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与权力－信仰

——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

三十年过去了，一个很是独特的中国现象。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源自于一场思想解放、一种思想的冲动，从而使思想解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结下了难得的缘分。

然而，三十年后的思想解放却可能引出这样一个值得深刻反省的问题：为什么一场思想解放能够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三十年的长足发展？这个被解放的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它能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具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不可否认，在一个以全能主义为特征的国家体制之中，思想的解放必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个人崇拜依然深重、两个“凡是”以及按照既定方针办的紧箍咒下，举凡任何一种经济的冲动、权力的冲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三十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本质上就意味着是对权力和信仰的解放，要把国家权力从两个“凡是” 的旧秩序中、把个人信仰从固有的个人崇拜氛围中解放出来。

在那经由“文革”十年打造出来的个人崇拜的信仰方式之中，正统就不是一种教义宗教，而表现为一种哲学和思想观念。于是，当个人成为真理的化身之后，权力秩序就等同于对一种思想的绝对信奉，从而把对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人崇拜与真理的信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整合。权力等同于信仰，而崇拜本身则意味着真理及其信仰。特别是当这种权力及其信仰的实践模式，惟有依赖于固有的国家权力之时方才能够得以实施的时候，固有的权力体制几乎就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思想就难以单纯，不可能是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模式，从而使思想解放本身表达为一场事关权力和信仰的时代转变。

这种很特别的中国现象，不能不使人想起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义的危机》，那种以思想为动力根源来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著名论点。林毓生论述的是100年前的中国近代社会，但以思想的改变来改变中国社会的运动惯性，即使是在100年后的中国，它也没有全然的变化。如果要说其中已经发生的某种变化，那就是在1949、1969年之后，权力体制和信仰模式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改变。

思想反而成为了权力和信仰的象征。与此同时，权力的运作和信仰的转型，则具有以思想为象征的操作结构了。所以，思想一旦出离了旧有的藩篱，那种建立在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权力冲动，就不可阻挡地、借助于被解放的思想潮流而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表面上看来，这依然是一种“意义的危机”。那种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主义或真理、国家政治神圣性的信仰，就伴随着这一思想解放冲动而成为了历史。对于权力、真理的信仰，由此也被转变为对于思想的正确性或正确的思想要求。于是乎，权力的危机经由思想的解放、意义的转型而被顺利解决，改革实施的路径则被建构成功。为此，三十年前经由思想解放而得以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就经由这种“危机的意义” 而具备了无法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正因此缘由，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具有了异常深刻的思想制约和正当性要求、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信仰维度。中国人记忆犹新的有关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计划与市场等问题的争论，无不属于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思想解放的问题。经济尽管发展，国民财富虽然增长，但其中的思想要求及其内涵从来就没有改变。这个被解放出来的中国思想之所以会承当有如此巨大的内容，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曾经作为中国经济冲动的价值源头。所以，思想的解放及其解放过程，方才承当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巨大责任，其重要性和长期性日益深重，迄今亦没有被淡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曾经还承当有反对迷信的伟大使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亦曾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迷信的破除，同时即是思想解放的前提。这个迷信，并不是指对神仙鬼怪的信仰。而是对于固有权力和所谓旧精神、旧理论、旧学说的盲目崇拜。近代中国100多年以来，复古思想主张、专制主义与迷信的复杂联系，使中国人的反迷信一直成为一个强大有力的政治动员武器。从“五、四” 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无不始于一个以反迷信为象征手段的思想冲动。

这既不同于丹尼尔·贝尔所讲的经济冲动与宗教冲动。因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即是因为思想理论能够掌控着权力、支配着信仰，解放思想同时就意味着权力和信仰的解放。它既包含了改造民众信仰世界的主张，其深处却是从思维方式的改变，以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资源的总体动员方式，其目的却是一个新政治理念、一种新的信仰的成功的建构。此乃思想冲动，引发权力冲动而导致经济的冲动。

显而易见，与解放思想相互对应的这一“迷信” 概念，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特征。为此，解放思想的主张，既是对于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反动，亦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其中一定会包含有权力与信仰重建的期待。

依照中国信仰的传统规律，中国人的信仰传统是由宗教、哲学共同维持的，在不同群体中对宗教与哲学有不同的侧重。为此，权力上层偏重于哲学－教义的正当性信仰，社会下层则偏重于彼岸、天国的补偿性宗教信仰，所以，上层信仰容易伴随着权力、思想的改变而改变，下层则会随利益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权力上层的正当性信仰，必然就会随着本本主义的破除、对个人崇拜现象的终结而被解放出来。而思想解放、破除迷信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相当深刻的权力与信仰重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由此观之，一种正当性的信仰危机，往往会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复兴和改变。固有的政治权力的衰微，会导致旧日信仰的危机；而新兴政治权力的建构，也同样会使新的信仰解放出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刚刚结束的日子里面，伴随着个人与教条迷信的破除，必然就是信仰危机的出现。所以，思想解放与破除迷信，既要破除固有的个人崇拜及其教条主义的迷信，同时亦就是信仰自由和权力重建的共同要求。正因为这样，一个貌似简单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动力。

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由于改革开放的强劲推动，已经具有了可观的发展和强盛趋向。可是，那些经受思想解放而被解除了迷信紧箍咒的权力与信仰，如今则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再度深入发展的另外一种紧箍咒了。经济发展的思想维度，似乎早已雄风不再，难以直接构成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这就如同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业绩，也很难再次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唯一的证明方法了。因为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与权力与信仰的变迁，各自都具有它们自己的运作规律。至于社会中下层的信仰方式，却因为利益和身份的变迁，它们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多元化、利益化了。为此，眼下已过去了三十年，也许单挑一个思想解放之主张，难以再度引发权力与信仰的解放、推动中国经济的二次起飞了。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程，是否已经直接建构了一种多元开放的思想体系、一种普遍认同的信仰系统、一种民主化的权力结构？这就是反思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思想之解放，倘若缺乏信仰的基础、缺乏民主的与社会的普遍认同形式，它就可能会成为权力开道的象征资本。思想解放导致的经济发展，从而又以经济发展作为权力和信仰的正当性证明方法。可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多元发展，自有它得以发展、稳定的阳光大道和市场基础，实际上业已导致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思想选择层面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从而使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紧密相关的思想维度和信仰维度，呈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思想方式的巨大改变，已经不能再次导致权力和信仰的直接解放了。

所以，三十年之后，在社会变迁方式、经济增长方式都面临着新的变革之时，中国人今日重提思想解放，就禁不住要小心问询：这是要延续固有的改革模式、还是要改革固有的改革模式，开放往日的开放模式，从而才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

如果过分强调对思想的解放，中国人将会担心过度偏重于思想解放而忽略了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其他主要问题，如市场失灵、贫富差距、权力腐败、国家失灵等等。因此，当前中国人希望和期待的思想解放，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模式的改变而已，而应当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建设方式的变迁、公共权力实践方式的改变。

就此而言，源自于思想解放而引发的相关问题，将涉及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这些重大问题，即权力公共化、信仰社会化、思想多元化。它们三位一体，一而三，三而一，或许就会成为三十年后中国人改革开放的共同冲动力量了。依此而言，则思想有了实践，信仰有了挂搭，权力得到了认同。那个始于100多年前的“中国意义的危机”，就很有可能被中国人的改革开放事业转进成为“中国秩序的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