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的形成之路
1978年，当真理标准的讨论被蒙上阴影时，邓小平发话了：“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了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此刻，全世界的镜头几乎同时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邓小平同志曾非常坦率地对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谈到中国的问题：“我们过去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好，现在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80年代，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到了18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清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原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经他一说化解得如此的浅显。由此看来，关于解决“肉”的问题，在邓小平的心里似乎早已有了办法。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被科学界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此，科学、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员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出如此轰动的效应，甚至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而根本则在于是否定“两个凡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
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若干场合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指责。然而，“青山遮不住”，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达650多篇，一时间，真理标准的问题成了人人关注的讨论热点。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了话：不卷入，本身也是卷入。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月27日，第一个表态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其次是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第三个表态的是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从此学术观点转变为了政治态度。“天平”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当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大好时机正向中国走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想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尚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国际风云态势却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再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时不我待，邓小平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其实，20年前的中国也曾面临过一个极好的机会。那是1955年的“亚非会议”前，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香港，短期内，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富贾们将资金移至香港后，除部分低息贷给当地企业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时间竟很难找到用户。
据说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1954年的11月份）来到了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郑重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香港的经济形势。
毛泽东与陶铸临别时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据说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可见，对外开放，在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当中，早已有过想法。
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了少有的活跃景象。通过这些访问，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感更加强烈了。“机遇难求！”中国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统一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代表团终于踏出了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延期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此会之前的那个务虚会却鲜为人知。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4月份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另一个代表团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共和国第一个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是由三十多位身着统一颜色的中山装人士组成的，其中包括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其中还有李灏、王维成、胡光宝等同志。考察团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考察活动从5月初直到6月上旬。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先后都回到了北京，一份关于西欧五国的经济考察报告和一份关于港澳的经济考察报告，还有对南共的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了中央。这几个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的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应该提到的是：赴南斯拉夫的考察团的报告中提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对日后的改革开放工作可以说是很具启发意义的。
1978年9月9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黄城根北街9号院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据李灏回忆说：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这次会议从规模上虽远不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但从规格上却是接近于政治局扩大会。并据传，此会原本只准备开二十余天，结果却整整开了36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期的7倍）。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小平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主题报告。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有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会上，习仲勋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胡耀邦称赞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讲到开放，引用外资，中国条件最好的省份，一个是广东，一个是福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广东省来说，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1979年年初，习仲勋和省委的吴南生一起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关于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和现有的条件，搞补偿贸易，搞加工，搞合作经营及广东先行一步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日-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一起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以后，习仲勋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并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会间，他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能算是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缸里一顿，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也许是与老战友在一起的缘故吧，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在那个务虚会之前，江泽民同志率领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的政府代表团，走出了国门。
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了广东省，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便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了文件起草小组，并由两省分别给中央写请示报告。6月6日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两份文件汇齐后便被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新的特殊的政策得到顺利地进行（当时之所以叫做“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
1979年8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国家具体负责国家对外开放工作的机构。其前身是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最初，此机构设在国家计委，后来搬至9号院。管委会主任由谷牧同志兼任，常务副主任是周建南同志，而江泽民同志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兼任秘书长。进出口委党组的下属由外贸部、外经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九个单位组成。周建南同志后来曾称赞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体，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却是齐心齐力，干实事的。
举办经济特区，这在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大事业，进出口委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毫无捷径可走，最好的办法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在经济特区形成之前，可以把进出口委比作绘制蓝图的职能部门。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规章，成立之初，国务院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进出口委。
1980年3月24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文件，对两省的对外开放活动予以了肯定。
1980年8月26日，经过反复论证和13易其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此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城范围。从而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对经济特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会议，有报道说，参加会议的共有54个单位，136人，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周建南同志协助。这次会议的准备十分充足。首先，周建南同志专程到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1980年9月下旬??10月份，在联合国有关机构资助下，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委员会有关工作人员的参与下，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还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邀请联合国组织的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考察组从所见所闻及有关材料中，对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基本经验归纳了五条：1.立法比较全，可操作性强；2.有开发总体规划，从小到大建设；3.管理体制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自主权；4.注重人才培训；5.有优惠政策。回国后，在对各国经济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性建议。这些都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与会者对经济特区的很多重大政策问题统一了认识之后，便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较系统的意见。会后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查。
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一个星期后便批准了这一《纪要》——中发［1981］27号文件。这次会议对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的构架做了初步的集成工作，为特区的创办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区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1991年特区创建10周年之际，作为经济特区创建者之一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深圳，当他看到深圳的建设者们所取得的成绩时，在庆祝会上，他高兴地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望，再过10年，当经济特区庆祝它建立20周年的时候，将会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大成绩，将会更加生机勃发。”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当年歌里传唱的被那位老人画过圈的“经济特区”已经走过了30个春秋，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虽然只是短短的五年，但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以及让广大人民得到了更多实惠的五年，既是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的五年，更是“经济特区”健步发展的五年。
回首过去，就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3个铭记：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未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会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