作包括燕铭同志主持文化部时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两个批示背离了实际，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错误批判。这个结果，倒是用得上毛泽东的那句话：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了过来。

燕铭同志去世后得到彻底平反，但他多年的遭遇却令人沉思。在曲折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燕铭同志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科学工作的党内干部，心理可能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自觉遵循中央高层的决策，“紧跟”最高领导人的部署；另一方面，他们心底又有许多困惑、许多痛苦。良知使得他们把知识分子当成朋友，“指示”又迫使他们不能不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政策“宽松”时，他们尽其所能缓和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尽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政策收紧时，他们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哪一天自己的一切努力又将被政治运动吞没。造成他以及许多类似于他那样的个人遭遇，是我们党的历史悲剧。几十年里，在文化方针路线方面、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我们党有太多的深刻教训。

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观念和政策发生了大问题，可以说是走向了严重的误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应该如何确定?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这个决定还特别指出，高级职员，如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把他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无疑应代表中央高层集体的共识。

然而，50年代初，党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叫“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政策蕴含的前提，就是认为知识分子还没有确立工人阶级立场，思想上还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要通过“改造”来转变立场。既然没有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知识分子是否还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呢?问题又变得模糊和暖昧了。事实上，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三反”、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集团和内部肃反等等，几乎无一不是把知识分子当做对象，很难说把他们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初，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明确肯定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次会议，我参与了一些筹备工作。会后，中央做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根据周恩来报告的意思，也肯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指示稿的起草，我也参与了。

这年九月党的八大召开。八大当然开得很成功，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集中力量，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八大却没有采纳周恩来报告和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论断，还是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二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出身工农家庭，世界观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划在一起，确定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断定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是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毛泽东的这个观点，被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成了党关于知识分子属性问题的“法定”结论。

60年代初，实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治和社会关系也进行了调整。1962年3月召开有名的广州会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陈毅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桂冠。我参加了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讲话前，专门约集聂帅、陶铸、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和我等人座谈，讨论这个问题。我记得总理还问我：于光远，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我也表示赞成。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的报告经过了中央政治局讨论，是中央做出的正式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对毛泽东和八大二次会议结论的重大修改。

然而，党内对周恩来做出的这个论断有分歧，有些人不赞成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这个判定。陈伯达非常不满，向主席告状。毛泽东尤其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几个月后，在北戴河开会，讲到摘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实际上否定了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人大会议的结论。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再度紧张，周恩来等人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北戴河会议再次强调阶级斗争，随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接踵而至，批昆剧《李慧娘》，批“有鬼无害”论，批“合二而一”，批孙冶方的经济思想，批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直到批《海瑞罢官》；认为有一条文艺“黑线”，建国十七年来“一直专我们的政”；教育领域，则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统治了我们的学校”。燕铭同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横遭批判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陷于灭顶之灾，被侮辱成“臭老九”，排列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

回顾从建国到“文革”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从来是“灰头土脸”。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他们阶级属性判定上的严重错误，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皮毛论”，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毛”，它只能依附于某个阶级的“皮”，依附和依赖于统治阶级而生存。今天来总结历史的教训，我觉得，认识知识分子问题，必须突破“皮毛论”这个框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独立的社会主体，而且是代表社会最为先进的力量，也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中坚。任何社会、任何政党、任何政府，如果不是依靠(绝非仅仅是“团结”)知识分子，而视知识分子为敌人、为“异己”，那只能是对历史的反动，其结果只会被前进的人类社会所抛弃。

《我的父亲齐燕铭》就要出版了。它的出版，对读者了解燕铭同志的生平、业绩、思想和人格，无疑会有所帮助。前些年，他的女儿齐翔延告诉我编这本书的事，我答应作序。今年是燕铭同志去世三十周年，现在书稿即将付梓，我写下这些话，既是兑现我的“承诺”，更是表达我对他的纪念。

2008年5月

(根据于光远口述韩钢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