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从破冰到建交
中美打破坚冰，如果说源于1970年毛泽东邀请斯诺访华，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历时8年多;如果以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计，则历时7年多。这之间，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从基辛格、尼克松到卡特，两国领导人为解决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消除彼此文化与政治上的陈见与隔阂，恢复彼此尊重、彼此不敌对的正常关系，可谓呕心沥血。
中美从打破坚冰到正式建交，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的伟大意义，正被全世界越来越深刻地读解与认识——它其实是冷战思维彻底终结的开端，它不仅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在互为尊重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对话，和平共处；而且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在互为理解的前提下，可以取长补短，彼此获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是中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所建立的这个彼此互相尊重的关系，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推动了全球经济流通，推动了各国文化的深入交流。我们这个世界由此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秩序，展现出一个崭新的面目。
从1979年1月1日至今，30年整。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的这个封面专题，试图通过对当事人的追访，通过当年所经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入展示出30年前这段伟大但又充满艰辛的真实历史。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当年中方与美方许多当事人不遗余力的支持与帮助。在这期封面专题中，我们分别采访了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前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前驻英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前驻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龙彬，前驻英大使、外交部首任驻港特派员马毓真，前驻葡萄牙大使过家鼎，前驻瑞士大使、驻欧盟兼比利时大使丁原洪，前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前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前驻联合国参赞吴妙发，前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徐熹，及曾任尼克松首席翻译的傅立民。他们帮助我们重现了那段历史许多感人的细节，实现了对历史的再叙述。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美两艘大船，在那样一种世界格局中，各自转了一个180度大弯之来之不易。在此，也感谢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汤铭新大使为本次采访提供的无私帮助。
我们感谢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卡特总统、基辛格国务卿为我们开创了这个今天已经被改变的世界格局，这种格局，未来必将更加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命运。
基辛格的“波罗行动”
李菁
尼克松与基辛格将秘密访华之旅的代号定为“波罗行动”，意指此行像700年前的探险家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神秘的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与那位冒险家相比，美国人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横亘于彼此间遥远的地理距离，而是如何跨越隔绝几十载形成的那道巨大的精神鸿沟。
神秘来客
凌晨4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查克拉拉机场，仍笼罩在夜色中。机场军用区里，停放着一架有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707飞机，不可能有人注意到，几双眼睛正透过飞机舷窗的窗帘缝，紧张而警惕地观察着机外的变化。
几分钟后，两辆黑色军车悄然驶来，一个又瘦又高的人先从第一辆车出来，唐龙彬认出他是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长（即外交部长）苏尔坦·汗。一个又矮又胖的人紧随其后下了车，唐龙彬紧紧盯着那人：低着头，大脑袋上顶着个大沿帽，“尽管是早晨，他还戴着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黑西装，领子也竖起来，黑领带，黑皮鞋，整个都是黑”。唐龙彬现在这样回忆，当黑衣人转身朝飞机方向走来的时候，他一眼就认出，这便是等待已久的“客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而基辛格几天前乘坐的那架美国专机，正停放在不远处的民航区里，似乎有意无意地遮住了那架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
后来曾出任驻瑞典大使的唐龙彬，当时的身份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与他同机的3个人分别是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英文翻译唐闻生。他们是外交部秘密派往巴基斯坦接基辛格到北京的特别小组。“我们是那天早上不到4点从中国使馆出发的，专车直接开到了机场，我们先上的专机，在上面看。”唐龙彬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对我回忆，当时机上还有一位中方工作人员——民航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长徐柏龄，他是专门派来的领航员。
苏尔坦·汗跟随基辛格等人登上飞机，彼此简单介绍后，双方互相握手。36年后，已是满头白发的唐龙彬仍清楚记得基辛格握过来的手“又粗又有力气”。苏尔坦·汗告辞而去，当飞机关闭舱门开始滑行时，唐龙彬下意识地抬腕看了下表：凌晨4点30分，跟原计划一模一样。而历史则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71年7月9日。
美方工作人员一共有6位：基辛格和3位助手以及2名特工。虽然是7月盛夏，但双方穿得都比较正式。“基辛格和他的助手都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我和章文晋是黑色中山装，也是笔挺的——递交国书时才穿的，唐闻生、王海容穿着当时流行的‘列宁服’。彼此的反差很鲜明，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照、两大阵营对照的那种感觉”。唐龙彬说，当时跟随基辛格的2名特工显得尤为紧张，“他们各自拎着一个小文件箱，都带有锁链，一头锁在文件箱上，一头锁在他的手上，要抢走他那个包，除非把他手砍了”。唐龙彬说他后来读基辛格自传时才知道，那两位随行特工是在登机前1小时才知道这次秘密访问的任务。他们当时一路紧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
唐龙彬还记得双方的表情也都有些僵硬，虽然出发前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特地嘱咐平时不爱说话的章文晋要主动些，“你是主人，不要让从没来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但是初见之下，双方似乎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破这局面。
唐龙彬回忆，正在大家都觉得稍有尴尬之际，稍显老道的基辛格突然开腔：“我很高兴见到南希·唐。”见大家有些纳闷，出生于纽约的唐闻生赶忙解释，南希是她的英文名字——双方对彼此人员情况的掌握心照不宣。基辛格接着跟唐闻生打趣说，根据美国宪法，她可以竞选总统，而他没有资格，因为他出生在德国。“这么一下就把话题打开了，气氛也轻松了”，章文晋马上代表周恩来总理表达欢迎之意。
“这时徐柏龄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飞稳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架专机的中间是空的，“事先我们就已经提醒机组，给我们放上长桌子，我们4个人坐一排，他们6个人坐一排，面对面，摆开了一个飞机上会谈的架式”。
唐龙彬记得，基辛格似乎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更感兴趣，“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基辛格还半开玩笑地对中方人员说，这次你们的领导人会不会还批评我们美国是帝国主义，“后来双方谈笑风生，而且说话里带笑”。之前章文晋还交代唐闻生，装作自己听不懂英文，所以起初都是唐闻生做翻译，后来为了节省时间，章文晋索性直接说了英文。
交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双方分开休息。尽管时间很短，唐龙彬的直觉是“基辛格对第一次见到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官还是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渐渐放松下来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唐龙彬记得，当飞机越过雪山进入中国境内，站在前舱的温斯顿·洛德曾颇为自豪地宣称：“我是22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官员！”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后，机门一开，第一个迈出去的基辛格又不无得意地回敬了洛德：“我是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官员！”
特殊使命
对唐龙彬而言，仅仅不久前，才刚刚得知自己要去执行这样一次特殊任务，而这个任务来得非常突然。
“（1971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22点钟左右，韩叙（礼宾司代理司长）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让我马上赶到外交部。见面后他告诉我：‘我刚从姬鹏飞外交部长办公室出来，现在正式通知你，明天去国宾馆，接受新任务——要接待一个最高级的美国官员的秘密访问。’韩叙特别强调，这个事情绝对保密，礼宾司全体人员只有他和我知道，即使对家里人也不要透露半点消息。参加外交工作也十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往每次出差，唐龙彬总会给爱人留个电话或地址，而这一次，他只告诉爱人要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万一有事，就去找韩叙，只有韩叙知道他的去处。
第二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唐龙彬终于知道了自己要执行的特殊任务是什么。“章文晋给我详细看了中美之间这一期间秘密来往的一些文件，还有从秘密途径搞到的基辛格的一些新闻片，我才知道我要接待的是来自美帝国主义的第二把手、尼克松的智囊人物基辛格。”对于要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原因，唐龙彬还记得当时听到的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不能用两个拳头打（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应该学会利用它们的矛盾。之前唐龙彬接待的美国人大都是一些旅游者或左派人士，“真正的帝国主义分子”还没有真正面对过，“所以先是感觉紧张，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接待他们”。
虽然以往也执行过很多次比较特殊的外事任务，但这一次还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唐龙彬对我回忆：“每次领导布置工作，不能用笔写，只能凭脑子记，怕丢失了泄密。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脑子还顶用吧，都靠强记。”唐龙彬说，这应该感谢在礼宾司十几年的锻炼，“那时候交通、通信都有限的，我们脑子里首长秘书的电话记了一大堆，随时拿起电话，给首长秘书打电话，都不用拿本子”。
几天后，周恩来总理出现在钓鱼台，对即将被派往巴基斯坦的4位小组成员进行了类似于动员的讲话。周恩来对大家说，这次是人家希望来跟我们改善关系，我们要欢迎，关于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他用了4个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周恩来再一次向小组成员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
唐龙彬说，基辛格的住处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总理带着我及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她是搞内务工作的，一起选了五号楼。因为钓鱼台朝北，五号楼比较偏僻，我们把北门封锁了，只提供给工作人员用。四号楼留给周总理临时开会、听取汇报用，六号楼让它空着，那里出口处有个小桥，我们安排两个便衣警卫，防止外面的人进来”。
“总理指示一切要按照有利于中美高级会晤的友好气氛来考虑，不该摆的不要摆，该撤的要撤，该提高气氛的要提高气氛。”而此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都遍布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的标语，钓鱼台也不能幸免。“我们看了一下五号楼的房子，里面到处都是红卫兵高举刀枪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宣传画。周总理当时并没有直接挑明该怎么做，但想到他‘不强加于人’的指示，大家心领神会地把那些宣传画拿掉，挂上了齐白石、徐悲鸿的画，或者摆放些瓷器。知道美国人喜欢喝酒，在会客室还特地摆了一个酒台，“美国酒XO啊都有，茅台酒更不用说”。
令现在的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想在钓鱼台里摆放点鲜花“制造友好气氛”，都成了一件难事。“那时候的钓鱼台真是很惨，原来院子里的园林很漂亮，但‘文革’后把那些花草都拔了，成了一片荒地。后来住了部队，全种上粮食了。”唐龙彬回忆，他们当时还联系到一些公园想买些花回来，但偌大的北京竟连几盆好花都找不到，“最后是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中山公园一个老园工，他退休后住在北京近郊区一个四合院里，自己养了一些好花。这样总算弄了几十盆花放在五号楼前面”。
秘密之旅
7月8日上午，天刚蒙蒙亮，按原定计划，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与唐龙彬便从钓鱼台出发赶往南苑机场，“没有任何人送我们，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就上飞机了”。
从北京到伊斯兰堡，要飞4个半小时，“我想休息一下，养足精神，一到巴基斯坦就要战斗了啊，但是怎么也睡不着”。想起总理之前的交代，唐龙彬反复琢磨在言行举止上怎么才能“不卑不亢”。他又想起周总理的另一番话：“与其说我们有求于他，不如说他们有求于我们，是他们先提出了访问。”于是感觉“总理的话也给我们壮了胆”。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到机场将工作小组接到宾馆。那时候，巴基斯坦刚刚将首都迁至伊斯兰堡，“我们坐的车都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所以我都没机会看他们的新首都是什么样子”。大家一头扎进使馆，闭门不出，甚至连到院内散步都取消了。唐龙彬说，中国使馆的院子比较大，附近又有高楼，就怕有人偷拍泄密。
当天晚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他的总统私人住宅，为中方人员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席间叶海亚·汗显得非常兴奋，觉得自己能为中美两个大国充当信使，非常荣幸。
也是出于保密考虑，巴基斯坦方面参加晚宴的人极少，除了叶海亚外，还有第一副总长和一个年轻的海军上尉军官，“一会叶海亚找他咬个耳朵，一会他进来给叶海亚咬个耳朵，他的身份有点像我们总理的贴身秘书”。有趣的是，17年后，唐龙彬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递交国书出来时，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一眼认出了正是晚宴当天的那位年轻军官，他被任命为巴基斯坦驻瑞典大使，“因为基辛格来访的事非常神秘，所以每个场景都印象特别深，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
中美双方为这次秘密之旅所做的精心准备和策划，一直是后来各种史料颇多着墨之处。公允地讲，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大力协助，举世震惊的秘访可能不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当时美国想找一个可靠的渠道与中国传递信息，他们觉得跟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是合适的‘人选’。”冀朝铸在接受采访时对我回忆，当时他参与翻译的很多机密文件都是通过巴基斯坦方面传到美国去的。在基辛格来访前不久，叶海亚还专门来华谈及此事，他和唐闻生在这些绝密场合担任翻译。
“出于保密考虑，我们的出国护照、签证、黄皮书、海关过夜等手续全部都不能办，于是叶海亚·汗提出他有好几架专机，可以把其中一架进行改装——不是内部改装，而是外表重新涂漆，涂成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为了摆放那张会谈的长桌，飞机里面还拆了几排座椅。此外，在基辛格到达的一个星期前，中国民航方面派徐柏龄带两个助手，先乘飞机到巴基斯坦，作为领航员，将巴方飞机带到北京试航了一次。巴基斯坦方面也要求他们的飞行员，只负责飞行任务，不要到后舱了解搭飞机的是什么人。所以整个飞行下来，唐龙彬一个巴方机组人员都没碰到过。
当时上演了一幕日后被载入外交史的精彩政治剧。按事先写好的“剧本”，基辛格在招待晚宴上突然表现出肚疼难忍的样子——巴基斯坦当时正流行痢疾，叶海亚马上高声宣布，因为伊斯兰堡太热，基辛格应该到靠近群山的总统别墅休养。基辛格作迟疑状，叶海亚则言辞恳切地坚持。一位毫不知情的美国特工就立即前去驻地了解情况，半夜零点左右，这位特工打电话回来，告知勘察的结果是不宜居住。基辛格只好让巴方人员把这位忠于职守的特工扣留在那儿，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这位倒霉的特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7月9日早上8点，一列国宾车队经过巴基斯坦首都的几个主要街道，朝北部山区开去，车队主车上挂着巴美两国国旗，关注基辛格病情的记者都以为他真的去休养了，殊不知此时的基辛格已离北京的上空越来越近。
“保密”，是美国人单方面的要求，现在看，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当时美国国务院内任何主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的人都要被清算，因为这段历史，所以很多国务院的官员比较保守，不愿意冒险。这也是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的白宫力量决定绕开国务院秘密同中国联系的原因。”若干年后，尼克松的首席翻译、克林顿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W.Freeman）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对我分析。虽然整个被蒙在鼓里的国务院事后对白宫颇为不满，但当时隶属于国务院的傅立民对尼克松的决定还是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没有人知道基辛格访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公开的话，尼克松面临的政治风险非常大——美国领导人要去访问一个它并不承认的国家，这实在太反常了，不光国务院反对，按以往的经验，蒋介石也有可能想办法阻挠。要是访华失败，政治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保密有道理。”傅立民说。
而中国方面起初对美方的这一要求并不赞成甚至反感。基辛格敏感地注意到，从在飞机上一遇到中国人开始，他就要被问及美国人为什么要保密，“是不是我们承认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感到可耻呢？”
“开始总理和主席都认为，要来你就公开来嘛，躲躲闪闪干什么。通过几次交涉后，我们也理解他们了，而且许诺，双方都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保证访问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秘密访问对美国更有利，回旋余地大。谈得成，照样可以提高尼克松的政治地位；谈不成，残局也好收场。”唐龙彬回忆。
不难理解的是，在政治生活高度透明的美国，“保密”的操作难度更大一些。参与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助手之一温斯特·洛德后来出任驻华大使，与唐龙彬渐渐相熟，也经常单独请唐龙彬夫妇去他的大使馆官邸吃饭。有一次洛德告诉唐龙彬：自从到白宫工作后，出差无数次，每次出差，别人可以不讲，夫人是必须要告诉的，也随时保持电话联系。但基辛格事先交代：这次任务保密第一，对谁都不能泄露半点机密。洛德的夫人是华裔作家包柏漪，出生于上海。洛德很想告诉妻子这一次要到她的祖国去了，可又不能说。结果洛德想了一个办法——临行前一天晚上，他久久地站在自家朝东的那扇窗子前，想给妻子点暗示。不过“破译”这样的身体语言密码难度实在太大了，唐龙彬说，包柏漪后来告诉他，她当时直犯嘀咕，也不好多问什么。直到基辛格之行公开后，她才恍然大悟。
轻剑与大锤
“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照例在报眼位置刊登了一则“毛主席语录”。不过当时的中国人，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一细微变化。
其实这条语录出现前，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头版新闻和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台上，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斯诺也在受邀出席的嘉宾之列。“当时我也在城楼，我们感到突然的是，总理有意安排斯诺站在毛主席后面，给他提供一个和主席交谈的机会。”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说他当时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按照礼宾规格，斯诺不能站在主席旁边，还有西哈努克等几个身份更高的国际友人。”
为斯诺做翻译的冀朝铸在接受采访时对我回忆：“其实他们也没有谈什么特别的内容，就是互相寒暄了一下，然后就一起观看游行。”而毛泽东则直言，这是放个试探气球，以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然而，“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的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基辛格后来在回忆里自嘲地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基辛格才领悟，“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因为这个信号并没有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18日早上5点，毛泽东突然决定接见斯诺。这次长达5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晚年最长的一次。于是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几段著名的讲话：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们又没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现在看来，斯诺并不是一位合适的人选，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他是左派，倾向于共产党。”38年后，当年的亲历者冀朝铸这样认为。
其实在中国国内，即便被革命斗争训练得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老百姓们也难解其中深意。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后来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全国的每个党支部。后来成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资中筠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70年的一天，正在河南某干校劳动的资中筠突然被叫去开会，听关于毛泽东接见斯诺讲话的传达，“整个内容给我们念下来，斯诺说什么，毛主席说什么，一直把这个谈话传达到大队支部，传达到最底层”。可是那时的资中筠注意到的是那个信息：毛泽东告诉斯诺，“四个伟大”（指林彪对毛泽东的称呼——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那时候我们的脑子整天看谁出问题了，所以我们注意了那个‘讨嫌’，隐隐觉得林彪是不是要出事，根本就没想到传的是（中美解冻）这个信号。”
讲话传达后不久，很多涉外单位有外事工作经验的人都从干校陆陆续续调回北京，其中就包括唐龙彬和资中筠。当时以为自己会一辈子扎根于农村的资中筠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她就被调回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小组，更没想到，她后来会成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实际上，也并不是中国在单方面释放和缓的信息。虽然未领会到中国领导人的意图，但尼克松几乎在相同时间也向中国传达了示好信号。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尼克松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还必须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相对于中国的表达方式，美国人的方式显得直接又热烈。
几个月后，尼克松在接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提到中国，他第一次用了“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用这个称呼。后来基辛格不无调侃地说：“如果说毛拿的是一把轻剑，尼克松却举着个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号。”
暗流涌动
“中国跟美国虽然有22年没有来往，但始终还是有渠道的，先在布拉格，后来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没有中断，虽然中间也换了好多任大使，一共谈了136次。”前中国驻比利时兼欧盟大使丁原洪当时任外交部美大处处长，参与中美之间多次核心谈判的他也是中美关系的见证者。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从1955年到1970年，中美一直陆陆续续地在谈。”前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过家鼎在接受采访时也回忆，他曾经在中美多次秘密会谈中担任英文速记员角色，因为双方立场彼此相差太大，“15年的谈判只达成一个平民遣返协议”，而这个协议最大的“成果”，应该是钱学森的回国。
中美双方商定好的第137次会谈因为一个遥远的小国而中止——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一个月后，支持政变者的美国从越南派兵入侵柬埔寨。中方宣布中止华沙谈判。不久，毛泽东发表“5·20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并在次日与西哈努克一道出席了上百万人参加的“首都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此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成为最新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尼克松获悉后不免对改善中美关系感到绝望，而冷静的基辛格当时就提醒他：中方基本是在重复过去的革命言辞，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果然，几个月后，中国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关押了12年的美国天主教詹姆斯·华理柱主教。不久，“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借助于叶海亚·汗的巴基斯坦渠道和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渠道已经开始颇有成效而不为人知地工作起来。
虽然没有直接的沟通，但当时双方心有默契地你来我往，很快就有了一个重大的结果——乒乓球外交事件。美国乒乓球队意外地得到中国的访问邀请，又很高规格地在人民大会堂得到周恩来的接见。
前驻英大使、外交部首任驻港特派员马毓真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工作，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得知美国代表队要来，出于职业敏感，他马上与处里的一位同事一起打一份报告，提出邀请美国记者随代表团一起来采访，“考虑到这么重要的事情，得在世界上、在美国有影响才行”。马毓真没想到，几天后就得到了周恩来同意的批复。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开始陆陆续续接到美国新闻界的采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都没来过啊，也不能太多，最后决定批一个电视组、一个文字记者、一个通讯社”。于是NBC、ABC、CBS电视台，《纽约时报》，美联社最终成了幸运的入选者，而《纽约时报》派来的记者德里早在重庆时就采访过周总理。在马毓真看来，这一次也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新闻接待预演，而尼克松访华的大新闻，就是他陪同新闻司司长陈楚一同宣布的。后来很多美国记者在回忆文章里都提到了一个个子不高、总是充满笑容的友善的马先生。
也是在1971年，马毓真所在的新闻司接到总理指示，要求给他安排见美国的大记者——马毓真后来悟出这是总理在为中美关系的突破做舆论准备。“我们陆续报总理批准，请来了几个大人物”，第一位被邀请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
“那时候来北京还是很难的，美国人如果要到中国来，得通过加拿大大使馆才能拿到签证。也没有直飞北京的飞机，只能在香港降落，从罗湖口岸入境。”新闻司对莱斯顿的来访格外重视，“我们派了一个副处长去接他，还带了个翻译”。可就在此时，马毓真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莱斯顿到北京的日子要推后。
莱斯顿是7月8日到的广州，接到通知后，马毓真马上告诉在广州的同事，让莱斯顿先在广州多待几天，“别急着飞北京，拖，拖到10号再坐火车”。莱斯顿表示抗议，要求立即飞赴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并不知情的中方人员也只能尽职地拖住莱斯顿。
莱斯顿到北京的第二天，新闻司司长陈楚让马毓真跟他一起到国际俱乐部，邀请莱斯顿吃饭，“陈楚参加了基辛格的秘密接待，总理就指示他告诉莱斯顿，基辛格访华、中美之间决定尼克松访华。总理请他来就是要告诉他这个爆炸性的大消息的，给他个大礼物”。时至今日，马毓真在接受采访时还清楚地记得莱斯顿的表情：“他当时就愣在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晚上莱斯顿连夜就写消息，那时候中国的通讯条件很落后，由翻译带他坐车到西单电报大楼，一直到凌晨1点才打出来交给报务员。
不知是否因为近在咫尺却错过消息而懊恼，回来没多久，莱斯顿把已经睡着了的翻译叫醒，告知自己肚子疼、发高烧。原来莱斯顿急性阑尾炎发作，中方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尼克松访华后又改为首都医院）做了手术。莱斯顿后来在回忆里说：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既震动了他，也震动了阑尾。
过家鼎大使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在外交部有一个专门小组主导与美国的秘密商谈，属于绝密级，“我、冀朝铸和唐闻生是前方小组的成员，收电报、发电报直接给总理，领导人写好的中文我们马上翻译成英文发过去；后方由黄华、乔冠华、章文晋‘坐镇’，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基辛格来华之事，就是在一次又一次通过第三方的往来电文中一步一步落实的，“不过这些电文都没有谈具体方式”。
棋逢对手
1971年7月9日12点15分，飞机准时降落在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叙等已早早等候在此。当时站在叶帅旁边为他做翻译的冀朝铸现在回忆当时依然很激动。9岁到美国、21岁才回国的冀朝铸被周恩来称为“洋娃娃”，“上次见到美国人还是在朝鲜战场的美军战俘。”38年后，冀朝铸乐呵呵地说。说起来，他要接待的基辛格是他的哈佛校友。
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基辛格，没有仪式，简单的寒暄过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冀朝铸还记得车窗都用黑帘子遮上，外边人根本不可能看到里面坐的人。
美国人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给他们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再下来吃饭，才五六分钟，他们6个人就下楼了，下楼以后推开门到五号楼外面的院子散步，实际上借散步商量问题，不敢在房间里，怕我们窃听。偶尔在房间里说话也把收音机开得很响，非常警惕。我们当时观察这6个人，都是递眼神小声交换意见，还不时往东看看，往西看看，看着很警觉的样子。”唐龙彬回忆。从事礼宾工作的唐龙彬还特别注意到，素来爱喝酒的基辛格对酒台里摆放的茅台酒毫不动心，“当天晚上周总理在大会堂宴请他，也用茅台酒，他只是象征性抿了一口”。基辛格也很少外出，即便外出，车也是通过地下通道进出，还要把车内的帘子拉得严严实实的。
午宴是叶剑英出面招待的。唐龙彬说，基辛格在赴宴前才发现，离开巴基斯坦时走得太匆忙，把衬衫忘在了伊斯兰堡，情急之下，他只好求助于霍尔德里奇，向他借几件白衬衫。出身于西点军校的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比他小很多的基辛格穿起来很不合身。
下午16点，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约定的会面时间。当冀朝铸去通知基辛格，周总理马上过来见他时，冀朝铸回忆，他注意到基辛格“又紧张又兴奋”，“因为他没有想到总理会到他的宾馆来，而不是他去见总理”。按照指示，冀朝铸让基辛格先坐下来等一下。一会儿，电话来了，告知总理马上就要过来，基辛格赶紧站到门口等候，“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基辛格后来说，“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当时我听到总理说‘欢迎您’。基辛格下面的3个助手，马上跟上了，一一给总理介绍。”唐龙彬回忆。以周总理工作的细致，他事先早对这四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此，他也毫不避讳。站在基辛格旁边的是霍尔德里奇，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下一个是斯迈泽，“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轮到洛德，周恩来说：“你的中文应该学得不错，你的上海夫人一定教你不少中文。我知道她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洛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进入会议室，“我们看他们入座，一入座以后，洛德马上从他的位置上站起来，从警卫递给他的文件包里面拿出了一大堆文件，都是有文件夹的，大概有七八寸厚。基辛格当时没有马上翻看，他两眼朝总理瞄瞄，看没有人给总理递什么东西，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讲话稿，只有一张钓鱼台的便条，上面大概有几行字，他马上抢着先说：‘这些都是我秘书给我准备的，不好意思。’”。
中方人员耐心地听着基辛格照本宣科地读完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后，周恩来显得泰然自若地说：“我们可以随便交换意见，何必照本子念呢？”基辛格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马上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一样，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基辛格发言时每一句都严格按准备好的发言稿宣读，他的英语有很浓的德国口音，带着学究气和哲学味，句子又长，记录和翻译他的发言，难度不小。”过家鼎回忆。当时为会谈做口译的是冀朝铸和唐闻生，“我负责笔译和英文记录”，英文速记速度甚至超过美国人的过家鼎，把基辛格的发言一字不差地记下来，然后译成中文。
“为了保持会谈的机密性，我们不能用录音机，全凭耳听手记。”1小时的发言，用英文速记下来，起码要花4小时才能整理出来。每天晚上，翻译人员都要把白天会谈的内容写成详细简报，第一时间送给高层领导。过家鼎回忆，那几天晚上几乎是彻底不眠。如今这些珍贵的记录全文都存于国家档案中。
基辛格与周恩来一共会谈了6次，其间双方你来我往的谈判斗争，都已经被历史详尽记录下来。而它达成的最大的一个成果，是双方商定了基辛格此次访华和尼克松即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在那份日后震惊全世界的公告上，有这样的话：“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获悉’（Itislearnt）一词是无人称的动词，没有主语，这一外交礼仪上的措辞，是煞费苦心的，也是没有先例的。”过家鼎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论。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仅仅48个小时，而同周总理的会谈就持续了17个小时。
“最后一次（会谈）是11日上午8点半开始谈，原定10点半，两个小时全部结束，到了10点半还没有结束，我就有点着急了。”负责礼宾的唐龙彬记得很清楚：“预计生病”的基辛格一定要卡准时间，48小时之后必须出现在巴基斯坦。“大概11点钟，突然记录员先推开门，我马上就进去了，看到基辛格和总理都满脸笑容，而且基辛格走到长桌尽头的地方，等着总理从另一头过来汇合，然后并排和总理走出，满脸笑容，一直陪总理到五号楼大门门口。”尤其特别的是，警卫员还来不及过去，基辛格就直接走上前为总理拉开红旗车门，不仅如此，他还很体贴地把手遮在车门顶上以免总理撞上。站在总理身后的冀朝铸冲着唐龙彬点了点头，“我心里一下子也明白了，意思是达成协议了”。
基辛格满面笑容地看着周恩来的车离开后，立即叫上助手们和两个特工，一起到院子里散步，“又说又笑说话声音很响，甚至还高兴地哼起小调来”。之前那两位如临大敌的特工，此时也完全放松下来，“文件箱他都不拿了，就放在房间里，跟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天中午，也是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在钓鱼台吃的，“没等叶帅提议，基辛格自己先干了一杯”。唐龙彬笑着回忆，他后来还向服务员了解到，回到房间后，基辛格在酒台旁边自己又喝了一杯，“这是他们第一次中午喝酒”。
美国人离开之前，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小插曲。唐龙彬说，那天服务员在一位成员房间的垃圾桶里发现了10美元，“我们的服务员都是科长级别以上的，政治觉悟很高”，捡到钱后，服务员立即向中方工作组汇报。大家讨论分析后，认为这是美国人在用这种方式试探中国人是否收小费，“我们决定，这件小事就不要惊动总理了，最后把钱放到他们的办公桌上”。■
1972：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李菁
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
——周恩来
“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
“跨过太平洋的握手”
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尼克松就远远地朝周恩来伸过双手——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38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冀朝铸说，此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然后，冀朝铸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那紧紧的握手，的确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广为人知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那一幕。“当时要谈一个全球和平的条约，当时各个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互相握手、认识，都很友好，看到杜勒斯过来，总理理所当然就走过去，伸出手，杜勒斯看到就走了。当时为总理做翻译的是浦寿昌，我也在场。”冀朝铸说。此事给中美关系投下的巨大阴影，尼克松显然心知肚明。“尼克松就是要向全世界表示，这次握手不是中国主动的，是美国主动的，洗刷了对总理的侮辱。”冀朝柱说。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奇怪的是，在中方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小块空白。冀朝铸说，他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而若干年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铸又“回”到了总理身旁。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的老人特地带我到他的书房，看那张被挂在显眼位置的照片，并叮嘱我，一定要澄清此事。冀朝铸并没有详细解释个中原委，这个小插曲似乎也是那个时期国内复杂政治斗争的微妙体现吧。
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也许怕失礼，尼克松女儿朱莉曾透露，飞机上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肯定的，尼克松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下舷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尼克松的飞机是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停留。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又成了迎接美国人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不过这一次又增加了3位成员：乔冠华、章含之和一位警卫员。“我们7人小组从北京出发，2月20日下午到达上海。他们的飞机21点到达后，机门打开，我们7个人按礼宾顺序上去，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我”，最后是一位警卫员。从事礼宾工作的人特别注重外交场合上的身份，唐龙彬说，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亲自到上海迎接，也是破例的，“显示我们对其重视程度”的同时，其实也是“摸摸底”。
来华前不久，尼克松的专机刚从“空军一号”改成“76年精神号”，据说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因为已经有了两次接待基辛格的经历，那时候，唐龙彬说他已经不紧张了。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他们带着我们从头参观到尾：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人员会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奢侈，唐龙彬印象最深的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登上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天竺机场。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151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人群，对15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虽然两国没有建交，但我们还是铺了红地毯。”唐龙彬说，尼克松为了突出自己走在红地毯的形象，还特地嘱咐同机官员晚一点下飞机。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时光拉回到36年前，中美双方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上，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个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也不免感慨连连。
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那次访问中，便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地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时，“又拿《人民日报》，又拿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则由基辛格的副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左右，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7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回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提及这一段时，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美国已有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们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似乎还是靠“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游长城时，她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很“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e-Talkie，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意外的大礼
按照日程，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16时，是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随访的美国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苦等应来参加会谈的尼克松而未果。一向守时的尼克松的“迟到”曾引起种种猜疑。直到17点55分，“谜底”才揭晓——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向记者宣布：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举行了会谈。
在尼克松访华前，是否能与毛泽东会面，是美方一直急于确认之事。但是几个月前的林彪事件，让毛泽东的身体极度恶化，所以中方一直不能给予明确答复。2月21日下午，毛泽东让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王海容：要和尼克松谈一谈。“消息来的时候已是14时左右，尼克松等人已去驻地休息。按照日程安排，16点30分将有全体会谈，19点还有欢迎宴会，所以时间很紧张，总理也显得非常着急。”唐龙彬回忆。
时任外交部美大处处长的丁原洪却否认这是毛泽东的随意之举。“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所有领导人的会面时间都是提前安排好的，见毛主席的时间都不确定，即便其他领导人来，我们都是不确定的。他们当然知道会见毛泽东的，只是没想到他们刚下飞机，主席就要见他们，他们还以为先跟总理谈，再一层一层升级。”
美国人显然知道这个接见的分量——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5个月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4次。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正在钓鱼台陪同美国人的唐龙彬还记得那个急匆匆的气氛：“尼克松带上基辛格和洛德匆匆忙忙上车了，瞒过罗杰斯，瞒过手下所有官员，只带上两个随身警卫。”两个警卫是在前一两分钟知道的，很匆忙地出了门，唐龙彬赶紧招手让他们上了自己坐的车，将他们带到了中南海。跟随尼克松而来的大批美国记者当然毫不知情，不过总有幸运者，“《泰晤士报》和法新社的记者从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南海外面蹲点，15点多，看到一个车队疾驰而入，他们马上发了第一条新闻”。事后，美国记者非常气恼：美国总统的大新闻却不是美国人先发的。
周恩来又马上赶到中南海，亲自安排见面时的细节，这一次又让唐龙彬对总理的细致周到有了深刻认识：“总理提前几分钟到会场布置，连主席吐痰的痰盂放哪边他都非常在意。他非常了解主席的习惯。”
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握着尼克松的手达1分钟之久，这次会见的详情已经被各种史料完整而详尽地记载下来。冀朝铸并没有参与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谈，是唐闻生做的翻译。“我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时，我一张口吓了主席一跳，他说：‘嗓门这么大哟！’唐闻生是女同志，声音温柔，他就点名要唐闻生了。”冀朝铸笑着回忆。唐闻生是冀朝铸从北外挑选出来的“徒弟”，唐家与冀家也是世交，“我的爸爸（冀贡泉）与她的爸爸（唐明照）一起在美国办了张报纸（《美洲华侨日报》），我大哥（冀朝鼎）与她大哥也很熟”。这对师徒又有趣地成为中美解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冀朝铸回忆，毛泽东去世前的3次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都是由他翻译的。那时候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冀朝铸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错过了毛泽东在晚年时间最长的一次接见。老人家显然谈兴很浓，原本15分钟的会谈一直持续了1小时。周恩来3次抬手看表——这对一向注重礼数的周恩来来说，显然是有意为之。尼克松告辞出来时，一直等候在外的唐龙彬注意到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和美国人告别。或许这也是这位老人为中国留下的最后一笔政治遗产。
被拒绝的总统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由周恩来出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唐龙彬说，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总理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冀朝铸回忆，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专门挑选了几首歌曲，也让我参加挑选”。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果然，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
但是当天晚上的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麻烦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ChasW.Freeman）拒绝上台翻译他的致辞。
30多年的时光已将当时年仅28岁的外交官傅立民变成身材臃肿的六旬老人。2008年12月18日上午，来北京参加关于中美关系一个研究会的傅立民，在国际饭店接受了我的采访，那个小插曲也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起草的文章、备忘录等，但是“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霍尔德里奇）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更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毛泽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毛主席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一句毛主席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句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还是在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翻译。
无奈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是毛主席的哪一首诗词里的。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上他很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了我一支烟来安慰我。”傅立民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和“妻管严”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很像英国烟味道的香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事隔多年回想，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外，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
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的。”傅立民幽默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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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工作的马毓真刚刚在美国乒乓球球队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闻预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访华记者团则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实战”是什么样子的。“黑格带人来打前站时，（新闻司）陈楚司长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谈新闻安排。”马毓真回忆，中美两国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中国也不了解，一上来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访华记者大名单，“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记者，我们的底牌也就是三四十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美国记者素来以尖酸刻薄、挖负面新闻而著称，对此，中方人员自然心存忌惮。时隔多年回忆，马毓真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嫌他人多，还是因为我们在接待上有很多具体困难。”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两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也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他们为了这个事来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说怎么也挡不住、怎么着也得来，200多人也算是最少数的了”。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非得客观不可。他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以前对中国的印象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气度让资中筠至今记忆犹新。
马毓真说，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100多人，一共180多人，由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
“房子怎么解决呢？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1972年1月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那时候中国只有上海牌轿车和天津出的一种透风的面包车，他们也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还有不到两个月，还要组织接待人员。“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原本属于友协的资中筠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组织的班子也快100人了。”马毓真回忆。
而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也是下午了，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3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的电视新闻采访给对付过去了。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你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国和世界记者们用——大家都不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由中国传出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在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难对付闻名的美国记者，这次到中国却似乎收敛了许多，“他们大概内部也有交代，比较守规矩，挑剔性的问题不多，也没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在龚澎手下工作几十年的马毓真形容自己是“龚司长亲自培养出来的”，“她教我怎么对人、怎么对事”，而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参与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后，马毓真又亲眼目睹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处事方式。曾任驻英大使、驻香港联络员的马毓真家里非常简朴，房间里最明显位置都摆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我们已故的中央领导里头，最重视新闻工作、最懂得新闻重要性的就是总理。”
被分配在接待记者小组的资中筠，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我主陪的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记者，都五六十岁了，当时比较有感触的是，她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女的，但是抢起镜头来毫不含糊。看见一个好镜头他们扛着摄影机就往上抢——那时候机器比现在重——各自占领制高点拍照。也没有什么女士优先之类的，女记者有时抢不过男的，就蹲到地上，连滚带爬的感觉。记得在杭州到一个桥底下，干冷的河水，他们就从桥底下过去了，抢镜头抢得特别厉害。”与此同时，那些美国安全人员也会很敬业地来驱赶他们，这一切，在那时的中国人眼里都是那么新鲜。
对于刚刚揭开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非常好奇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到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那时的北京市可是做了大准备的。”资中筠回忆，北京市好多街道都动员起来，只要居委会老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打扫卫生，那些小胡同“干净得不得了”。可以理解的是，外国记者访问的家庭其实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居委会派出所都去看过，踩好点”。那时候住房条件非常拥挤，家里人口多的，先挪出去几口，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有一位年纪已经不小的美国记者问资中筠：你们以前跟苏联老大哥关系那么好，后来跟苏联反目了，现在又跟美国来往了，那么以后会不会又反目？资中筠忘了自己是怎么按照“政治正确”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后来她才知道那位记者竟然是抗战时期就在中国采访的《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有一些人我们当时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么有名的记者，真是名记云集！”
为了下一次相聚
2月23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有一场会谈。周恩来总理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楼门口迎候。握手之后，周恩来准备脱掉呢子大衣，尼克松很自然地接了过去，为他脱掉大衣——当这个镜头传回美国国内时，也轰动一时。“美国政治家比较会利用这种场合”，当时在旁边的唐龙彬等中方工作人员也被感动了。
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并不正常的1972年，周恩来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为破解中美之间隔绝几十载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
2月23日晚，北京开始下雪，雪很大，天气预报说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让中方的接待人员很揪心。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的行程是去长城。虽然25日是机动的，“但那时《上海公报》分歧还很大，还要留一天讨论”，留给尼克松的只有24日了。此间，中方接待人员都知道，尼克松夫妇“最看重的是长城”，眼看着雪越来越大，唐龙彬和大家一样，焦急不安。
当天晚上的活动安排是周总理陪尼克松去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唐龙彬注意到，周总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神色如常，只是在21点半左右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地回来继续看演出。待表演结束，从首都体育馆出来时，唐龙彬透过车窗向外看，他惊奇地发现，沿途已经有或扛着锹或拿着扫帚的军人和老百姓在扫雪。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夫妇很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了，而路边堆着高高的雪堆。尼克松夫妇仍然按原计划向长城出发。那一天去长城的气氛格外热烈，尼克松告诉陪同的叶剑英，自己从此也是“好汉”了。美方许多工作人员爬到烽火台上照相，兴奋异常。唐龙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是出去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他听说这一天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60万到80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尼克松对中国发生的这一切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下面的官员说，在美国，他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动员出了那么多人的？”唐龙彬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不过为了制造“友好气氛”，当时也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中国方面为美国记者安排的采访之一，是参观西单菜市场。“我们已经约法三章，要自然，他们还是不听。结果那天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他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褂子。”
更有趣的是尼克松夫妇登长城那天，零下好几度的天气，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棋。“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回想这一幕，唐龙彬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下棋人”仍低头下棋，对总统夫妇驾到无动于衷。尼克松说了一句：“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情况报给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这是谁安排的？”后来在与尼克松会面时，他很坦率地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还有一个小插曲让大家险些出了一身冷汗。在杭州，罗杰斯坚持要看中美双方已达成的《上海公报》，结果他一挑挑出十几个“毛病”，坚持要修改，其实这也是罗杰斯借此发泄在对华关系中被尼克松绕开的不满。深谙此道的周恩来亲自到罗杰斯驻地去拜访他。“这种情况也许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一个国家的总理到另一个国家部长的房间去跟他谈”，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冀朝铸深深感慨总理的良苦用心。罗杰斯果然对中国总理的到来很意外，“他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其实周恩来并未同罗杰斯谈什么实质性问题，被给足面子的罗杰斯再未从中作梗。
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与夫人钱行，早在延安时期就与周恩来结识。这一次，周恩来亲自指定彭迪参加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接待。彭迪的“对手”是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彭迪回忆，“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对美国记者是否有审查，我答复，没有，除非有造谣和诽谤的行为”。另一方面，周恩来特别交代彭迪，要密切关注美国记者每天发的消息，“注意研究他们的舆情”。
在中美双方终于签好《上海公报》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周总理特地把彭迪叫去，当时只有总理一个人在。“他把最后签字的文件交给我，提醒我中美之间有时差，新华社发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绝对要和美国同时发表。”周总理还让彭迪参加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如果有什么情况，你马上告诉我”。彭迪说，因为基辛格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就是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宴会，他怕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不掌握，很被动。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总理告诉新闻组成员：和你们一起聚聚吧。大家看了场电影，难得地放松了一下。彭迪的夫人钱行告诉总理，一个美国记者在文章中说：尼克松来居然达成协议，美国做了让步，所以在外交战上，这个回合中国以21∶2（21分是乒乓球比赛的分制）战胜了美国。总理先是笑了一下，问是哪个记者，钱行一一回答。
第二天，彭迪夫妇和周恩来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飞机上，总理特地从前舱走过来，对彭迪等人说：“你们听着，千万不能按那篇报道的调子写，你们记着了吗？”他对负责新闻的工作组成员，一个一个地叮嘱。彭迪说，周总理知道尼克松是顶着极大压力来的，美国国内反对声音很强烈，如果中国国内报道也是这样的调子，那更会陷尼克松于不利，“总理的考虑真是太周到了！”
甚至送给美国人的小礼物也是由周总理过问的。唐龙彬说，中方为美方每个房间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要对亲友有个交代，“总理知道后，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10斤糖果”。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中方在每人面前摆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大熊猫了！”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们送你一些吧。”尼克松夫人不解地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两个月后，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定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成为尼克松带回去的又一件大礼，也成了中美两国友好的特殊纪念。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的是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唐龙彬回忆。但是中方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决定透露给美方，“那时候谈判还没开始，很多问题还没谈拢，我们也不能松口”，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谈妥了，总理在送别的宴会上，才开了口。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可谓不巧妙。唐龙彬回忆，帕特听说后，抑制不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头对丈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有一位记者可能被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还没等我们服务员过来扶他起来，他自己爬起来又往外跑。”唐龙彬微笑着说。那次他也再一次认识到了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
新中国这样重返联合国
王恺徐、菁菁
“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1971年10月26日，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从钓鱼台前往机场，过家鼎是送行人员之一，他回忆说，在汽车上，基辛格还对叶剑英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此后，就在从北京飞上海的途中基辛格知道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消息，在场的过家鼎记得，基辛格也就耸了耸肩膀，“也许是中国人在旁边，不便露出激动的样子。也许是他已经想明白了，正是美国与中国的来往，促使大批犹疑不定的国家投了赞成票”。
当年在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对1971年10月26日上午发生在联合国的事情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联合国表决时，不少非洲国家的代表都是他在坦桑尼亚大使馆任职时的熟人，“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当时美国报纸说，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跳了非洲舞，激怒了一批美国人。后来萨利姆对周南说，自己并没有跳舞，手舞足蹈是有的，周南说：“联合国很久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了，说明很多国家对中国能参与联合国事务都有期待。”
周南对我们解释中国能在当时进入联合国的原因：中国国力增强，是工农业大国，又有“两弹一星”上天，加上联合国在60年代内部局势变化很大。刚开始，多数国家在美国控制下，60年代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批非洲国家独立，而且加入了联合国，他们和中国互相支持。
当时外交部的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对我们分析：“两阿提案的背后也有我国的参与，这一提案肯定是与我们协商拟定的，它完全从我国的立场出发，对台湾方面的措辞很严厉，用到了‘驱逐’一词。”
吴建民也肯定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大背景是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吴建民说：“我们国家一直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过他们很多帮助，因此一直获得亚非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同时，还获得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
周南总结说：“关键是得道多助，我们当时就公开地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那票否决权不光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进入联合国，肯定能仗义执言。”也因为新中国的进入，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联合国，被称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年代。
急行军去联合国
周南当时在外交部欧美司国际组帮忙，他回忆，那时候乔冠华有时找他去写稿子，两人都喜欢喝茅台，然后谈苏东坡、辛稼轩，“我们有点私交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我们有些共同的爱好和兴趣”。
乔冠华对周南说起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那几天内的反应。毛主席是在1971年12月26日晚上起床后听说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的，非常高兴，在他住处，他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
当时周恩来说，今年也许不派代表团进联合国了，因为毫无准备，“不打无准备的仗”。周恩来提出来，今年可以先让熊向晖他们带一些人去了解情况。可是毛泽东说，那就不必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过电报了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没有准备不要紧，我讲过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嘛。所以，组团工作没两天就开始了，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周南就是当时被点名一起去的，而且要随黄华常驻联合国。
周南还记得，黄华工作很细致，也很负责，人也正派，但是“过分细就太累了”。在联合国工作的时候，周南有时去他办公室，总看见他坐在那里，腰后面垫个枕头，不停翻看资料，还不时地做记号。
当时毛泽东指示，去联合国最重要的工作是第一篇发言，这篇讲话，“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
这篇稿件于是成为准备工作中最难的，甚至换了几拨起草者，最后由外交部丁原洪起草的文章总算给乔冠华提供了一个修改的基础。乔冠华反复修改，每改一次就退回国际组让大家誊清一次。周南还记得，他当时一边喝浓茶一边看稿，看见乔冠华加上的一段文字还很激动地念了出来，那句话是：“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要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情，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来管。”周南当时不禁说：“到底还是老乔啊。”
当时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的出席26届联大的代表团全体名单也在11月2日公布。除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外，代表是符浩、熊向晖和陈楚，还有一些副代表，此外，还有18名秘书、11名随员和9名职员，周南、过家鼎等人当时都是一等秘书。过家鼎后来听说，当时张春桥还想当团长，可是毛泽东没有同意。
吴建民和他的妻子施燕华（后任驻卢森堡大使）当时还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两名普通翻译，施燕华当时在英文处，吴建民在法文处。11月2日，当时英文处的负责人冀朝铸把他们叫进他的办公室，开玩笑似的说：“组织上决定把你们派到联合国常驻，你们一个英文，一个法文，正好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要打去纽约了。”然后告诉他们，9日就要出发。
施燕华把那段准备工作称为急行军，行前要安排家务、业务学习，还要准备行装。他们听说一去至少三四年，两年才能回一次家，所以一家三口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做纪念，又把孩子托给了上海老家。
当天晚上，外交部就派车把他们拉到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置装，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去美国，因情况特殊，所以在经费上也给予了特殊照顾，男同志1000元，女同志1200元，比一般驻外人员高出两倍。这次做衣服是一次政治任务，要求第一天量好，第二天试衣，第三天交货，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年四季的衣服，整个代表团有30多人，任务非常繁重，可是红都还是准时交货了。
施燕华说，当时红都有些外面见不到的料子，例如银灰色，可是大家害怕被说成“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挑选的基本上是藏青或深灰色，后来到了纽约街上走，很远就看见“黑压压一片”，大家就知道是中国来的代表团。
当时任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的过家鼎同样也是11月2日才得到参加代表团的通知，因为要去联合国负责翻译工作，在那一星期里，他的任务比一般的代表团成员更繁重。他对我们回忆说，当时也没时间安排家务，既要翻译中国去联合国的第一篇发言等重要文件，也要把翻译所需的一切东西准备就绪。“我们翻译组几个人要负责在联合国所有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装订等，而且要一下飞机就工作，所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结果我一周时间忙乱无比，要带各种工具书、字典，还要把几十年的《北京周报》带上，当时恨不得把整个北京的翻译机构全搬过去，才能放心。”当时对携带行李重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结果过家鼎为了多带资料，只带了两套服装。
11月9日，过家鼎去机场检查托运的行李，发现“当时代表团有3名厨师，他们把炒菜的铁锅都带上了，团里的公务员把理发推子也带去了”。
出发前，周恩来接见代表团成员，周南记得，周总理一件件事情都要问到，从住的房子到穿的衣服，他说，在联合国要穿中山装，体现民族风格，还把每个人都叫起来，问得很细。中间还吃了夜宵，一人一碗面条，可见时间很长。施燕华还记得，周恩来还记得她当过一次会见外宾时的翻译，所以说，“哦，是你”，还对她说，到纽约要争取入党。
吴建民还记得，8日晚上，代表团一些成员还第一次听到周恩来详细介绍林彪叛逃的情况，告诉他们，“要相信中央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国内局势是稳定的，你们可以放心”。当时乔冠华说：“联合国的情况大家都不了解，心里没有底。”周总理回答说：“临事而惧不是坏事，是好事。这说明我们不会掉以轻心，我们要去学习，包括向对手学习。”
也是在8日晚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告诉大家，要注意安全，还让人发电报给基辛格，“代表团要是在美国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可是，虽然如此叮嘱，后来代表团在美国还是出了安全问题，只是当时大家都没想到。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几千名群众，全部去机场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第二天在机场，按照礼宾司的规定，代表团的领导和总理握手告别，其余人从后面上飞机，可是周总理把上了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要和全体成员握手。吴建民和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过家鼎对我们回忆，总理对小事情的关心给所有人深刻印象，总理和厨师握手的时候，叮嘱他们不要过多饮酒。
“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的6人小组成员之一，徐熹（后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没有经历过那样隆重的欢送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通知他和新华社的记者高梁等另外5人要先期前往联合国，安排各种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6号就要出发，甚至去‘红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是师傅上门帮我们量的。我妻子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往回赶，结果5号到家时也没见到我，当晚我们被周总理叫去交代一系列工作，凌晨3点才回家，6点就要出发，两人只聚了短短的几小时。”
不过，这种遗憾很快就被新鲜的体验冲击没了。此前，徐熹说他去过瑞士，可这次是去美国，“觉得非常不一样，在飞机上我们就被国外的记者围住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上海，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在从巴黎到纽约的飞机上，徐熹他们携带的只有100元面值的美元，用这崭新的100美元去付机上的耳机使用费，被外国记者看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并且用了《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的标题。
徐熹他们11月9日到联合国，先去拜访联合国礼宾司官员，他们和礼宾司司长见面的照片立刻上了当期联合国会刊，这本会刊成为徐熹保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物，“那个礼宾司的司长是个很友好的土耳其人，我们迅速商量好了如何迎接中国代表团”。
因为是先遣队，所以徐熹觉得压力很大，他们除了要安排马上就要到来的代表团的衣食住行，还要负责和纽约警方商量机场的保安问题。
纽约警方为了安全，决定机场尽量少安排欢迎人群，包括华侨等最好不要出现，徐熹他们经争取，允许“华侨们在一定距离内出现”。而当天飞机快要降落时，施燕华印象最深的，是机长愉快地告诉他们，有接近400名记者在地面上等着他们。
事实上，这些记者已经是迟到者，代表团11月9日起飞，从到达巴黎的那天起，就已经受到记者的围攻，当时的外交部三等秘书、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的吴妙发对我们回忆，坐在机场去市区的汽车上，就看见记者们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赶。由于代表团成员不允许接受记者们采访，给几个厨师拍的照片成了“代表团里的中国官员”，大家后来看到报纸都开玩笑，“还是长得胖比较好，可以冒充高官”。
乔冠华也迅速进入了状态，在巴黎中国使馆留影的时候，他就开始以招牌性的大笑出现了，吴妙发还记得他说，那笑是“老年维特之大笑”。在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头等舱里已经有几位记者等着，他们是弄清了中国代表团的航班，提前在那里等候的。过家鼎对我们回忆，领头者年过花甲，自我介绍后知道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准备在飞机上采访中国代表团的领导。
虽说是意外，可是乔冠华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过家鼎说，当晚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看到了克朗凯特与众不同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旅馆，当时是联大会议期间，旅馆非常紧张，中方先遣队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才订到了这里的房间。为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包下了第14层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结果过家鼎他们经常能看见那个不肯搬家的老太太好奇地打量他们，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她。
房间一部分做会客室，其余为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装的中国女代表往往被错认为男人。施燕华说她有一次去拜见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套宽大的藏青色西装，结果那朋友的秘书进去通报，“有个中国男孩要见您”，原来她的西装样式和男装雷同，头发又短，就闹了这个笑话。
虽然红都的裁缝手艺不错，可是毕竟当时中国与世界隔绝已久，所有服装样式基本雷同，他们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会议结束时经常互相穿错大衣。有一次一个身材高的代表穿了一个个子矮的代表的大衣，后来大家就在大衣口袋里放自己的东西作为标识。
因为要注意安全，所以代表团成员非公不能外出。慢慢可以两人外出散步，但是夫妻不能算两人，吴建民和施燕华一定要找第三个人才能一起出去散步。因为服装的缘故，路人一般能看出他们来自中国。施燕华有次被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追着问：你们来自“赤色中国”吗？她微笑着解释：“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妇女很兴奋地说：“你都快成电视明星了，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你。”
当时中国代表团虽然没有什么零用钱，伙食标准却很高，每人每天25美元，“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算高标准”。可是，大家还是都觉得没什么吃的，吴妙发还记得，美国厨师知道中国人爱吃蛋炒饭，特意用黄油给他们炒了饭，“结果那个味道啊”。而且，大批记者随时随地跟踪着中国代表，吃饭的时候也有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跟着，过家鼎说：“我们就给餐厅经理提意见，后来单独分给我们一个吃饭的包间，而且还雇了一个保安看着，只有代表团成员才可以入内。这个保安工作很认真，看见我们来就笑脸相迎，看见外人就坚决挡驾，我们表扬他，他很严肃地感谢我们说，是我们的到来，才给他创造了就业的机会。”
因为饭菜不合中国人的胃口，餐厅经理很着急，经常来巡视，后来他发现中国人爱喝鸡汤，就每天用鸡腿煮一大锅汤。中国代表团提出想吃饺子，结果他们把厨房让出来，中国代表团的3名厨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头戴高帽昂首阔步进了厨房。
除了这些琐事，最重要的是互相拜访。非洲的友好国家不用说了，吴妙发记得，那些国家的大使们，即使是看见他这个小秘书，也都是一个热烈的拥抱。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老布什的会面。老布什当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代表团去之前，他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中国进联合国，但是中国进去了，周南说，“他既要转弯子，而又不能太露骨。据说他和礼宾司打听好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联合国大厅是几点，进大厅里自动扶梯后会有一个长廊，他就在长廊里随意和人聊天，一边等中国代表团进入。当乔冠华经过的时候，他就装作偶然遇见，然后握手表示欢迎”。这张照片留了下来，站在乔冠华后面的，正好是周南和吴建民。
老布什的态度转变很快，两三周后，他就约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到他格林威治小镇上的私人别墅去做客。周南说，当时小布什年纪很小，跑进跑出的。后来老布什还经常对代表团表示，他想吃中国饭了，要到“我们这里来吃，其实也就是为了大家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初次上阵
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且让中国代表团致辞，那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当时美国报刊猜测说，中国代表团大概会“手拿红宝书，身穿毛制服，列队进入联合国”。周南说：“中山装是穿了，可是没有排队，也没有拿红宝书。”
代表团的发言稿早在国内就准备好了，最后是由毛泽东定稿的，过家鼎他们带去了300份翻译稿，结果还是不够，一下子被抢空了。抢着上台发言的国家太多了，打破了会议当天的既定程序，过家鼎说，匈牙利代表还用了中文发言。连当时投反对票的美国也以东道国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致辞。
吴建民记得，老布什在发言中很坦率地说：“你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后来，乔冠华召开招待会，既邀请了在表决中支持我们的国家，也邀请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同时还邀请了美国。老布什说：“你们想得很周到，邀请我参加这个招待会。”徐熹说，那时候中美开始接触，双方来往意愿都很强烈，他去发请帖的时候，本来没有打算给美国的，“可是那时候，两国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很在意。我在大厅里发请帖，美国代表团就主动凑上来问你们在干什么，并表示希望参加”。
乔冠华当日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独特的仰面大笑被称为“乔的笑”，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分钟，发言给过家鼎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表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虽然我已经翻译过发言稿，甚至都可以背诵一些段落，可是听到这里，还是非常兴奋”。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上来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吴妙发说，乔老爷的手都握红了，大厅观众席上有许多华侨，大家都哭了起来。
吴妙发说，那几天，走在联合国的大厅里，经常被人拦住，要求他讲讲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为什么那么精彩，“他们都很喜欢中国代表团用的成语，要求我讲一些成语的意思，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泥菩萨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是什么，许多国家的代表觉得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言之有物”。
可是，刚到联合国，还是会打乱仗，尤其是议事规程不熟悉，而联合国的程序又非常重要，实质问题常常是通过程序反映出来的。周南说，当时还出了不少笑话，“出的第一个笑话是在一个委员会上，当时我们不参加所有的委员会，只参加重要的委员会，包括安理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反殖委员会等”。大家开始意识到对程序不熟悉是个大问题，于是要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过家鼎的翻译室首当其冲，过家鼎经常去借阅各种关于程序和议事规则的文件，“秘书处里，那些文件就装满了一间屋子”。先要挑选一些要紧的，然后翻译成中文，给代表团所有成员学习，“学习后我们才知道，一些表决案还可以分段表决，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可以这样，结果一个决议案中有一段不对我们就整体否决了”。
如何管理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也是问题，当时乔冠华和陈楚表示，以往的华人翻译全部留用，“这些华人翻译全部是在美国的华人，有的年纪大了，有的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听到留用他们都很高兴，而且，我们的到来，使中文越来越重要了”。吴妙发还记得，乔冠华宣布完决定后，翻译们热烈鼓掌。
吴建民到联合国不久，就开始参加了安理会、中东和南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学习联合国和相关问题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大量阅读资料，另一方面也经常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学习。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各国的外交官也都非常乐于向我们介绍各方面的情况。中国代表团的学习能力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赏。”
学习了“联合国议事规则”后，对吴建民帮助很大，“在联合国，如果你对某些代表的发言有意见，是可以打断他的，也可以和他进行答辩，但是答辩需要提前申请报名。这些规则和程序都需要熟悉”。熟悉后，才能不闹笑话。
在联合国期间，所有的重要表决都通过国内，吴妙发记得，那时候重要表决都要通过电报确定，实在着急的，则要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海底电缆来通电话，那时候，国内往往已经是深夜。
吴建民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刚去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姿态并不是非常开放。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需要一一和各国外交官握手，轮到以色列代表时，考虑到当时两国间的关系，我就感到很尴尬，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握。可是对方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我不去握实在是太不礼貌。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以后，回来对乔冠华说：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一笑答道：握就握了吧！”
当年的圣诞节，大家才渐渐放松下来，过家鼎还记得，足足一个月后，他才习惯旅馆外面街头喧闹的汽车声音，不再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那时候，乔冠华等人已经回国了，他们看见街头繁华的圣诞装饰，觉得很新鲜，突然看见一个标语，大家哄笑起来。“距离我们旅馆10米远是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挂出来一个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肯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安全问题
周南说：“毛主席说的身在虎穴的感觉，很快就被我们感觉到了。”他指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王锡昌的死亡事件。当时纽约警方对中国代表团加以保护，派遣了双倍的警察在罗斯福旅馆值班，警察每班两人，坐在他们宿舍门口的一个房间里，从不间断，两班交替时还打桥牌，过家鼎说：“我们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当时为了防止偷拍，房间的镜子都用床布遮挡起来；为了防止窃听，在旅馆里从不开重要会议。乔冠华在的时候就发牢骚，说是可以“随地拉屎”，指的是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卫生间，但“无地放屁”，是说没有放声说话的机会。
警察只能管这一楼层，可是管不了大厅，也管不了街道。当时刚去就有人打条幅，叫乔冠华和黄华去投奔自由，看见中国代表团出来就冲上来喊口号。施燕华陪陈楚走在大厅里，看见有人冲上来，抓陈楚的胳膊，骂他是卑鄙的共产党。
由于要提防出事，所以大家的活动自由进一步减少了，除了去联合国开会，不许外出。春节前，为了让守在旅馆里的工作人员有消遣，特地借了些风光旅游电影来放映。施燕华还记得，当天放映员是平时的接待员王锡昌，虽然年轻，却是老革命，从前在匈牙利使馆工作过，性格很稳重，“可是他那天放电影的时候却不断出错，片子总出问题，他还自言自语，怎么回事？我后来才觉得，那就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早上，王锡昌没有起床，而且怎么叫也不开门，旅馆服务员打开门，但是里面又用铁链锁上了，踹开后，才发现他已经死亡了。警察来检查了情况，发现门窗都是紧闭的，也没有暴力痕迹，于是赶紧送去进行尸体解剖。在解剖的几个小时内，徐熹一直站在医生旁边，“我也忘记了是代表团要求还是自己主动，反正当时还是对谋害我们同事的人充满了仇恨的”。
后来法医检测出来，王锡昌喝的茶叶中有浓缩尼古丁。施燕华听说，这种药品在美国是毒老鼠的，很容易就能在超级市场买到，看来杀他的人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喝茶习惯，知道他们喜欢一天到晚喝一杯茶。但是，究竟是谁放的毒，却没有结果，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起悬案。
国内把王锡昌评为烈士，并且让他的遗体进了八宝山。施燕华说她从此养成了习惯，不用暖瓶，直接喝自来水。而且，即使泡茶，离开后回来也一定重新泡过。
国内一直很着急让代表团成员买住所，出事后更着急了，周南说：“财政部好像特批了500万美元，后来找到林肯中心对面的一家汽车旅馆，整个买了下来。因为怕人家安装窃听器，所以搬走一家，我们就赶紧搬进去一家。”1972年2月，整个代表团住进了自己的新居，大家终于能吃到自己厨师做的中国菜了。
不过徐熹还记得，后来在装修的时候，还是发现墙内安装有不少窃听器。“一拆墙就掉出来了，那时候窃听器都很大。”
周南说，那时候为了防止泄露秘密，他从来不写记录，重要的事情都靠脑子记，从来不能靠笔。那时候严格规定很多，坐飞机去东南亚要经停香港机场，如果天气不好，有时候要停在台北或马尼拉，当时他们规定，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就要撕毁，冲进飞机上的马桶。如果来不及冲，就得吞下去，周南没碰到，但是一个同事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到最后离任，周南整整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国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认，联合国工作无比繁忙，他是在后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吴学谦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国的西海岸。联合国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吴建民说，他当时就觉得周南口才很好，反应敏捷，而吴妙发对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互相挖苦讽刺也有深刻印象。
周南说，熟悉了程序，中国确实在联合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外交上执行“反对两霸，尤其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总是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也总是反对说“不对，只有两个”。后来一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笑。中国去了之后，发展中国家气势盛多了。
黄华走了以后，陈楚当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语，所以周南要经常代替他开会。在会上有时候发言很无聊，周南就在下面画漫画。
逐步熟悉了联合国的程序，周南说才慢慢地不吃亏了。“当时一有事情就召开紧急安理会，有时候开到夜晚，会议主席说，可以去吃饭了，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想自己住得远，就在那里等等算了，可是谁知道大家一散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真正散会，往往已经是深夜了，饿得都吃不动了，吃了也不舒服，因为睡不着。后来摸到规律，我们也不把一个小时当回事了，也回驻地去吃饭了。”
参加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了，之前拉美多数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同中国发展关系。周南记得，当时代表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一些国家发展关系，进入联合国就是中国外交的分水岭，“什么人都能常常见到，总理也好，外长也好，来往起来都不拘谨了”。他在那阶段交了很多朋友，有什么事情，拿起电话就打，大家先交流意见，“在下面可以先说真话”。1972年，墨西哥就同中国建交了。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
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慨是，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周南举例，有次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跟着反对，他和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瑞彻汉德很熟悉，“很胖的一个人，一顿饭能吃三块牛排，我就问他，阁下啊，美国人否决我们都理解，他要搞霸权主义，你们怎么也跟在后面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南非的投资很大啊，我们怎么能反对自己的利益呢?我说，你这次是讲真话了”。下来后，周南就和代表团的同事们说：“他们的人权、民主，就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到现在，周南都觉得，要是年轻外交官能去联合国锻炼，“比在一个国家慢慢成长要快得多”。■
1979，美国的邓小平旋风
李菁
“邀请邓小平访美，是伍德科克在12月14日提出来的，约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起草的建交公报给我们看。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基本原则可以，具体还有细节问题再讨论。他见小平有些松口，继续说，卡特总统想建交后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因为当时国会里有很多反对派，他们想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没想到，邓小平回复之快出乎美国人意料，1979年1月1日建交，1月28日访美，此事也颇能代表邓小平的行事风格。”
独特的建交
1978年12月15日晚，华盛顿康涅狄克大街2300号，中国驻美联络处大楼里灯火通明。中国驻美联络处在今天晚上举行一场电影招待会，200多位观众陆续到达。观众进场后，柴泽民宣布了一个奇怪的规定：21点前联络处大门不会打开。联络处的大门外，围着大批美国记者，可是那扇门一直紧紧关着。
21点整，电影放映完了，大门徐徐开启，在门外等候已久的美国记者蜂拥而入，他们马上等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就站在放电影的大厅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与美利坚合众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然后宣读建交公报，再按建交精神讲了几句。”现年已经92岁的柴泽民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这段历史依然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清晰回忆30年前那历史性的一刻。来看这场电影的观众——大部分为华人华侨——才明白，联络处请他们来的真正目的不是看电影，而是为了见证中美建交公报公布。
“我又根据联合公报的精神讲了几分钟，讲完就算了，结果大家还不满足，还要问详细的细节问题。”此时，下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柴泽民，有人找他，让他马上接电话。
电话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打来的。“他非常高兴，他说：大使阁下，我们已经完成建交任务了，一切手续完毕了，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两国达成建交协议。我说同样的，我也向你表示祝贺。”柴泽民说，“作为总统的安全助理给我们打电话，我都没想到，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高兴、积极。”
12月15日21点（美国东部时间），是中美双方共同约定的宣布时间。正如大家所预料，这一时刻的到来起初也有些不顺利。柴泽民说，决定建交的事情，卡特事先并没有与国会这边沟通，国会对此毫不知情。考虑到公布之前先和国会打个招呼，以免遭到反对，于是15日上午，卡特总统约见了一些知名的议员，通报了消息。“这一通报使国会哗然，觉得这么大的问题都不讲，不尊重国会”，陷入被动的白宫于是只好以沉默相对。
柴泽民说，消息灵通的记者已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了消息，他们迅速聚集在白宫，想了解第一手资料。但无论记者怎么要求，白宫方面都避而不见。不甘心的记者们又跑到中国联络处，柴泽民也让工作人员把门关起来不见，只是在等待着约定的时间。为了找一个适当的理由让华人来见证这一时刻，他们事先想好了以看电影为名来邀请。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形成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关系正常化是1978年12月15日宣布的，而其有效期则从1979年1月1日开始。在仅仅一天前的会面——12月14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要求紧急会见邓小平。“他对小平说，现在建交公报是确定了，但是要等到1月1日才能公布，他害怕消息从美国透露出去，有些反对派得知后会想方设法来阻挠，对建交不利，因此希望先公布建交公报。一旦木已成舟，再反对也没有办法。”柴泽民说，（提前公布）对中国来说没有困难，邓小平很痛快地当场就答应了。
1978年5月，正在泰国做大使的柴泽民突然被告知有“紧急任务”回国。回到北京后，当得知自己要被调去做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时候，柴泽民还很有抵触情绪。他说，在泰国经过一段困难后，由冷板凳转为热板凳的时候调我走，当然不愿意。“另外，我考虑到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霸道，工作不好做，要是搞不好就会犯个错误。我们搞外交搞一辈子到最后犯个错误，这就不合算了。”92岁的老人坦率而幽默地回忆。
柴泽民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选中的。他形容自己，在泰国待了两年半，遇到2次选举、3次政变、换了10个总理、5届政府。也许是复杂的环境下积累的丰富外交经验，让他成为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选。
5月20日，柴泽民与时任外交部长黄华等一起到机场，迎接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后来被柴泽民亲昵地称为“老布”的布热津斯基，给中国人带来的见面礼，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月岩标本以及卡特总统的亲笔信。
布热津斯基在柴泽民的眼里很直率，“他见到小平同志之后，说这一次我来，我们总统授命，就是要准备建交”。美国方面指定他的联络处主任伍德克科作为美方谈判代表与黄华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两次，我都参加了。”军人出身的柴泽民将这两次谈判形容是“前哨战”，“也没有接触到实际，相互都是在摸底”。
1978年8月，柴泽民正式踏上美国的土地。“到美国后不久卡特总统就接见我，接见我的时候就对这建交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而他这个意见就是以后中美谈判的一个底牌。”卡特告诉柴泽民：我准备接受中美建交3个原则。3个原则其实就是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简称为断交、废约、撤军，以往屡次谈判都卡在这个关系上。正因为卡特总统接受了这3个原则，中美两国才加快了建交谈判步伐。这样，中美形成两条谈判线路：北京——黄华与伍德科克；华盛顿——柴泽民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但是接下来的谈判进展并不大，双方卡在对台武器军售上，柴泽民说，“谈了10次也没谈下来”。
“到了11月，布热津斯基又召见我，来谈这个问题，说是中美谈判问题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会面中，布热津斯基告诉柴泽民，国会明年（1979年）就要和苏联进行核武器谈判，至少要等到明年秋天，那么一拖就是近一年，谈判就会推迟，希望中国考虑这个问题。
消息传到国内，“黄华同志请示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说，就这样子吧，先建交，建交之后继续谈判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只要是原则问题，决不让步。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在建交谈判上，建交后继续谈判卖武器问题，甚至也写在建交公报上。当然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没有写”。
在1979年元旦到来的前一天，所谓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降下了旗帜。1979年1月1日，华国锋、邓小平分别以总理、副总理身份致电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祝贺双方建交。这一日被记载于史册上。1979年1月15日，柴泽民与伍德科克分别被中美提名为各自国家的首任大使。
风雨中的起飞
1月28日，正巧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早上8点半，李先念等人到机场送邓小平，候机厅里，邓小平的小孙女亲昵地围着他，这一幕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巧的是，这一天的机长，是参加过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期间担任领航员的徐柏龄。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唐龙彬回忆，按照计划，专机先从北京飞上海加油，可是当专机在跑道滑行时，突然接到上海有大风大雨的天气预报，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降到1公里之内，根本不符合降落要求。专机不得不滑回停机坪等候，半小时过去了，大家焦急万分。赴美的一切日程都是紧锣密鼓的。
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作为邓小平的“新闻助理”，也随团出访。他回忆，很多人为了安全起见，想劝邓小平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再起飞，可是小平还是通知机组人员，要求他们抓紧时机及早起飞。当飞机到达虹桥机场上空时，已是风雨交加、浓雾弥漫，能见度非常差。第一次降落没有成功，飞机立即被紧急拉起，机舱内顿时鸦雀无声。几分钟过后，飞机终于稳稳降落，大家欢呼一片。同在机舱里的唐龙彬注意到，“小平倚着座椅，半闭着眼睛，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专机先到达的是阿拉斯加安格雷季空军基地。飞机降落时，漫天飘着大雪，美国礼宾司司长杜贝尔、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柴泽民早已在机场等候。邓小平走下飞机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为了拍下这珍贵镜头，冒着刺骨的寒风不停地按动快门。“后来才知道，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彭迪说。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16点30分，专机降落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
邀请邓小平访美，是伍德科克在12月14日紧急约见邓小平时提出的，约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建交公报。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基本原则可以，具体还有细节问题再讨论。他看到小平有些松口，继续又讲，卡特总统想建交后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一建交就很快到美国去访问。
“与中国建交，卡特也在国内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当时国会里反对派很多人不满意，他们考虑到建交之后需要在国会和美国民众中做工作，他们感觉到自己做工作还有些困难。所以他们提出小平同志访美，想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柴泽民回忆，邓小平回复之快也出乎美国人意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1979年1月1日建交，1月28日访美，此事也颇能代表邓小平的行事风格。
布热津斯基也是中美关系的坚定推动者。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后来赴美，任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在美国他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都变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布热津斯基在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的客厅里告诉彭迪一个大秘密：“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心思的。”当时美国不少人反对与台湾断交，谙熟美国政治的布热津斯基想出一条“妙计”，“他告诉我，按照美国法律，断绝外交关系需要国会同意，而中止则不需要，所以就用了中止一词，关系中止一年后为自动断交”。说完他哈哈大笑。为此，国会方面还大发脾气，指责他钻空子。
华府4日
1月29日，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上午10点，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这是国际礼宾规格的副总理级安排，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白宫上方。
仪式上，美国政界重要官员悉数出场：国务卿、内阁重要成员、三军参谋长、众参两院议长。曾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冀朝铸在接受采访中也特别提出，除了不是鸣放22响礼炮（国家元首规格）外，美方当时对小平的接待，一切都是按国家元首级标准进行的。
从事外交礼宾工作的唐龙彬敏感地注意到，美方接待“规格”的微妙之处。这一次，美方不仅打破惯例，派高级官员专程到阿拉斯加迎接，“在抵达华盛顿时，美方又临时提高接待规格，改由蒙代尔副总统前往迎接”。在邓小平后来到外地的参观访问中，除了伍德科克、礼宾司长杜贝大使全程陪同以外，另有总统贸易谈判特别顾问、3名重要内阁部长、数名参众议员分段分城市陪同访问，“这是美方经过一番精心研究后安排的”。冀朝铸对此次访美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微笑着说。
在卡特的欢迎晚宴上，邓小平的出现方式也有点入乡随俗的味道——卡特挽着卓琳出场，邓小平则挽着卡特夫人，一前一后缓步走入宴会厅，迎来全场来宾的起立鼓掌欢迎。装饰大宴会厅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山茶花是特地从卡特家乡佐治亚州运来，显示主人的良苦用心。
在晚宴上，唐龙彬还看到了他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这也是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回到白宫，他在满场的嘘声中走进宴会大厅，表现得非常镇静。唐龙彬回忆，当邓小平在致辞中提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感谢他们为中美关系做出开拓性贡献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而尼克松则显得特别激动。其实在宴会前，邓小平专门会见了尼克松——7年时光在中美两位政治家身上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一个从“偏安一隅”的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走回政治中心北京的最前台；另一位恰好相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场。邓小平依然表示对这位政治家的尊重，他告诉尼克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您访问中国时，我还在南昌郊区的一家工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您来访华，我是很高兴的。”
在邓小平来访前，白宫方面还特地找到柴泽民，打探小平喜欢吃什么。柴泽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只好说：把你们好吃的拿出来就行了。美国人后来不知从何途径听说小平爱吃牛肉，于是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牛肉。彭迪说，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有过海外经历的小平对此也欣然受之，可苦了身边吃不惯西餐的中国工作人员。
轻松自如、举重若轻，是这次邓小平访美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
在华盛顿期间，卡特总统与邓小平举行了5次会谈。邓小平的新闻助理、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记得，在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邓小平和卡特开始会谈。“会谈刚开始，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彭迪回忆。
那个著名的“香烟”插曲也发生在第一次会谈。唐龙彬记得，邓小平刚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突然一脸严肃地问卡特：“请问总统先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时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先是一愣，不知邓小平要谈论什么与国会有关的法律问题，后来马上心领神会地说：“没有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在的（佐治亚）州种植大量烟草。”卡特还一脸微笑地给邓小平点燃了香烟，小平很享受地猛抽两口，全场记者都笑起来。“当时我们都在场，还有很多记者在现场，他们猛拍一顿，第二天美国的报纸上都登了。”唐龙彬微笑着回忆，似乎仍沉浸于当时轻松友好的氛围里。
有趣的是，这一次访美中，唐龙彬又成了打前站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之前，关于邓小平在美期间的警卫工作究竟该如何布置，他们开了很多次会讨论。有一次，他听说小平同志就此事很风趣地说，“我们的安全工作主要靠他们，我们就算带一个团的兵力，带上几挺机关枪去，一旦出了事，你还得要靠美国”。这个给他印象很深。最终中方决定将访美期间的安全由美方全部承担，但“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假借他人之手”。唐龙彬回忆，当美方得知中国只配备了7名安全人员时（还包括方毅副总理的安全人员1名），大为惊讶。他们反问翻译究竟是Seven（7）还是Seventy（70），以为是翻译错了。美方工作人员告诉唐龙彬他们，按照美国的做法，如总统或副总统来中国访问，见于名单的安全人员就会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美国的情报工作也给冀朝铸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在房间里不谈最机密的事。有很多美国人很忌讳吃脂肪过多的食品，于是美国有一种替代的冰激凌，虽然味道是一模一样的，但实际成分是水，中方人员称之为‘假冰激凌’。有一天我发牢骚说：‘谁要吃这个假冰激凌！’结果第二天美方就提供了真冰激凌。”这让冀朝铸见识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厉害。
魅力小平
到达华盛顿的当晚，经过15个小时飞行的邓小平来不及倒时差，他简单换了一下服装就来到布热津斯基的郊外别墅，参加了他的特别家宴——8个月前，邓小平在北京北海仿膳饭店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华盛顿家中宴请他。双方可能都没预料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就到来。
陪同邓小平参加这次家宴的柴泽民，对这个充满家庭温暖气息的晚宴还印象深刻：服务员是“老布”的3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乐颠颠地端着盘子穿梭往来；其间起居室壁炉突然冒出浓烟，手忙脚乱的老布妻子一通忙乱排除“险”情。老布拿出多年前多勃雷宁（前苏联驻美大使）送给他的伏特加，向小平举杯：“我用勃列日涅夫喜欢的佳酿向你致敬！”小平也跟着笑起来。
其实，两人的见面并不仅仅出于私人友谊。“布热津斯基抢在卡特前面与小平见面，有两个目的：一是想了解小平准备要谈些什么问题，想了解我们的底细，以便于他们安排;另一方面他是想向小平同志讲讲他们的考虑，希望小平同志多会见记者、国会的参议员，也会见他们国家的一些有名望人士。希望小平同志利用这些机会，多介绍中国情况，消除美国国内对中美建交的一些反对声音。小平同志也很同意，说可以安排这些事情。”
美国的良苦用心，邓小平一目了然，所以在安排上他也非常配合。“通常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国会一般只演讲一次，他们把参、众两院的主要议员合到一起，举行招待会来演讲。而这一次，他们考虑到要在国会参、众两院各自准备一次座谈会。”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提的建议很具体，他希望小平正式演讲内容少一些，美国人想了解什么，可以多提问题、多提意见，然后留更多的时间答复这些问题。“这么安排，小平同志同意，说可以。”而后来在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美国各地100名参议员中有近90名参加，邓小平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除了一般的记者接见，美国方面还特地安排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主编、出版人等与邓小平见面。唐龙彬回忆，他们曾经想取消几场地方记者的采访，以保证小平的休息，“当我们向小平同志报告此类事时，他总是表示能见还是见见为好”。布热津斯基“布置”的作业并不轻松，“他还提出在华盛顿和一些民间人士、一些大学教授进行接触”。1月31日，费城坦普尔大学在华盛顿的布莱尔大厅举行仪式，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此外，“小平还去了一些研究机构、外交协会做演讲，忙得很”。
1月30日晚上，肯尼迪中心几乎成了美国权贵人士的聚会所场。卡特总统夫妇带着女儿、蒙代尔副总统夫妇、万斯夫妇、布热津斯基夫妇，以及美国许多社会名流悉数出席，这一天，他们全都成了邓小平的配角。
晚会的举办方式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经历的。柴泽民说，本来是美国政府组织，但“当时美国政府没有这笔款项，国会不批”，所以最后是企业家买票的方式筹的款，“有的人一下子买10张20张”，买票数量因企业大小不同而迥异。据称这场演出耗资50万美元，是卡特时期最“奢侈”的一次活动。
许多美国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包括后来中国人熟悉的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据说主办者听说邓小平喜欢篮球，还特地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让柴泽民印象最深的是，在每个节目之间一些著名人士上台。比如第一位上台的，是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格伦；第二个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起初，柴泽民还将这些人的上台理解为“报幕”，后来他发现“每一次他们上台，都是在演讲，讲中美建交的意义，说中国的好话，最后捎带讲下面演什么节目”。或许对媒体来说，这两位名流的登台本身就是新闻。
最牵动人心的一幕是最后一个节目：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卡特夫妇陪同小平夫妇登台谢幕，“唱歌的小孩们都抱着小平，小平也抱着他们亲吻，一下子来了个全场轰动。大家也跟着鼓掌、喊叫，气氛特别热烈”。柴泽民说，那些孩子的举动并不是美方事先安排好的，但不知为什么，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老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台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手久久地握在了一起。这种情感交流是如此自然而纯朴，它在瞬间超越了所有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藩篱，“很多观众当场就流泪了”。
在华盛顿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邓小平夫妇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答谢招待会。参加的客人之多大大超过预期，把联络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来宾们根本顾不上中国厨师提供的美食，都争先恐后挤上前去与邓小平握手、碰杯、签名或合影留念。“为小平做翻译的是费斐，她又瘦又小，几乎挤不上只有一尺高的讲台，还是美方两名高大健壮的保安把她举到台上去的。”唐龙彬笑着回忆。
“邓小平旋风”在他去牛仔的故乡——得克萨斯州时再一次刮起。在休斯敦旁边的西蒙顿小镇，美方安排邓小平去竞技场看传统的马术表演。他一出现时，全场2000多名观众就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在竞技场，盛情的主人为每位中国嘉宾发了一顶当地产的牛仔帽，作为礼宾官的唐龙彬当时心里一阵紧张，“因为事先没有布置过”。但他看到小平笑着接过，毫不犹豫地戴上，他身旁的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檐。全场又是一片掌声。柴泽民说，个头不高的小平戴上大沿帽，显得人更小了，但他毫不介意。戴着牛仔帽，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与牛仔们打成一片，不仅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全美的老百姓一睹中国领袖的风采。
邓小平应邀坐上一辆19世纪的马车绕场一周，他站在马车上把牛仔帽取下来向观众招手，大家对这位平易随和的老人又是一番鼓掌。“从马车上下来后，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小平把小孩抱过来，又是亲又是吻。”柴泽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天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个热烈的气氛仿佛仍在眼前，让这位92岁的老人至今回忆起来，脸上仍荡漾着笑意。这些场面通过电视画面传播出去，一个自信、友好而开放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便悄悄占据在美国人心中。
科技之旅
邓小平为期9天的访美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密，在华盛顿访问3天后，邓小平立刻奔赴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等城市，花费了近6天时间考察当地工业。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邓小平对于先进科技的了解尤为细致。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约是1.3万辆。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了深刻印象。身边工作人员记得，很多情况他问得很仔细，他还特别问一位电焊工的工资是多少。
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坐到那个仪器上，一开动，可以看到星星、月亮，像是真的到了宇宙中。”柴泽民回忆，中方人员对这个新鲜东西兴致很高。
有趣的是，直到休斯敦，柴泽民才感觉吃了最满意的一顿饭，“肉是瘦肉，有炒的、炖的，和中国饭一样”。柴泽民询问后才得知，这一顿对味道的饭，原来是与休斯敦相隔不远的墨西哥的风味。陪同出访的很多中方工作人员也有同感。
在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西雅图，邓小平在波音公司的总部，参观了6层楼高的747客机装配车间。之前中国刚刚订购了3架707，而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产了747。唐龙彬记得，邓小平看得特别仔细。第二年，首架波音飞机交付中国，波音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波音飞机从此之后成为中国航空客运与货运系统的主力军。
在西雅图，邓小平还引起了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正巧基辛格在此观看美国足球队争夺世界杯入场券的比赛，他给邓小平下榻的饭店留了便条，表示希望去拜访他。基辛格没想到马上收到答复，邓小平说这一次应是自己去拜访他。邓小平不顾安全人员的强烈反对，坚持从他的下榻处步行到基辛格的饭店，结果引起安保人员的一阵忙乱。
“这些地方也是他去美国的另一个目的。那时我们刚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改革开放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次美国之行，他再三强调，礼宾司在安排上要看它一些尖端的科学。所以我们选这几个项目，都很有代表性，也很能代表美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唐龙彬回忆。访美期间，邓小平参观的全部是私营企业，于是他问陪同的美国官员，美国有没有国营企业？于是美方安排他参观了硬币铸造厂。但那一天是周六，机器没有转动，工厂里只有几个维修机器的工人，所以邓小平错过了一次了解美国国营企业的机会。
除了政界人士，财团、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也是这次邓小平会见的主要对象。“尤其是跟日本签订200亿美元的协议后，我们也大肆宣传了，美国人坐不住了，一些大商人大财团都游说政府。”唐龙彬回忆，在亚特兰大的商会举行的午宴参加者竟达1500多人，座无虚席。
对于流传很久的哈默闯晚宴的故事，唐龙彬说：“事后我们问了美方人员，说哈默这么一个大资本家，那么有钱的石油大王，他怎么可能自己溜进去呢？但是当时的邀请名单上的确没有他，事后他知道有这个事，就赶了进来。所以从排位子上也看得出来，他是排在后面一点，如果作为正式邀请人，他可能会排在前面。小平同志当然事先有人给他介绍，他当时就表示希望哈默以后到中国来投资，我们可以搞经济合作。”
在邓小平的促成下，1979年5月，美国企业家哈默率领16名随员访问北京，成为第一个叩开中国大门的外国企业家。此后，哈默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同，并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安太堡露天煤矿。哈默提出安太堡露天煤矿的主要管理权要由他的西方石油公司掌握，这在1979年的中国是没有先例的，然而邓小平却破例同意了。此后，大批的外国公司带着大笔资金以及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进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
唐龙彬印象很深的是，在休斯敦宇航中心，邓小平用看似不经意的口气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宇航员登天的；而在波音总部，小平说，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造飞机的。对当时在他身边的中方人员来说，可能更多地将这些话理解为一位领导人对未来的“畅想”。在一切都变成现实的30年后，再想起邓小平当年的话，唐龙彬感慨连连。
小平风格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担任翻译的是冀朝铸，他也因此成为中美关系又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点名要我去，我当翻译这么年了，早就从翻译一线退出搞外事工作了，但是这一次为邓大人当翻译，是莫大的荣幸。”当时马上就50岁的冀朝铸已经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虽然明知当口译很辛苦，但冀朝铸说，“拼了老命也要去”。
对比周恩来和邓小平，冀朝铸说懂英文的总理非常细致，“翻错半个字，他也要更正过来，要跟我说”，“邓小平根本不管，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但这并不意味着给邓小平当翻译就更轻松。“正因为他放松，我更紧张，千万千万不能翻错。”第二个原因，“他特别矮，我特别高，给他翻译的时候，我得半蹲下来”，“他在这，我在这，所以一场翻译下来，我也很累”。说到兴致处，冀朝铸笑着站起来示意。
这样的对比，在周恩来、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彭迪，也得到相同的验证。彭迪说，周总理喜欢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会把他们召集去一起修改会议草稿，经常是半夜23点召集大家，开会，一讨论就是到凌晨两三点。“每次他不轻易作结论，就是提问，像拷问大家一样，我们有很多问题都直接向他请示。”相比之下，邓小平则是另一种风格。彭迪说到了美国后，邓小平没有开过几次会，“我们起草稿子他从不参与，交上去之后，他也不修改”。很难说小平有什么外交技巧或策略，但是他为了改变一个国家而毫不掩饰的决心，或许是他最大的外交技巧和筹码。
在动身一两天前，邓小平把彭迪、黄华、章文晋叫到自己家里开了个会，也是临行前最后一次检查工作。“他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彭迪说，“我是你的新闻助理，你有什么叮嘱我的？”邓小平回答：“这个事情我相信你，没什么问题的话不必找我，你自己处理就行。”在彭迪看来，这颇代表邓小平的性格，“邓小平讲话从来没有底稿，他也不和周围人商量”。这让下面的工作人员既惊讶又钦佩。
彭迪的感觉是：小平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很难改变他的想法。美国两位比较有名的记者找到彭迪，表示想采访邓小平，写一篇人物报道。彭迪转告给邓小平，他不同意。后来这两位记者又找到尼克松，请他出面帮助推荐。彭迪再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我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对于美国掀起的“邓旋风”，彭迪深有体会。“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彭迪说，“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这就是：诚实、坦率、和蔼、可亲。
邓小平在与卡特会面时曾这样说：“我们愿意和美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关系。”“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当时在旁边做记录的彭迪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谈与美国发展“政治关系”，“以往我们谈的大多是‘战略关系’或‘经济关系’之类的”。
在邓小平离开美国时，副总统布什赠给小平两部动物电影，让他带回去给孙子、孙女看。或许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位领导人充满人性的那一面。
（采访录音由实习记者罗燕、赵燕波整理，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