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人们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逐渐深入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也逐步传入到中国。当时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相继出现了关于列宁、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新闻报道。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列宁著作的传播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要多和快。

第一篇阐述列宁的理论观念的文章，是1917年12月28日在《中华新报》上刊登的，作者是杨匏安。之后，列宁的《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托洛茨基的《社会革命》等著作的英文译本，也开始在中国流行。最早的列宁传记是1918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三号，由一位日本学者写的题为《关于列宁——俄国极端主义党派领导人》的著作和译文。这篇传记还附上列宁的一张照片，是列宁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上。1919年9月15日，《解放与改造》第二号发表了另一个日本作者的长篇文章《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原则的实现》，那是中国读者第一次看到关于托洛茨基的一些资料。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开始用中文翻译并出版布尔什维克主义著作。列宁的第一篇中文译著是1919年9月1日发表在北京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的文章《俄国政党与无产阶级的任务》，1919年12月15日在北京出版的《新中国》杂志上，也刊载了一篇列宁著作的节译，题目是《俄罗斯之政党》。“列宁的著作，在一九二0年也开始流行了，散见各报刊的计有：《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俄罗斯的新问题》、《旧制更新》、《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蓝宁之演说》等”（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461页）。

1919年9月至1922年初之间，中国又先后出版了列宁的十一部著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对列宁的传播开始具有更大的系统性，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从1921开始到1925年间，大量节译和介绍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关于列宁著作有：李达摘译自列宁《劳动俄罗斯中劳动的研究》中的一节《列宁的妇女解放论》；蒋光赤译《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即《俄罗斯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仲武译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革命后的中国》、《亚洲的醒悟》（即《亚洲的觉醒》）、弼时译《中国战争》、郑超麟译《专政问题的历史观》（即《专政问题的历史》）和《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陈乔年译《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等。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有：蒋光赤和瞿秋白分别译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原理》和《列宁主义概论》，这两篇文章均摘自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另外还摘译了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标题为《苏联政治经济概况》。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的最早中译本，出版于1927年，由武汉长江书店印行。而据不完全统计，在1922―1927年列宁的三十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

相比较而言，从1919年7月到1927年4月之间，中国只出版了马克思的10部著作，其中包括《哥达纲领批判》（共四版）、《资本论》的几个章节及其第一版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同样一个时期出版的恩格斯著作，有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次出版不同的译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二版）、《反杜林论》第二和第三章及《关于权力》。另外还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联手写的几篇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声明》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除了俄国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相同，使当时中国的先进人们易于认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还在于俄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对于当时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人而言，它无疑具有榜样的感召力和典型示范意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无疑从理论上宣布了遵循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昭示。

不过，对于经俄国人诠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有什么特点和局限，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去作理性分析和认识。其原因正如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亚历山大·潘佐夫所分析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对尽早在本国进行一场类似于俄国的革命的急切愿望，使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试验缺乏批判性的认识，因而全盘接受了它。就连那些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著作的人，尽管发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观念之间的差异，但也还是倾向于把俄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唯物观念之间有无差异，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未必能够认识清楚，我们也不必苛求前人。但把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当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来接受却是事实。例如，《新青年》杂志在1921年7月1日发表的陈独秀的演说《社会主义的批评》中指出：“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的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的招牌。”同样，李达于1921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马克思还原》的文章里，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俄国所行的，各国最怕的‘劳动专政’，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用不着大惊小怪。”“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次基等弄堕落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同样的意思，施存统也表达过：“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

总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的翻译著作，便足以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第96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事实上，五四以后，一批主张革命救国的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看到了中国的曙光，他们热情讴歌和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他们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定只有坚持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这些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受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也特别注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调和实行。

需要指出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但在接受俄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一是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差容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影响；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以俄为师"的心理定式。事实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入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苏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1924年斯大林在苏联领导地位的确立，利用其政治手段垄断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语解释权，完成了马列主义的神学化，最终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及其解读模式，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文本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同社会政治生活直接相关，过分强调其现实作用和意义，夸大其普适性；每当政权制定出新的策略，便从经典文献中寻找依据，从理论上作出论证；过分突出了经典文本的‘论战’色彩和至尊地位，强调了斗争性而抹杀了同一性；以‘正统者’的姿态，否认异己观点和解释的合理性，长期垄断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释权；而在具体操作方式和话语系统方面又极为单一化等等。”（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第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时至今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窠臼。这一体系的一个最大弊端乃在于对于实践地位的强调不够，对于人的主体性重视不够，不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和主旨的理解。因而，如何认识和看待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影响，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需要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