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文革中的清华大学

清华的风雨岁月：“三个月运动”

（编者按：刘冰，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其所处的地位而深受冲击。文章是作者本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对清华大学及整个教育界那段特殊历史的记录。）

１９７２年７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称赞他提出的希望我们“倡导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并要陪同会见的老资格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同志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为完成总理交待的任务，周培源同志回校后给总理写信提出：“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建议“由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工作”。总理立即将周培源的信批给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迟群、谢静宜。批示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浅尝辄止，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以后，总理又多次指示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指出：“这事不能再拖了。”“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强调不够，学校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大、中学毕业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连续几个月一再强调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并殷切告诫有关领导人员“要认真实施，不要浅尝辄止，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总理对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前途的倾心关注，激励着教育、科技界广大知识分子，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许多教师感到提高教育质量有希望了。何东昌同志是清华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在迟群召集研究教学、科研的会议上，他依据总理的指示，结合清华当时的情况，主张学制要延长，招生工作中文化课应当考试，基础理论课、技术基础课要增多、加强等等，并就此陈述意见。迟群迫于总理的指示，加之他自己对教育茫然无知，这一时期对何东昌表现了特有的热情，他那能言善辩的嘴巴，挂上了何东昌的名字。从迟群那里传出议论教学、科研的话题，一时间，沸沸扬扬，加强基础理论的空气像缕缕炊烟在清华园飘起。

１９７３年４月，国务院科教组发出通知，高校招生在注重政治条件的基础上，文化课实行考试录取，这无疑是在总理指示督促下才会有的改进。我当时真的以为迟群、谢静宜在执行总理的指示，真的以为他们在重视和发挥何东昌同志的作用，从心底里深感欣慰，并希望从此学校教育工作会慢慢好起来。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日，《辽宁日报》按照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张铁生是１９６８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在辽宁新城县一个公社担任生产队长，１９７３年大学招生考试中，他的物理、化学课，得了零分。他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本人自１９６８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劳动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我所苦闷的是，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后一句话，发表时被毛远新删去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说：“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接着说：“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８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辽宁日报》这篇报道和编者按语，并加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上海《文汇报》还发起了“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红旗》杂志和《教育革命通讯》发表署名文章和评论，指责高校招生实行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教育革命通讯》是国务院科教组主办的，是迟群、谢静宜掌握的，这个刊物的重要言论无疑是代表他们的。随后迟群、谢静宜们叫喊：“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他们设在清华“工字厅”办公室和毛远新相联系的热线电话也忙碌起来。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担任了辽宁铁岭农学院的革委会副主任。高考实行文化考查被迟群、谢静宜、毛远新推翻了，并且在全国掀起了一阵风浪。我当时不明白，高校实行文化考查，迟群、谢静宜原来也是赞成的，并且国务院科教组还发了文字通知，为什么毛远新一反对，他们马上就串通一气共同反对呢？这不是反对国务院的决定吗？这不是和总理的指示精神相违背吗？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怀疑他们会敢于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次迟、谢与毛远新串通一气兴风作浪，使我联想起许多天来疑惑不解的一件事：这年７月的一天深夜，迟群领着一个神秘人物钻到清华图书馆，索去了９８本日本画册。画册是１９７２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赠给清华大学１００００多册图书中的一部分。记得赠书到校时，校党委各位领导曾经浏览审看过，大家认为其中一部分画册多为人体画，男女裸体形态多样，颇不雅观，不宜展出和外借，迟群当场表示要严加管理。时隔一年后，迟群竟专选这些画册送给“最最革命”的毛远新，这是何道理？从这次他们联合反对高考文化考查，我解开了这个谜：他们不仅政治上早已结盟，思想上也是沆瀣一气的。

１０月间迟群、谢静宜对何东昌同志发动突然袭击，进行批判。这就是他们在清华搞的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即“三个月运动”）。什么“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复辟回潮”等等政治“帽子”、“棍子”，一股脑儿向何东昌打来。迟群叫嚷：要“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要选择重点单位”“揭盖子”，“夺权”，“占领阵地”。霎时间，清华园内乌云密布，恶浪翻滚。在此之前，１９７３年９月迟群、谢静宜就已经提出要把“批孔”作为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要把“批孔”与“深入教育革命”结合起来。但我极度麻痹，认为不过是一般的批判，一般的“结合”而已，从没有想过他们会在学校里搞什么具体的运动。１０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开完常委会，何东昌同志与我一起离开东厅会议室，在通往校革委会办公室门口的路上，他告诉我说：精密仪器系党委书记夏镇英请他晚８点到系里给毕业班学员作毕业实践动员报告，晚上的党委会议他要请个假。东昌分管教学工作，给毕业生作毕业实践课的动员是分内的事，并且学生很快要下厂，时间紧迫，在我看来，他应该去，所以我说：“你先去吧，晚上的会是阳品同志（政治部副主任）传达北京市委布置的工作，有记录嘛，你可以看看，或明天我给你说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迟群、谢静宜正在磨刀霍霍，窥测时机，对夜以继日为教育事业全心工作的何东昌同志“杀”过来。已经有两三天我没见到过迟群了，这天晚上阳品同志正在常委会上传达北京市委关于结合“批孔”深入“批林整风”的工作布置，迟群从东厅东面的小门突然来到会场。我请他坐下，他没回应，嘴里叼着纸烟，在会场里边走边看，围着会议桌转悠了一圈，扭头走了。大约半小时后，他派秘书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何东昌为什么没参加常委会，干什么去了？我说：何东昌向我请了假，并说明了请假的原因。迟群说：“你怎么知道他去作毕业实践动员报告呢？”“老何说的。”我断然回答。迟群说：“你相信吗？”“怎么能不相信呢？”我惊奇地回答。迟群皮笑肉不笑地说：“他去搞活动了，这你清楚了吧！你早点把常委会结束，打电话叫何东昌回东厅开书记会。”从迟群办公室出来，我好像挨了一闷棍，脑袋麻木，思绪混乱，不知道迟群要干什么。我仓促地结束了常委会议，要各位书记留下。我正要离开会议室去打电话，迟群来了，他指着我说：“你先别走！”接着他面对大家说：“待一会儿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何东昌的问题。何的问题很严重，我观察了很久，他阴一套，阳一套，说穿了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他背后搞了很多活动，今晚就是一例，说什么到精密仪器系作毕业实践动员报告，那是借口，实际上是搞活动！你去打电话（用手指着我）。他来了就开会，要他交待。”好大的帽子，好险恶的语言！迟群的话像火烫般地惊醒了我。这是突然袭击，是要整人！从我脑子里顿时闪出了这个结论。怎么办？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拉紧了我的每一根神经。我站在会议桌旁，一动也不动。突然想到还没打电话，于是我挪动沉重的双腿，到我的办公室给夏镇英打电话催东昌回“工字厅”。在电话上我问：“何东昌同志是在作毕业实践动员报告吗？”夏镇英回答：“是呀！”我说：“听说他去搞别的事了。”夏镇英回答：“什么事？我不知道呀？”我说：“你催他快回东厅会议室，开书记会。”我所以这样说，是想让夏镇英能够意会，给东昌透个信息。在我打电话时，迟群到我办公室来了，我的话虽然他全听到了，但迟群还是问：“夏镇英怎么说的？”我断然回答说：“何东昌在作毕业实践动员报告，还没有完。” 迟群沉默了一下，同胡宝清（军宣队人员，时任清华政治部主任）一块到前厅去了。我独自坐在原地，紧张地思索着在即将出现的局面中我取何种态度：可否什么话也不说，以沉默相对，结果又会是什么？极大可能是以我准许东昌请假为借口，扣上相互串通的帽子，一块挨批，一块打倒；我或者可以先对东昌的“活动”表示“ 惊讶”，向他追问几句，书记会后观察一下迟群的动向，弄清楚他对何东昌的下一步行动，主席是否知道此事，然后再作决断。我匆忙地选择了后者，这时支配我的主要思想是怕同东昌一块被打倒。

我刚到东厅会议室，东昌也来了。既然是书记会，理应由迟群主持，但他要我主持，我表示应由他主持，他说：“那好吧，你先说。”他把我推了出来，这显然是逼着我说出他要说的话，当然我不能也不会鹦鹉学舌，但由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敢不说，于是只好向东昌提问了。虽然我只是公事公办地要东昌向大家谈谈他到精密仪器系干什么去了，但实际上等于打了头阵。东昌作了说明之后，迟群、谢静宜围攻了上来，什么“搞活动去了”，“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最近出现的怪现象，某些小字报对宣传队的攻击，都与你何东昌有关”等等，种种莫须有的东西信口喷出。胡宝清也帮着“加温”，可谓欲加之罪，横竖有词。会场气氛紧张，迫使我又增添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什么“老何，出于你我之间的信任，是我同意你请的假，你这不是言行不一吗？”“我们都是犯过错误的人，是宣传队解放了我们，你怎么忘记了呢？”我看着东昌的痛苦表情，同情他，却又在批他，批了他，我又难过，心情十分矛盾。

从这天晚上的书记会开始，这年的１０月到来年的１月，连续三个月采取大会、小会，面对面、背靠背各种形式批判何东昌同志，此即所谓“三个月运动”。东昌被扣上了“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的罪名，总帽子是“右倾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艾知生和滕藤同志。迟群、谢静宜说，报告了主席老人家，主席支持他们。这更使我感到“圣命难违”，思想被紧紧地捆住，不敢越雷池一步。许多场合迟群把我推到前台，一些会要我主持，一些话要我去说，我似乎成了“鞭挞”东昌的领头者。实际上我是“煮豆”被燃着的“豆萁”，我的难言之苦只有回到家里向苗既英同志倾吐，而她也只能安慰我说：“人家说报告了主席，咱们是党员，以你处的位置，不这样也不行，只要我们不是害人，将来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在批判何东昌的过程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迟群、谢静宜带着一帮人在他们“首长”指挥下，钻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宅里收集什么材料，据说整天翻箱倒柜，忙个没完。即使这样，他们对清华乃至整个教育界也并未放松，经常夜里回校打听动静，发号施令，“除旧布新”。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上旬，迟群、谢静宜说他们在《北京日报》内部材料上看到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一封“反潮流的信”，“一个１２岁的孩子，敢于反对旧的教育制度，是了不起的”。于是他们利用这封信大做文章。１２月１２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很长的编者按语：“这个１２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远不止于此”，“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１２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这篇《摘抄》和“编者按语”，并又加了该报的按语，赞扬这个小学生“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号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接着国务院科教组在迟群的授意下，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的《摘抄》和编者按语，这样就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批判“师道尊严”推向了全国。其实，黄帅只不过是和班主任有些矛盾，家长让她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而已，他们哪里料到会被人利用来当“枪”使呢！这些大言不惭的政治骗子，为了政治目的，不惜去玷污一个孩童纯洁的心灵，可谓可耻、可恨！

在清华，迟群、谢静宜更是把他们自制的《摘抄》、按语当做“重型炮弹”，向大学、附中、附小轰来，煽动大家“敢于反潮流”，“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向复辟势力开火”，“向师道尊严开火”。迟群还喊叫着要“横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布置在各系、各教研组、附中、附小找重点人物，搞重点批判。清华园上空的乌云更加浓重了。一天深夜，迟群、谢静宜召集北大、清华党委主要负责人，鬼鬼祟祟地宣布说：根据“首长”指示，为了加强“革命”大批判，两校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人员以北大为主，清华也要从政治课教师中抽出一些思想、文字水平比较好的人参加。地址设在北大，由两校党委领导。今天晚上我们商量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就定下来，抓紧选调人员。迟群还特别征求了我的意见。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既然是他们“首长”提出来的，谁敢不同意？我当时既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么高的觉悟敢于提出异议，只有表示了赞成。会后，我以为从清华调人他们会找我研究，谁知迟群直接布置给了胡宝清，把我甩开了，这倒是我巴不得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正希望他们这样呢！

时隔不久，麻烦来了，大约是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下旬或者１９７４年１月初的一个夜晚，迟群交给我一份铅印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没有说明材料的用途，要我第二天召集干部和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举行小型座谈会，宣读材料，征求意见，然后把座谈会记录交给他。我还没有接受过这种既不说清也不道明的糊涂任务，接过材料，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从心底腾起。我走回办公室，木然坐在沙发上，长时间抽烟、出神，然后拿起电话，要办公室通知各系党委书记和几位知名教师、工人代表，第二天上午１０点开座谈会。凌晨１点回到家里，我把材料仔细看了一遍，想不明白为什么林彪摔死两年零四个月后才搞这个材料，并上联两千年的孔夫子呢？材料中林彪的一些话是从哪里弄来的？孔夫子的话又是谁给选出来的？这显然与迟、谢到毛家湾的活动、两校写作班子的建立有联系，是迟、谢与他们的“首长”蓄谋已久的产物。那么搞这个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深入批林吗？我苦思冥想，感到一定有什么重要政治目的，但具体是什么，猜不清。要我来主持这样的会议，座谈“材料”，不是又把我推到前面当枪使吗？越想越感到不对劲。第二天上午，座谈会一开始，迟群出奇地１０点钟也来了，大家发表意见时，他不时插话，看起来很得意。１２点前他要会议结束，把材料和记录一块收起来拿走了。听说这个材料送给了他们的“首长”，后来成了中共中央１９７４年１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批林批孔”政治运动，就是从这个材料发出开始的。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３日或１４日，迟群告知几位副书记，他和谢静宜受“首长”委托，外出办事，要离校一周左右，学校的工作要我负责，不好定的事，要等他们回来。外出干什么，他们不说，也没人敢问。至于学校工作要我负责，我既没推脱也没表态接受，心中只是拿定主意：市委有布置就做，没有布置就不做，正好抓紧时间休息几天。大约２３日，迟、谢回到学校后，说是他们到了浙江二十军防化连，去送“首长”的信和“批林批孔”材料，并说“首长”很关心那里的“批林批孔”运动。随后他们又到了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调查初中二年级学生张玉勤“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致死”的事件。迟群说：“这个女孩子有觉悟，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敢于反抗，她在英语试卷背面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这样好的学生被学校逼得跳了水库，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的一个典型。”并说他们还要写报告，通报全国。我边听边想，这不是又一个张铁生嘛！他们又有“文章”好做了！

又有好几天没看见迟群、谢静宜了。他们虽然住在学校，常见有两校写作班子的人给他们办公室送书送稿件，有时成捆地送，但没见他们露面。从校外传来信息：１月２４日、２５日，驻京部队与中央及国务院直属机关分别召开了“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和迟群、谢静宜不但参加了两个大会，而且都是他们作重要讲话。听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的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他们对总理很不尊重，在江青支持下迟群、谢静宜在讲话中点了外交部和总政治部的名。他们具体讲了些什么，点了些什么问题，我全不清楚，因为清华没人参加这些会。我听到这些消息后很气愤，对江青、迟群、谢静宜极为反感，觉得他们太狂妄，简直是飞扬跋扈了！大约是１月２７日或２８日的下午，迟群、谢静宜突然找我到他们办公室，胡宝清也在那里，后来惠宪钧同志也来了。迟群大讲“反走后门”问题，说现在“走后门”的事很多，这种行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要在清华的干部中查这个问题。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艾知生的小孩‘走后门’上了第一外国语学院，你知道吗？老刘！他是通过杨伯箴进去的，你和杨伯箴熟悉吗？这件事要严肃处理。要艾知生老实交待和杨伯箴的关系，如果他不交待，就开除他的党籍。”迟群指着我说：“老刘，你先说说吧。”“我不知道这件事，杨伯箴我们熟悉，艾知生和他们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也没听别人说过”，我回答说。迟群说：“艾知生小孩‘走后门’的事，你说怎么办？”我说：“恐怕先要调查一下。”“不必要了，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现在是要他本人老实交待，进行处理的问题”，迟群武断地说。我沉默无语。胡宝清接着插话，把艾知生攻击了一番，污蔑艾知生同志不老实。迟群说：“现在决定由老刘负责，你俩（指胡宝清、惠宪钧）参加，找艾知生谈话。你（指我）要告诉他，不老实交待就开除他的党籍，‘走后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党内。”在“三个月运动”中艾知生同志已经被批判了，现在又要找他的“错’，不是雪上加霜、置人于死地吗？我心里对迟群感到厌恶、可恨。为了推脱，我说：“你（指迟群）自己出面找艾知生可能会‘严肃’些。”迟群说：“我有别的事，就按刚才说的，你负责，就这样定了。”这样我又被迫接受了“燃萁”“煮豆”、鞭打自己同志的痛苦任务。后来我才知道，迟群们制造的艾知生通过杨伯箴“走后门”，纯属诬陷。迟群在１月２５日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走后门”时，就点了外交部、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名，这证明迟群是拿他制造的艾知生“走后门”作为“炮弹”，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 摘自刘冰：《风雨岁月：１９６４～１９７６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月版