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日本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渠道除了俄国外，还有日本和西欧。关于这三条传播途径的特色，“从日本而来的主要是一般学理方面的，从西欧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从苏俄而来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可以说，除俄国外，日本是1923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其主要代表人物在北京为一李二陈，即：李大钊、陈溥贤、陈启修，在上海为二李二陈，即：李达、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他们都曾留学日本，通日文。他们以五四运动为契机，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日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之一，其作用不应忽视。德国汉学家李博教授在其《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特别指出，五四时期“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对此，郭沫若后来的回忆也强调了这点，他说：“中国民众是从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们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如果查阅一下文献资料，同样可以得出这一饶有兴趣的结论，即最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日本知识分子。我本人是在读Kawakami Hajime（即河上肇——作者注）的书时了解了一点关于马克思的东西。”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书的附录《中国社会主义书籍题解》和《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收集考证了94本中文社会主义的书籍，基本理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译成中文的情况。

历史表明，最早将马克思及其学说传入并介绍到中国的是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而最早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民初的中国留日学生、旅日的同盟会人和中国社会党人。可以说，中国人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日本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要关系。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翻译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通过自己出版的刊物进行介绍。

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开始的。《民报》和《天义报》对《宣言》的简要介绍，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中国人介绍马克思著作的最早开端，而这两个刊物登载的《宣言》的译文，均译自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幸德秋水等二人合译的，于1904年11月13日发表在《平民新闻》周刊上的日译本，它是日本最早出版的《宣言》。众所周知，《宣言》正式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是陈望道1920年8月翻译出版的，这个版本正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它自1920年到1938年前后18年6次再版，直到1930年，才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我党理论家华岗根据英文翻译的《宣言》的全译本。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宣言》的全译本，也是我国首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1938年，成仿吾、徐冰又根据德文版重新翻译了《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个新译本在译文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较符合原著的思想。

另外，中国人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了解和介绍，也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途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文译本的正式出版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在《资本论》中文译本未正式出版前，它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上登载和出版《资本论》入门、《资本论》解释等通俗读物来传播的。这当中考茨基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当时译作柯祖基《马氏资本论释义》）和马尔西写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影响最大，但这两本书的正式出版均是由日文转译过来的。前者是由陈溥贤根据日本高畠素之译的《资本论解说》重译，后者则由李汉俊根据日文版转译的。

关于日本这条途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李大钊、陈独秀等最先进的中国人以五四运动为契机，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偏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日本某些理论家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就长期对他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3期）李博认为，由于当时日本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的学者的德语水平不高，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不是依据德语原著，而是从美国的通俗读物或者英文转译和介绍过来的。如1903年在梁启超创建的广智书局出版了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党》这三本书的中译本的日本作者的社会主义知识“不是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原著，而是来自几本概述社会主义的美国科普书籍。”1907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髄》的中文译本在东京出版。而李博指出，“担当日本无政府主义侧翼公认的领导人Kotoku Shusui（幸德秋水）在他作品（即《社会主义神髄》——作者注）的引言中明确指出了他写作时依据的材料来源：除了几本美国的社会主义著作以外，就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根据美国和英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或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特点在于“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决定论，不重视作为社会变革手段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在马克思理论大厦中的地位，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暴力形式只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

当时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日本学者有幸德秋水和河上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髄》和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均有译文出版，且非常具有影响。书中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思想的理解，在当时还可以说是十分出色的。但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无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理解显得比较稚嫩和肤浅。例如，从陈溥贤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看，他还不能够把握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以致事实上把唯物史观看作“社会组织进化论”，进而相信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下，社会改革的“最快的路径和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组织一个没有做坏事必要的社会出来”。幸德秋水也把革命看成是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明确地反对暴力而主张议会道路，宣称“社会主义大革命将能堂堂正正地、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这无疑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这些，对于早时的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李大钊在其思想早期就深受河上肇的影响，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基本上是转述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至第三册连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文的有关内容。受河上肇的影响，李大钊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社会组织进化论，认为唯物史观“与前世纪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与此同时，他也承继了河上肇理解上的不足，有把唯物史观简单化为单纯经济决定论的趋向，如李大钊认为马克思过于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人类精神的作用和改造，要求以道德感化来补充唯物史观的思想意识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

结合俄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看到，一方面，基于理论素养和翻译条件的限制，当时中国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和宣传主要是借助于“二手”材料，即主要是以日译本和俄译本为蓝本和中介，并且多为节译和摘录。而大批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汉译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了。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俄国人和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所介绍、解说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表明，“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时，几乎都没有时间和机会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他们当时执着的政治信仰还没有丰富、系统、扎实的理论准备作思想基础。驱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的，一是唯物史观所展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令人憧憬的人类社会理想，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救亡的紧迫感，以及试图完成对中国的根本改造的彻底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性、革命性思想的吻合。”（何显明、雍涛，《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第4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这种情况势必会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甚而会产生一些糊涂的认识和误解。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某些不准确，甚至误解的地方，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期在所难免，它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不断得到克服和纠正。另外，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比较完整、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所说：“马氏的书本难理解……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要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

总之，我们在充分肯定早期传播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功绩和地位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当时现实的需要，理论准备的不足和接受主体理论水平的有限，加之对经俄国和日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缺乏理性分析和思考，再加上传统文化心态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早期传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和不足，它和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发展、研究中的某些现象是有一定联系的。分析并指出其历史局限和不足，并不是要苛求前人和挑剔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