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眼里的胡风
购到柯启治、李晋西“编撰”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反反复复地读了，觉得真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说它有意思，有如下三个理由。
一是该书讲述了关于前“胡风派”的一些未为人知的细节。
如牛汉当年便发现围绕着胡风实际存在着两个亲疏不等的小圈子。他回忆道：
（1953年）我从东北回来后常去太平巷看望胡风，一个月至少有两三回吧，有时在太平巷胡宅还见到鲁煤、鲁藜、徐放、绿原、芦甸、严望、谢涛（应为谢韬，笔者注）等。但徐放告诉我，他们还有更亲近的人在别的时间约会。（第103页）
他和鲁煤、鲁藜等处于比较疏远的圈子，他们“希望少谈政治，多谈诗创作的得失”，常于周末在胡风家中聚会；路翎和绿原、芦甸等与胡风“更亲近的人”则形成了另一个圈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诉求，于是“在别的时间约会”。他“得知他们另有一帮人，对此很不理解”。
又如牛汉等与他们在对胡风的评价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他描述了“1954年深秋的（一次）聚会”，写道：
当时胡风的处境令人很伤感，他被摆在一边受冷淡。芦甸说：“文艺界对胡先生的意见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
胡风在房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这么高的评价，我不可理解，我不同意，几分钟后说有事，退席了。我很伤心，拂袖而去。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诗作者，为什么这样提呢？！为什么要追求这些？有几个人拦我，我执意要走，也有几个人跟着出来。严望、徐放他们也走了，态度和我相近，不欢而散。我对胡风这种态度很难过，起码有三四个月再没去看望他，也不通电话。他们也不找我了。（第104-105页）
牛汉“拂袖而去”的心理因素很简单，只是“我确实认为我们不该在政治上谋求什么地位”。但他这一走，不仅使他与胡风及“更亲近的人”更形疏远，还直接导致了他在1955年的运动中成为“第一个逮捕”的对象。据他回忆，不久就有某人（知名不具）适时地向上面打小报告，上面便把他当成了“胡风集团”中的持不同意见者，提前批捕的目的显然是为让他“好好揭发”此事。
二是该书提出了关于“胡风集团案”的一些新观点。
如在“为什么要批胡风和他周围的一些人”一节中，有如下一段：
2004年，胡风女儿张晓风和我深谈过一次。我认为涉及到毛的问题也不必回避；应该毫不含糊。她态度不一样。我们谈不拢。他们认为胡风对党、对毛一直是肯定的，这一点不能动摇。后来胡风大儿子张晓谷打电话要约谈一次，我拒绝了。（第117页）
牛汉似乎认为胡风有过针对毛“讲话”的言行，但胡风家属并不认同他的观点。应该说，后者并不缺乏根据。1951年张中晓在致胡风信中确曾批评过“讲话”，该信被摘要收入“第三批材料”，《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措辞非常严厉。由于未见胡风当时的复信，他是否附和或赞同张中晓的观点，尚不得而知。1977年12月胡风在《简述收获》一再强调他未反对过“讲话”，只承认“我没有正面严正地批评过张中晓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曲解以至侮蔑”。胡风的态度如此，胡风子女的态度便也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牛汉坚持自己的观点，在同节中提供了另外的佐证，他说：
1944年在重庆舒芜由路翎引荐认识胡风，成了胡风身边最信任的年轻人。他的《论主观》发表前和胡风商讨过，但后来他不敢承认。《论主观》是针对1942年毛的“讲话”的。（第118页）
其实，问题并不在胡风“敢”或“不敢”承认，而在于《论主观》“是”或“不是”针对“讲话”。当年舒芜与胡风探讨《论主观》的全部通信已经面世（《舒芜致胡风信》，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期），一查便可明了。其中第七信（1944年2月29日）清楚地写道：“关于陈君的问题而写的“论主观”，已完成，两万多字。”信中“陈君的问题”，说的是1943年底陈家康（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时任《群众》主编》）、胡绳（时任《新华日报》副刊主编）等人的文章受到延安中宣部来电批评这件事。胡风为他们叫屈，舒芜便撰文鸣冤。说到底，《论主观》是为声援受到党内批评的陈家康等人而作，其主旨是吁请政党“容许一切新的探索和追求”，宣扬“个性解放”。
三是该书定稿后在出版时又作了删节。
笔者近日在互联网“天益社区”之“学科站”读到一篇题为《牛汉：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的长文，篇末注明该文摘自该书“2007年8月5日二稿”，发布时间为“2008-10-15”。在紧接着“1944年在重庆舒芜由路翎引荐认识胡风……”那段后，还有如下一段：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太功利了。只有阶级性，根本否定人性，人文精神都排斥了。但到现在胡风家人与舒芜也不敢说《论主观》是针对1942年毛的“讲话”的。
翻看手头的书，书末竟也标注为“2007年8月5日二稿”，却没有见到这段文字。看来，网上发布的应是真正的“二稿”，出版时有删节，书末应改为“三稿”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