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解读“杀出一条血路”

1979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广东省委负责人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年初听传达，觉得“杀出一条血路”的提法，未免说得太严重了。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重新解读“杀出一条血路”，才有了新的体会和感悟。

改革是一条“血路”，因为旧体制的力量极其强大。改革所要“杀”的，不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而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力量巨大的旧体制。这个旧体制，有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苏联模式作支撑，经过建国以来30年的实践运作，已经深入人心，不说是固若金汤，至少是难以撼动。要在这样的旧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从世界范围看，1990年代以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无不以失败告终。前苏联改革先驱赫鲁晓夫，在1964年遭遇宫廷政变，黯然下台。从此开始了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僵化停滞时期，最终为苏联的解体和共产党的下台埋下了祸根。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布拉被处以绞刑。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后，捷克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被开除党籍。所有这些，都是旧体制力量强大的例证。对此，邓小平心知肚明。果然，特区创办不久，就有人指责特区是“旧中国的租界”。蛇口开发区运输车辆每车4分钱的奖金，也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以至总书记胡耀邦亲笔批示，风波才告平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也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金钱挂帅”，受到批判，直到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公开的批判才有所收敛。如今回望30年的来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是一条冲杀出来的“血路”。

改革是一条“血路”，因而改革者的风险极其巨大。面对强大的旧体制，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者的命运也就充满着风险。旧体制维护者手中的杀手锏，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根大棒。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牺牲了党的两任总书记和一大批改革者的政治生命。有人作过一个统计，当年带头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代表人物，在后来的岁月中基本上都是命运坎坷。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人所共知。《光明日报》率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任总编辑的杨西光，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位“文革”前的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不仅没有得到提拔，反而在1982年即改任《光明日报》顾问。批准转载《实》文的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受冲击最大，被迫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改任全国人大常委。《实》文执笔人之一孙长江、签发人吴江等人，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分别受到整肃，一度连文章也不能发表，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于1983年夏被从中央党校调到首都师范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直至离休。比较而言，仅有《实》文作者之一胡福明后来当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今天回顾这些历史往事，更加深切地感到改革成果的来之不易。实践一再证明，邓小平关于“杀出一条血”的谈话，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一位智慧老人对历史规律的洞察。

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的谈话，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其一，应当尊重历史，为改革者树碑立传。改革是中国的又一场革命。在改革这一条“血路”上，不仅有旧体制的残渣碎片，更有改革勇士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列宁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就是要重温历史，记住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对于为改革作出了贡献的先驱们，应当为他们树碑立传，以启示当代，教育后世。其二，坚持无私无畏，以敢试敢闯的勇气深化改革。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事业，难度大，风险大。致力于改革的人们，应当有“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怀，以前总理朱镕基为榜样，“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其三，应当讲究策略，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改革是一场战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首要的目标选择。为此，既要勇于改革，又要善于改革，运用适当的策略手段，以“克敌制胜”。比如，掌握舆论宣传的主动权，观念变革先行；组织和壮大改革者的队伍，做到有人办事；维护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减轻改革阵痛。又比如，精心选择改革的突破口和改革方案出台的最佳时机，与民意适时对接；实行必要的妥协和退让，以最大的共识推进改革。总之，我们应当系统总结古今中外实行改革的经验教训，在为改革者营造宽松环境的同时，加强改革者的自我保护，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夺取深化改革的新胜利。

（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